余秋雨：我们的文化不鼓励人们思考真正的大问题 | 思想国

世界上各个文化群落，都有不同的人格范型。荣格说， 一切文化最终都沉淀为人格 ，一点不错。随便一数，就能举出创世人格、英雄人格、先知人格、使徒人格、苦寂人格、绅士人格、骑士人格、武士人格，以及中国人所追求的君子人格。拿破仑虽败犹荣，也与他所代表的个人范型有关，在我看来，是六分英雄人格，加上四分骑士人格。

从林怀民，到白先勇、余光中，我领略了一种以文化为第一生命的当代君子风范。

他们不背诵古文，不披挂唐装，不抖擞长髯，不玩弄概念，不展示深奥，不扮演精英，不高谈政见，不巴结官场，更不炫耀他们非常精通的英语。只是用慈善的眼神、平稳的语调、谦恭的动作告诉你，这就是文化。

而且，他们顺便也告诉大家：什么是一种古老文化的"现代形态"和"国际接受"。

为什么天下除了政治家、企业家、科学家之外还要艺术家？ 因为他们开辟了一个无疆无界的净土、自由自在的天域，让大家活得大不一样。

从那片净土、那个天域向下俯视，将军的兵马、官场的升沉、财富的多寡、学科的进退，确实没有那么重要了。根据从屈原到余光中的目光，连故土和乡愁，都可以交还给文化，交还给艺术。

我们的文化不鼓励人们思考真正的大问题，而是吸引人们关注一大堆实利琐事。上学、考试、就业、升迁、赚钱、结婚、贷款、抵押、买车、买房、装修……层层叠叠，一切都是为了活下去，而且总是企图按照世俗的标准活得像样一些，大家似乎已经很不习惯在这样的思维惯性中后退一步，审视一下自己，问：难道这就是我一生所需要的一切？

当人群失去了尊严，他们的文化也无法再有尊严。失去尊严的文化怎么可能给失去尊严的人群增添点什么？这是一种可怖的恶性循环。

一代又一代的兵荒马乱构成了中国人心中的历史，既然历史的最精轮廓由暴力来书写，那么暴力也就具有了最普及的合理性。中国文化在历史面前常常处于一种追随状态和被动状态，因此有很大一部分成了对暴力合理性的阐述和肯定。有些暴力确实具有惩恶扬善的正义起点，但很少有人警觉即使是正义的暴力也会失控于报复激情，沉醉于威慑惯性。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怀抱文明、固守冷静的文化人就显得特别孤独无助。

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一抖，于是大师和历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 一部中国文化史，有很长时间一直把诸多文化大师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群挤眉弄眼的小人。

文化以沟通为胜业，文化以传播为命脉。世上那么多障碍，人间那么多隔阂，就靠文化来排解。

历史转型常常以权力和经济开道，但要让这个转型真正具有足够的高度和重量，不可以没有一大批文化大师的参与。

文化，在它的至高层次上绝不是江水洋洋，终年不息，而是石破天惊，又猛然收煞。最美的乐章不会拖泥带水，随着那神秘指挥的一个断然手势，键停弦静，万籁俱寂。

只有到了这时，人们才不再喧哗，开始回忆，开始追悔，开始纪念，开始期待。

人类，要到很多年之后，才会感受到一种文化上的山崩地裂，但那已经是余震。真正的坍塌发生时，街市寻常，行人匆匆，风轻云淡，春意阑珊。

文化的最重要部位，只能通过一代代的人格秘藏遗传下来，并不能通过文字完全传达。中国经过太长兵荒马乱的年月，尤其是经过"文革"，这种人格秘藏已经余留无多，因此必须细细寻访、轻轻拣拾，然后用自己的人格结构去静静磨合。

中华文化曾经有过至正至大的气魄，那时的文化人生存基座不大，却在努力地开拓空间：开拓未知空间，开拓创造空间，开拓接受空间，为此不惜一次次挑战极限。

我最不耐烦的，是对中国文化的几句简单概括。哪怕是它最堂皇的一脉，拿来统摄全盘总是霸道，总会把它丰富的生命节律抹杀。那些委屈了的部位也常常以牙还牙，举着自己的旗幡向大一统的霸座进发。其实，谁都是渺小的。无数渺小的组合，才成伟大的气象。

一切精神文化都是需要物态载体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就遇到过一场载体的转换，即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场转换还有一种更本源性的物质基础，即以"钢笔文化"代替"毛笔文化"。五四斗士们自己也使用毛笔，但他们是用毛笔在呼唤着钢笔文化。毛笔与钢笔之所以可以称为文化，是因为它们各自都牵连着一个完整的世界。

这就是可敬而可叹的中国文化。不能说完全没有独立人格，但传统的磁场紧紧地统摄着全盘，再强悍的文化个性也在前后牵连的网络中层层损减。本该健全而响亮的文化人格越来越趋向于群体性的互渗和耗散。互渗于空间便变成一种社会性的认同；互渗于时间便变成一种承传性定势。个体人格在这两种力量的拉扯中步履维艰。生命的发射多多少少屈从于群体惰性的熏染，刚直的灵魂被华丽的重担渐渐压弯。请看，仅仅是一支毛笔，就负载起了千年文人的如许无奈。

