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李录，美籍华裔投资家、美国喜马拉雅资本创始人及董事长。
李录被誉为“中国巴菲特”，而在查理芒格眼中，他是“一生中三个最成功的投资之一”，是外界盛传的芒格衣钵的传承者。
“我这一辈子只把芒格家族的钱交给了一个外人管理，他就是李录。”查理芒格说。
以下为李录演讲摘要：
作为自下而上的投资者，我们主要关注公司、估值、生意和行业。但在过去的几年里很多人对中国宏观环境忧心忡忡，悲观情绪蔓延。
当我们投资一个国家的一家企业时，说到底，我们也是在投资这个国家。我们需要对这个国家有大致的了解。
作为投资人，
我们的分析要尽量保持客观理性，摒弃任何意识形态及情感带来的偏见，才能让对未来的预测大概率正确。
在这些分析之上，我们就可以估测未来5年、10年甚至2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
中西方的历史文化差异
中国和西方，或者简单地说东西方不同的发展走向，是由不同外界因素影响所导致的，
其中地理环境是最重要的原因。
中国的西面是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北面是辽阔、冰冷的蒙古大草原，东面和南面临海。
农业文明时代，土地的稀缺性是贯穿始终的主题。当农业经济在到达土地产出极限，不足以维持人口的正常增长规模时，人类数量只能减少。
农业文明中的战争通常是为了争夺更多土地。最终的胜者是那些发明出一种大规模动员人民的方式的社会，也就是政治组织形式比较完善的社会。
中国是最早发明政治贤能制（PoliticalMeritocracy）的国家，从而得以释放出集体的巨大潜力。这一直也是中华文明的标识，西方在历史上则从未有过这样的传统。
欧洲整个区域并不大，却被山脉和复杂的河道分割成许多小块，易守难攻。要管理好所有这些小国，只需依靠以国王和贵族为核心的血缘关系和国与国之间的血缘、地缘关系便足够了。因此，在现代以前，西方的政治权力从未像中国那样向着平等主义、任人唯贤的方向发展。
然而，西方在地理上有一项决定性的优势。
欧洲和美洲之间的距离约为3000英里，中国和美洲之间的距离约为6000英里。因此，当欧洲商人发现美洲大陆的概率要远高于中国商人。
地理大发现的意义非比寻常。首先，欧洲人借此暂时逃脱了马尔萨斯陷阱，因为北美洲的土地比长江和黄河之间的冲积平原更广阔、更肥沃。
其次，新一轮的持续经济增长同时引爆了社会思想和自然科学两个领域的巨变，最终导致了启蒙运动和伟大的科学革命。
最后，自由市场经济与现代科技的结合引发了文明范式的转变，真正将人类文明带入了全新的阶段。
在欧洲，人无论你是谁，出身如何，都可以通过努力飞黄腾达。这有助于释放个体的力量。欧洲（西方）分裂的小诸侯国及美洲大陆上特别是北美的小殖民国，正是形成这种新文明的政治、地理土壤。
中西方之间有着长期历史渊源的、深刻的、根本性的差异，这就是为什么东西方搞不懂对方的原因。
02
中国的现代化历程
及近四十年的经济奇迹
1840年，中国和现代的西方以鸦片战争的形式相遇了，中国被迫开放通商口岸。此后的100多年里，中国在半殖民地状态下跌跌撞撞、举步维艰。
1949年，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重新建立起统一的国家，走上了计划经济的道路，部分原因是计划经济的特点与中国人组织集体、释放集体潜力的本能恰好吻合。
1978年，邓小平上台。邓小平当时有一个非常实际的观察，就是二战后凡是与美国好的国家都富了，凡是与苏联好的国家都变得非常贫穷。从此，邓小平冲破传统偏见，转而学习美国的道路，开始倡导市场经济，开放国门。
自此，我们见证了中国近40年的经济超高速增长。
这40年的复合增长率平均约为9.4%。按实际价值计算，中国40年来国内生产总值翻了37倍。
这绝对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奇迹！
这40年超级增长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改革开放政策让中国人真切地观察到美国的成功。另一方面，通过全球化、加入WTO，中国数亿年轻劳动力得以迅速融入全球经济。
所有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但以上这些还不是全部，下面我来谈谈自己的理解。
首先，现代文明的本质并非政治制度，而是自由市场经济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
1978年时，中国已经存在一个潜在的统一市场，还有着统一、稳定的政治环境。
国际上最流行的一种观念认为政治民主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但中国的成功恰恰是一个反例。政治民主并不是现代化的先决条件。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的独特政治经济体系，
即所谓“三合一市场机制”，就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密切合作。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
不同的地方政府相互竞争，为商业公司提供更好的服务，和中央政府一起促成了经济的长期增长。
然而最近几年，情况发生了变化。这种模式在创造了超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催生了严重的贪腐、寻租、环境污染恶化、不同地区之间的恶性竞争、不可持续的贫富分化，和高度依赖债务的经济。这些是三合一市场机制的缺点。
