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把读者喂成现在这种样子

南方周末 · 公众号 · 社会 · 2016-12-27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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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来觉得当代文学只关注人和人的关系，而忽略了人和自然的关系，这使得“文学反映生活或者现实，还有相当大的局限，不够宽广”。（CFP/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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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社会导致乡村的朴素伦理出现问题。然后得利的是城里人。每个城里人，还都觉得他比乡村的人更文明。”
“今天我们社会上那些乱七八糟的阅读，首先不是读者造成的，是出版界的那些庸俗的人造成的。他们自以为是地揣摩读者的需要，大量生产那种下三流的作品。总喂人这种东西，当然导致阅读趣味的下降。”
“我觉得文学或任何一门知识，只要认真对待，就会把你引往触碰禁忌的方向。我们的认知界限、道德界限，是在触碰各种界限的基础上往外扩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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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阿来的非虚构作品《瞻对》在鲁迅文学奖评选中以零票落选，阿来写了封公开信抗议。

“得奖与不得奖，我都得继续上路，进行我独自的寻访。”抗议不了了之，阿来写作没有停。《瞻对》之后，他想换副笔墨，写点轻巧的东西，于是有了自然题材的《山珍三部》：《三只虫草》《蘑菇圈》《河上柏影》。他没想到，一篇比一篇沉重。都市的消费欲望，让青藏高原上的三种植物——虫草、松茸和岷江柏疯狂了，这导致乡村的朴素伦理发生问题，而“每个城市人都觉得他是比乡村的人更文明”。

2016年12月7日，阿来自然三部曲中的《蘑菇圈》获得郁达夫小说奖。他到浙江富阳领奖，谈起两年前《瞻对》的话题，语调平和，却如鲠在喉。“有些人还在奔向某个企业家、政治人物，去树碑立传、去拍马屁，走到半途偶像轰然倒塌。”阿来说。

阿来最重要的几部作品，《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瞻对》，几乎每一部都碰触到禁忌。写土司争战及其覆灭的《尘埃落定》1994年完稿，找了不下二十家出版社，却遍投无门，四年后才出版。被拒绝的理由，一是对创新的东西没有把握，二是民族、宗教禁忌，三是担心没市场。199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获得茅盾文学奖，销售数百万册。

“ 我觉得文学或任何一门知识，只要认真对待，就会把你引往触碰禁忌的方向 。我们的认知界限、道德界限，是在触碰各种界限的基础上往外扩张的。”阿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如果我们永远在一个特别安全的范围内，也不可能有进步。”

本来想写些轻松的，结果越写越沉重

南方周末 ：为什么写《蘑菇圈》这本小说？《三只虫草》和这本书有点类似。

阿来：写作人通过写作进行自我调整。我十年以上没有写中篇小说了。第一篇写的是《三只虫草》，从一个消费社会热衷消费的事物入手，写乡村，写边疆。写消费社会重塑的城乡关系，或者说是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写完，发现沿着这个思路还可以写，又写了松茸。再写，就写一种珍贵的木材，一个濒危的树种：岷江柏。

当时的想法就是写得轻松一点，单纯一点。不曾想，还是越写越复杂，越来越沉重。轻巧的初衷，只在第一篇《三只虫草》中保持住了。《瞻对》写成非虚构是个意外，本来听了个传说想写成小说，一调查，却碰见了一个用不着虚构的故事，拿到所有材料后，觉得为什么要去虚构它？

南方周末 ：《瞻对》读起来不亚于小说。

阿来：因为这些历史事实放在那。那样的现实——历史也是现实，只不过是过去的现实，虚构起来反倒没必要。那种沉重与荒诞甚至可以使写作者抑郁。

所以要自我治疗，返身来写《三只虫草》。这三本书也关涉到这些年我的一点思考。觉得中国文学，尤其中国的叙事文学——不算诗歌和散文，从古典文学开始，就总是讲人和人的关系，而且很难讲到光明处。

人性的黑暗、卑劣、权谋、功利，从《水浒传》《三国演义》都是这样，到当代文学我们这批作家，基本还是这样。一是因为传统，二是我们在接受西方现代文学观念时，接受的还是人性恶，说社会或现实如何荒诞。当然并不是说现实中没有这种东西，但是西方文学中还有更积极一点的东西，却对我们的当代文学影响很少。

西方文学除了处理人和人的关系，有相当多的作家会注意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定义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但是有一个词，我觉得比社会还大，那就是世界。世界当然就不只包括人，还有大自然，更多的更广泛的生命存在，还有水，天空，空气。 我们有时候偶尔关注到一点点自然因素，也只不过是把它当成生活背景，而不是把它当成真正客体性的存在 。就像电影，出来一个人，背后肯定会带上一棵树，一座山，是风景描写，没有真正渗透到对自然本身的充分的尊重和认识。

原本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包含这样的因素，更不要说现代科学发展到今天，人与世界、自然的关系是时时刻刻需要注意的。中国这些年来的发展，已经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问题。即便这样，我们文学还是没有对此发出过任何声音。稍微想想，就觉得文学反映生活或者现实，还有相当大的局限，不够宽广。

