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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有这样一位老人，
他一生跨越了晚清、北洋、
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时代，
堪称“四朝元老”，
跨经济、语言、文化三个领域。
他是中国著名经济学、语言文字学家，
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制订者，
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
是仅有的，
曾和爱因斯坦会面的几位中国人之一，
再过几天他就要112岁了，
男性中少有的高寿，
现在他依然思维敏捷，
口齿清晰，红光满面，
绝对的中国国宝级老人。
他就是周有光。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
1906年1月13日，
出生于江苏常州青果巷，
一个贫穷破落的家庭。
青果巷是一条著名的弄堂，
除了周有光，
这里还曾走出两位中国语言学大家：
赵元任和瞿秋白。
一巷三杰，令人称奇！
1918年，他考入常州中学，
当时白话文不允许进入课堂，
有一位老师思想很新，
经常在课外宣传白话文，
令周有光对语言产生了兴趣。
那时常州中学的课本，
基本都是英文的。
等到他走出中学时，
已经有了很高的英语水平。
1923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
主修经济学。
1925年，再入光华大学继续学习。
他年轻时的命运并不顺利，
甚至可以说是错位的……
大学毕业后，外语流利的他，
本可以和其他同学一样当外交官，
而他却偏偏选择再出国留学，
由于当时家境拮据，他只能选择日本。
因仰慕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
他离开原本就读的东京大学，
转考入京都大学，
结果还未拜师，河上肇就已被捕入狱。
从日本学成归国后，
他边在光华大学教书，边在银行工作。
不久后，日本侵华战争就爆发了，
他不得不带着全家四处逃亡。
1945年，抗战胜利，
他回到新华银行任职，
去了美国的华尔街上班，
终于过上了舒适、安稳的日子。
后来，他被银行又派往欧洲工作，
在那里，他发现欧洲人对字母学很重视，
于是买了许多字母学的书自学。
1949年，在国外生活优越的他，
却毅然选择了回国。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体会不到，
我们当时的感受……
我们都认为中国有希望……
学经济那么多年，我想中国当时，
最缺乏的也是经济建设，
于是立志回国搞经济。”
回国后，他继续在银行上班，
并兼职在复旦大学教经济学。
本可以领取上海最高工资的他，
却赶上了工资改革，薪水大减，
一百块只能拿到二十块，
但他却对回国的选择毫无怨言。
他知识渊博，什么都懂，
大家都叫他周百科，
他的百科全书里，
玩的最好的是语言学。
他一直对语言有着浓厚的兴趣，
大学期间，
就曾积极参加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精通中、英、法、日四国语言，
还发表、出版过一些关于，
拼音和文字改革的论文和书籍。
受到了语言学界的重视。
1955年10月，
周恩来总理在看到他写的书籍后，
亲自点名让他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
之后他又被文字改革委员会力邀，
希望周有光能够加入其中。
他有些犹豫：
“我搞语言是业余的，搞着玩呢”。
但文字改革委员会，
却坚持请求他加入。
后来，
周恩来总理都亲自打电话给他。
周有光因此决定北上，
从此开始了新的人生。
“就这样，我离开了经济学界，
到了语文学界。”
而正因为改行，
他幸运地躲过了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
同时期的上海，
一批经济学家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他的领导和学生在那个时期，
很多人受迫害而选择了自杀。
50岁前，
学的是经济学，
从事的是金融业；
50岁后，
在知天命之年，
却重新出发，研究语言学。
但半路出家的他，
却毫不畏惧，
以一种朴素的精神专研其中。
他主持和拟定了《汉语拼音方案》，
主导和建立了汉语拼音系统。
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
成为了全中国小学生的必修课程，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拼音方案，
因此，他被称之为中国的“汉语拼音之父”。
他还出版了《汉字改革概论》、
《世界文字发展史》、
《比较文字学初探》等20余种著作，
以及三百多篇论文。
1979年4月，国际标准化组织，
在华沙召开文献技术会议。
周有光在会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言，
提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
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
三年后，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国际投票，
认定汉语拼音方案，