人生命状态的构建和发射是极其复杂的。中国传统文人面壁十年，博览诸子，行迹万里，宦海沉浮，文化人格的吐纳几乎是一个混沌的秘仪，不可轻易窥探。即如秦桧、蔡京者流，他们的文化人格远比他们的政治人格暧昧，而当文化人格折射为书法形式时，又会增加几层别样的云霭。

语言方式毕竟只是语言方式，它从属于思维方式、人生方式。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学一学欧洲的文艺复兴。欧洲文艺复兴并没有人提出类似于"国学"的复古主张，却由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这些形象艺术家，用最感性的方式把古典、宗教中的人性因子激发出来，让任何人都能感受到其中的美丽和温度，于是，漫长的、充满经院论辩的中世纪立即黯然失色，新时代来到了。可惜，我们总是在用巨大的金钱和精力，构筑着中华文化复兴的反方向。

许多文化现象的发生与戏剧演出不一样，有多种方式。例如古代经典未必能被广大民众直接阅读，却因已经渗透在社会体制和生活方式中而成为一种宽阔的发生方式；又如原始岩画未必被很多人看到过却作为早期人类的审美验证而受到今人重视。但是，我们更应该百倍重视那些曾经长久风行的文化现象，因为长久风行使文化变成了一种群体生态，一种文明方式，实际上也使"文化"这个概念上升到了更宏观、更深刻的等级。

上海文化的光明面历来包藏着国际文化经典的充分养料，一切断断续续的小打小闹，不可能铸就上海文化的强力构架。

我这些年转悠各地，看到广受赞誉的新加坡领导人因发现市民家里很少有书架而深深痛心，看到台湾各界为"高消费、低素质"的普遍现象而忧虑重重，看到香港文化人为香港是否已经脱掉了"文化沙漠"的帽子而激烈争议，深感一座城市的文化形象真正要让自己和别人满意，真不容易。

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各种还活着的文化一定能找到一两个与自己对应最密切的空间，在这些空间中，不管事情还在发生着或者已经发生过，都会以大量的感性因素从整体上让人体验那些文化的韵味和奥义，与文本记载互相补充，互相校正，这便是文化现场。作为一个文化人，在自己的脚力尚有裕余的时候，应该尽量多寻访一些这样的地方。

世界上不同文化群落之间的隔阂与沟通，也是以是否互相深入文化现场为契机。玄奘到印度取经，看似着眼于佛经文本，实际上更重要的是深入佛教发生地这么一个重要的文化现场，这使全部佛教文本都具备了充足的母体依据。在十八世纪，当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终于有规模地狭路相逢的时候，互相都不理解，但相比之下，欧洲对中国文化现场的深入，更为主动也更为提前，这只要读一读法国耶稣会传教士留下的通信和英国马嘎尔尼留下的日记就可明白，因此在后来两种文明的冲撞中他们也就有利得多，而中国方面，对欧洲的了解则长期处于"海客谈瀛洲"的状态，光凭着可笑的臆想和推断与对方交涉，自然处处被动，笑话连连。

寻找文化现场，就是寻找那盏能够照亮对方、照亮环境，于是也随之照亮自身态度的灯。多一点这种寻找，就少一点历史的盲目，少一点无谓的消耗。

间接现场是指事件已经过去、地点比较泛化的次现场。对于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度来说，许多重要的文化现象余绪犹存，但它们的重点爆发期已经告一段落，往昔爆发的现场残烟缭绕、陈迹斑斑。我们当然不可能赶上一切文化的爆发期，既然如此，何妨退而求其次，去寻访遗迹的现场。⊙

历史并不仅仅是中学、大学里的一门课程，而是一种无法摆脱的背景，一种无法抗拒的遗传，文化人的使命是自觉地帮助自己和他人整理这种背景和遗传，力图使它们经过优化选择而达到良性组合。这一切，仅仅在今天发生的文化事实中寻找资料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回过身去踏访千年。千年何在？茫茫大地，可以用空间补时间。这种可以兑换为时间的空间，就是我们所说的间接现场即复杂现场。一个人的历史文化素养，在很大程度上就看他曾被多少这样的文化现场融化过。

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哪一个真正的大文化人不是为了人类的和平、友好而东奔西走、四处游说的？世事荒乱，文化人的学园、讲坛一次次构建着有可能的和谐；人心浮动，文化人的著作、演说又努力抚平着社会躁动的神经，使之安定。文化人也有争论，争论的最终归向也无非是用何种方法才能更有效地使社会和谐和安定。直到二十一世纪，文化的至高层次都仍然是如此。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在欧洲那些满目瓦砾、遍地废墟的城市里，音乐会已经开始，衣衫褴褛、伤痕累累、家破人亡的人们走进尚未整修的音乐厅，在神圣洁净的乐声中，精神立即获得修补，当他们走出音乐厅时，不再是一群疲惫的可怜人，很快，由于他们，欧洲也渐渐地恢复了元气。这件事让我一直难以忘怀，因为它使文化在战争的余烬中又一次展现了自己的原始使命。

文化，永久地寻求和祈祷着世间的无伤害，而一旦伤害形成，它又挺身而出进行治疗。治疗好了还要继续追访、善后，预防伤害的再次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