南方周末 ：所以这次的写作，是有意的尝试吗？

阿来：我自己不太愿意把小说写得特别简单，一篇小说除了要说明一个问题，同时也包含着另外一个或多个问题。我就是想反思我们今天消费社会当中建立起来的，以城市为中心的消费模式。对于乡村，或者对于边疆地带，其实在商业链条上就是对它的盘剥。这种盘剥，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城市对乡村的盘剥，而不将其归结为民族与民族的关系。

虽然我们一直在说消灭城乡差异，但其实，今天的消费社会中，它一直存在： 首先是城市决定需要乡村供给什么，其次是定价权在城市。城市需要乡村的供给，但乡村自己不能定价。 没有定价权时，就一定被盘剥。当然更不会顾及这种供求关系会对乡村伦理与乡村社会发生何种影响。

现在大量农民进入城市，乡村剩下什么？乡村剩下的东西不多，大部分乡村肯定就破败了，被遗忘了。乡村只有两种情况可能还会被消费社会即中心城市关注，一是那个地方自然风光很好，可以把它改造成旅游目的地，但这种幸运的乡村是很少的。第二个就是这个地方出产某种稀奇的珍贵的东西，被贪婪的消费社会所需要。而且这种东西往往还不是生活必需品。比如，虫草就不是一个必须消费的东西。

南方周末 ：虫草的营养价值，有明确的说法吗？

阿来：虫草到底有没有用，有多大用，至今都没搞清楚。但在消费社会中，商业力量能够不断炒作。这种东西的出产地在青藏高原，那里的高寒地带生态非常脆弱。但虫草的炒作不是一般的疯狂，把它的价位弄到那样一种地步。这在产地，既引起生态问题，也引发人伦的问题。

今天我们向自然索取的东西中，有很多并不是必须的，虫草是这样。《蘑菇圈》中的松茸也是这样。《河上柏影》中的柏木也是这样，为什么人们非要为手上戴的一串香木珠子去毁败一种植物，去毁败自然。这是消费社会当中城乡之间的另一种关系。

我查了很多资料，迄今为止并没有真正严肃的科学机构说松茸一定是比别的蘑菇更有营养价值。它不能人工栽培，过去卖几毛钱一斤，后来一下就两三百块一斤。为什么呢？缘于一个传说。广岛原子弹爆炸的时候，在爆炸的地方什么东西都没长出来，最先长出来的就是松茸。然后就说它抗辐射、抗癌。在青藏高原上，这东西起码长在海拔3000米上下，广岛是贴到海平面，但是没人追问。

▲ 虫草季节时，藏区居民在采集虫草。对虫草的消费导致当地自然资源和社会关系的破坏，阿来将之视为城市对乡村的盘剥，而非民族关系。（CFP/图）

南方周末 ：这种炒作对当地的具体破坏是什么？

阿来：一旦这东西成为值钱的东西，在当地就引起疯狂采挖。一是带来资源枯竭，二是带来了社会关系与世道人心的变化。老百姓过去还有一套朴素的跟自然相处的伦理，虽然不一定科学。这个伦理的基本原则，是让自然界有再生能力。比如打猎的人不会在春天打猎，因为那时候母兽都怀孕了。

以前的确有些好规矩。比如村子里会指定，今年烧火的柴就在这面坡取。明年换个地方。都是大森林，一轮过去，再去那个地方就是十几年后了，树木又长起来了。但国家的森林工业一来，大面积砍伐，老百姓心态也变了，说我们保护有什么用？刚开始采伐的时候，当地人总跟森林工人起冲突。我在《空山》写过，晚上村里男人上山把人家的锯子、斧头都藏起来或毁掉，这有什么用？

资源面临全面枯竭，海里没有鱼了，林子里没有动物了。所以后来我又写第三篇，讲一种柏树的消亡，小说名叫《河上柏影》。

南方周末 ：柏树的故事也很荒诞。

阿来：更荒诞了，一旦某种木材稀有，就开始被炒作。这种柏木有香气，大的做家具，小的把根都要挖出来，做手串，或者根雕、摆件。因为扭曲的树根有些奇怪的纹理。就这么一点东西，大家都去挖掘，把一种树整没了。这已经是第二波了。

第一波是太行山里有一种崖柏，是彻底绝种，现在只剩过去伐木残存在岩缝里的树根，农民冒生命危险到悬崖上，把绳子吊下去，把那点树根刨出来，就为做手串。

这是消费社会引起的，一种物质超出它的价值后，导致乡村朴素伦理的崩溃。崩溃以后得利的还不是他们，是城市里的人。每一个城市里的人，还都觉得他比乡村的人更文明。

南方周末 ：《河上柏影》这篇小说，似乎没有在杂志上看到。

阿来：是直接出的书。书里我写了宗教的无节制发展。比如至少从清代起，寺院的规模、僧侣的人数都有定制。但现在，早就突破了。好多城里人把钱花在这些地方，把精力花在这些地方。当地因应这种消费趋向，直接把宗教场所开发为旅游产品。

过去寺院规模有限，因为钱财来源主要是当地信众。今天布施的金主在内地，在发达地区，老板、明星、官员、小资，供养源源不断，开始大兴土木。

我常想，信仰本是精神的情感的，是内在的，现在却以物质的方式暴发式地呈现。这倒是这个时代信仰贫乏的病象表现。

我们如何把读者喂成现在这种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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