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7098）。
他为汉语拼音从中国标准走向世界标准，
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没有他，
就没有我们中国人现在的汉语拼音。
左三：周有光
他虽是语言学大家，
生活中他却从不说甜言蜜语，
也不写含情脉脉的文字。
但是他却有着一段，
比温情的文字，更令人动容的爱情。
1933年，
他和赫赫有名的张允和举行了婚礼。
张允和出身于名门望族，
合肥张家四姐妹：
元和、允和、兆和、充和，
在中国乃至国外都赫赫有名。
张允和是“九如巷的张二小姐”，
叶圣陶曾说：
“谁娶了九如巷的姑娘，
谁就会幸福一辈子。”
张允和读中学的时候，
是周有光妹妹的同学兼好友，
因住得很近，放假了经常一起玩。
后来张允和考入上海的中国公学，
那时周有光正在上海的光华大学读书，
此时的张允和已亭亭玉立，清新脱俗。
同在一座城市，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
再相遇时，他便一见钟情了。
有一天，他从怀中小心翼翼地取出了，
英文版小说《罗密欧与朱丽叶》，
他把书签夹在书中，
待她翻到夹着书签的那页，
一句“我要在你的一吻中来洗清我的罪恶”
让她的心荡起了层层涟漪，
她在心里嘀咕，
“这人真坏，以为我不懂”。
他也有些难为情，
但他还是鼓起勇气牵起了她的手，
虽然最后，她没有允许为他‘洗净了罪恶’，
可是当她的第一只手被他抓住的时候，
她就把心交给了他……
不久后，周有光却犹豫了起来，
他写信给她说：
“我很穷，恐怕不能给你幸福。”
而她却回信说：
“幸福不是你给的，
而是我们两人一起创造的。”
他们两人的性格和爱好其是截然不同的，
张允和活泼率性，说话直接。
周有光安静沉稳，温文尔雅。
张允和喜欢清茶，
周有光偏爱咖啡，
张允和极喜欢中国古典音乐，
周有光却偏偏喜爱西洋音乐。
但就是这样两个人，
竟如涓涓细流般，
相濡以沫，携手度过了，
余下的70年的光阴。
他们似乎水火不相容，却实则很互补。
两人举案齐眉，琴瑟和鸣。
“结了婚，她听中国音乐我去参加，
我听西洋音乐她也去参加。”
只要是对方喜欢的事情，
他们彼此都会陪伴左右，
成双入对，恩爱无比。
张允和是兄弟姐妹中最早结婚的。
有朋友开玩笑说她犯规抢在了前头，
她就瞪着周有光说：
“可不是，不要脸，那么早结婚。”
一旁的他哈哈大笑，说：
“张允和这个女子最聪明，
可她干的最蠢的事就是嫁给了周有光。”
的确张允和与周有光在一起，
经历了动荡的一生。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时，
她跟着周有光全家四处逃亡，
逃难期间，他们的女儿因病不幸夭折。
抗日战争结束，到了新中国，
虽然躲过了反右运动，
但周有光却没能躲过文革，
文革时，他被群众揪出来批斗，
张允和毫不犹豫地就冲过去保护他。
他身体不好，被下放到干校，
她不畏权势，坚持给他寄药。
无论相隔多远，他们的心始终在一块。
恩爱如初，患难与共。
到了晚年，
他们俩蜗居在一个小房子里，
书房仅仅只有9平方米。
书桌前两椅一几，
古代夫妇“举案齐眉”，
如今人们很少有案了，
他们就发明了“举杯齐眉”。
每天到了约定时间，
他们就不疾不徐地并坐。
“我们两个上午喝茶、下午喝咖啡，
都要碰碰杯子，叫举杯齐眉。
周有光说：
“这个小动作好像是在玩儿，
其实有大道理，什么大道理呢？
就是说夫妇不仅要有爱，还要有敬。
要敬重对方。”
多情人不老，
多情到老，人更好！
张允和86岁才开始学电脑，
每当遇到问题时，
只要她一跺脚，撒下娇，
周有光就马上放下手头的事情，
乐悠悠颤巍巍地从书房里出来，
耐心地教她。
有一次，她想给大姐张元和写信，
“亲爱的大姐……”
没想到“爱”字一直打不出来，
她着急了，娇滴滴地喊道：
“周有光，这个‘爱’字打不了，
我爱不了了怎么办啊。”
他们都十分地乐观、豁达。
张允和的口头禅是‘我快乐极了’，
而周有光对于艰辛的下放岁月，
总是一笑而过。
他还说那几年，为他打开了视野呢！
还时不时地会说起一些趣事：
“天上飞来一群大雁，
黑压压如同一片乌云。
飞到我们头上的时候，
只听到一位大雁领导同志一声怪叫，
大家集体大便，
有如骤雨，倾盆而下，
准确地落在集会的‘五七战士’头上。”
腌了整个会场，
唯独他戴顶大高帽子幸免于鸟粪。
苦难的经历，就这样被他诙谐的一笔带过了。
到了晚年，
他常对着自己的光脑袋说：
“我的头发还没有长出来呢！”
当他91岁的时候，
有人问他多少岁了，
他幽默地回答，我今年11岁。
张允和则在一旁补充道：
“他自己认为，
人活到80岁，已算“尽数”，
后面的应从零开始计算。
我也不过是二八年华。”
这两夫妻，
真是一对快乐的老顽童！
2002年8月，
张允和因心脏病突发离开人世。
他默默坐在床前，望着她宁静的脸，
一直握着她的手不肯放开。
一向豁达的他，
这一次却怎么也无法释怀，
就像天塌了一样：
他说：
“允和的去世，
对我是晴天霹雳。
我们结婚70年了，
从来没想过，会有一天，
我们二人之中会少了一人。
这突如其来的打击，
曾使我一时透不过气来。”
至爱已去，
独留他在人间空思念。
从前出双入对，
而今，只剩他一人寂寞的背影。
他常常坐在书桌上对着窗外发呆，
魂牵梦萦，望眼欲穿，
到了晚上，就直接蜷缩在沙发上入睡。
后来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
他才从张允和的离去痛苦中走了出来……
如今的他，
马上就要进入112岁高龄了，
他依旧面色红润，鹤发童颜，
甚至逆生长，长出了黑发！
他笑称自己是“被上帝遗忘的人。”
百岁的年纪，
还能思维敏捷的人实在少有，
但周有光算一个。
著名诗人聂绀弩曾写诗来称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