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是我们需要考量的。如何从史学视域看待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学者们对此提出了各自的看法。
原文 ：
《“天人之间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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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恒（上海师范大学）：
关注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之间 关系的角度由时代决定
如何从学术史来看待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我们以工业革命为界限，工业革命以前，基本上是一些思想家在关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早期有西方的亚里士多德，中国的老子；到了近代，有“地理环境决定论”代表人物法国的孟德斯鸠、泰纳以及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当然也存在“非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他们承认地理环境有着重要作用，但不承认其对社会、文明起着决定作用，至多只是一定程度上的决定作用，代表人物有马克思、恩格斯等。工业革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真正论述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像《文明与气候》这本书的作者亨廷顿等。到了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热切关心这两者之间关系的人主要是历史学家。如美国中世纪史家小怀特早在1967年发表了《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认为基督教应当为生态危机负责；再比如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首先提出了文明的环境起源论，他在最后一本著作《人类、大地与母亲》中完全是以一个环境主义者来审视整个人类文明的历程。麦克尼尔于1976年出版了《瘟疫与人》，主要讲了疾病等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影响。晚年与作为环境史家的儿子小麦克尼尔合写了《人类之网》，特别关注环境史的研究。
关注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角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时代决定的。当下的环境史比较热门，资料浩如烟海。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研究文献不断更新，几乎每天都有新书目。尤其到了21世纪，出版了众多环境与社会工具书，如《全球变化百科全书：环境变化与人类社会》、《全球环境变化百科全书》、《世界环境史百科全书》、《环境与社会百科全书》以及刚刚出版的《全球变暖与气候变化全书》等。这里面有很多有趣、值得回味的东西，在百科全书衰落的当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有关环境变化的百科全书？
黄纯艳（上海师范大学）：
造船业发展与自然环境有关
“自然环境与社会变迁”体现了综合的和互动的研究思路。在我目前所做的课题中“宋代造船业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与这个主题有相关之处。船舶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工具和条件，与社会经济是密切相关的。造船业的发展本身也是与自然环境相关的。宋代经济重心南移，海上贸易繁荣，以及南宋以江淮防和海防为重心的国防体系等因素使宋代造船业与前代相比，在规模和若干核心技术方面都有了巨大发展。这可以说是宋代经济和军事运行环境变化的结果。
生活在江南的环境中，人们的生活与船舶须臾相关。例如，如果说在唐代文人诗歌中常见长亭相送，在南宋则码头送别和乘舟出行是最常见的主题之一。由于宋代造船业的发展，出现为数可观的船业群体，他们的组织形式和宗教信仰都有新的特点。生活在水上世界的人们，包括乘船出行的官员百姓等，要面临比陆上世界更多的不可知的风险，精神信仰和祀神活动对他们也就更为重要，祀神的频率甚至要远高于陆上生活的人群。可见船舶业的发展也为宋代社会带来若干新的因素。
徐茂明（上海师范大学）：
自然生态问题日益受到重视
“天人合一”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哲学命题，同时也是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原则，然而中国的历史学者真正对自然环境开始重视还是近年来的事情。这一现象的出现，除了受到国外环境史研究的影响外，还与中国现代社会急剧发展所带来的自然生态恶化的现实问题相关。近年来，我在研究江南社会文化史的过程中，大量阅读江南的地方志，其中“祥异卷”的内容就是记载各种异常的自然现象，包括各种自然灾害、流行疾病、反常气候、物种变异等。古人由于认识能力的限制，任何异常的自然现象都可能被简单地引申为“天人感应”的表征。而今我们从长时段的角度看，则发现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有着某种互动关系，近五千年来气候的周期性冷暖变化往往对应着社会的繁荣和衰乱，由此也为我们认识历史上周期性社会动荡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我在阅读江南地方史志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明清时期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经常发现老虎的踪迹，有时甚至对江南人的日常生活构成严重的威胁。这不是偶然的异常现象，而是反映了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社会生态的实际状况。江南老虎出没的规律不仅与与江南社会的经济发展、人口增殖、土地开发等存在一定的关系，同时也与自然气候的变化有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