在此期间，国际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全球化使得发达国家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停滞不前。于是反全球化运动和各种民粹主义政治运动开始聚集力量。
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了40年后，它的独特发展模式也遇到了困难。
03
关于当前海外投资人对中国的悲观情绪
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发起了一场可能是最全面、最持久的反腐运动。政府的改革计划基于两个政策目标。
一个目标是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来加强对整个国家社会的掌控；另一个目标是同时为中国继续创造中高速（相对于超高速）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但大多数人都把问题的重点放在了第一个目标，这让很多人都感到难以适应。它导致了某些政府官员的不作为和乱作为，甚至使部分企业和消费者对未来失去了信心，金融市场大幅下跌。这就是2018年中国接二连三发生“黑天鹅事件”的背景。
中美贸易战在这个时期爆发无异于雪上加霜。国际上，新一轮“中国即将崩塌”的理论又开始流行。
但是反过来想，加强党的领导也带来了更加稳定的政府、稳定的国家，和稳定、持续、共同、单一的大市场。
十几年前，净出口对中国GDP的贡献很大，2008年和2009年开始下降，之后中国经济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性显著降低。
中美贸易冲突固然会对中国经济造成损害和诸多负面影响，但是已不足以阻止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04
经济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
今天中国与西方的位置
刘易斯拐点是指，随着工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之后，农村剩余劳动人口从过剩变到短缺的拐点。
过了刘易斯拐点之后，进入到经济发展的成熟阶段，这时候企业需要通过提高对生产设备的投资以提高产出，同时增加工资，改善工作环境和生产设备，这时会形成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消费社会，整个国家进入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但工资增长到一定水平后，企业会始慢慢将投资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些发展中国家开始进入自己的工业化过程。而这会使本国投资减少，使本国劳工收入水平停止上升甚至下降。这一阶段为后刘易斯拐点的被追赶阶段。
今天主要的西方国家大概都在70年代慢慢进入了上述的第三个阶段，中国应该是已经越过了刘易斯拐点，开始进入到成熟的经济发展状态。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的宏观政策会有不同的作用。
在早期工业化过程中，政府的财政政策会发挥巨大的作用，投资基础设施、资源、出口相关服务等都有助于新兴国家迅速进入工业化状态。
进入到后刘易斯拐点的成熟阶段以后，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国内消费，此时依靠财政政策的进一步投资就开始和私营部门的投资互相冲突、互相竞争资源，而货币政策更能有效地调动私营部门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
到了被追赶阶段，因为国内投资环境恶化，投资机会减少，此时政府的财政政策又变得更为重要，它可以弥补国内的私营部门投资不足，居民储蓄过多而消费不足。反而货币政策在这一阶段会常常失灵。
中国仍然处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对西方发达国家仍然有成本优势，而后面的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等）还没有形成系统性的竞争优势。
如果政府能在这一阶段中运用更多的宏观货币政策，支持私营企业，对于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将会大有益处。
05
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
有了以上基础，我们就可以尝试着回答这个问题：该如何估测未来5年、10年、15年、20年甚至更长期的中国经济增长潜力？
我想从五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
1.技术密度却与经济增长直接相关。
考虑到中国的高等教育现状，考虑到中国的人均GDP和人均研发费用时，你就会发现中国潜力很大。今天我们即将迎来工程师红利的时代，享受工程师红利带来的经济转型升级和富足社会。
2.城市化率是关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