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据国家医保局官网消息，近期，国家医保局运用大数据对2023年以来部分定点医疗机构实施“糖化血红蛋白”检测的情况进行筛查和分析。截至目前，各地医保部门通过核查线索、组织定点医疗机构自查自纠等多种方式已追回医保基金近6000万元，约谈定点医疗机构5183家次，协议处理3695家次，行政处罚240家次。
披露的数字，触目惊心。
如广东省陆丰市妇幼保健院产科住院部一位曾医生，为近1800名患者过度实施糖化血红蛋白检验，涉及金额11.58万元。
部分过度实施糖化血红蛋白检验的情况如下：
一、为什么糖化血红蛋白检查成了“唐僧肉”？
实际上，容易过度检查的，不仅仅是糖化血红蛋白。
降钙素原、B型钠尿肽（BNP）、肌钙蛋白等检验项目，钾钠氯钙离子、心肌酶、C反应蛋白、血清肌钙蛋白T测定、血清肌红蛋白、D2聚体等测定，都是容易过度检查的项目。
但为何单单这次糖化血红蛋白，成为了医保重点点名的目标？
那是因为血糖监测反映的是抽血时的即刻血糖水平，容易受到进食和糖代谢等相关因素的影响。但糖化血红蛋白结构较为稳定，不受偶尔一次血糖升高或降低的影响，也不受运动或者食物的影响，检测的结果准确，可以用于糖尿病控制情况的评估。
糖化血红蛋白是红细胞中的血红蛋白与血清中的糖类，通过非酶反应相结合的产物，形成糖化血红蛋白的非酶反应一般具有持续、缓慢、不可逆的特点，其含量是由过去而非即时的血糖浓度决定的，红细胞只有120天的寿命，所以糖化血红蛋白可以反映患者120天左右的平均血糖水平。
所以，一般情况下，同一医疗机构对同一病人，在短期内多次收费检查糖化血红蛋白，就如同在一天内多次收费测量同一患者的身高一样，
临床意义不大，但套取医保基金的嫌疑很大
。
糖化血红蛋白使用免疫学法30元/次，使用色谱法为60元/次。医院多收费60元/次，比血糖测定收费高很多。基于此，糖化血红蛋白检验容易成为过度检查对象。
二、过度医疗成为了一把摧毁医疗公信力的刀。
今年，国家医保局在飞检进行过程中发布了《定点医疗机构违法违规使用医疗保障基金典型问题清单（2024版）》，对串换项目、分解收费、超标准收费、重复收费、过度检查、虚构医药服务项目、将不属于医保支付范围的纳入医保基金结算等7类违规问题，划出重点，进行严查。
尤其对重复收费、分解项目、过度检查最高频出现的问题，严厉监管。
按照国家医保局的说法，就是以飞检发现的问题为切入点，督促对医保基金的使用，逐步营造“飞检一次、震慑一片，整改一次、规范一批”的良好监管氛围。
山雨欲来风满楼。大概在去年7月份，就刮起了一股强劲的医药反腐风。
力度之大，也倒逼审计工作扎实到位。
据悉，多个省份陆续公开了对去年一年的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其中暴露出很多临床医疗问题。
审计报告中，至少有15份提到了医药卫生领域相关问题，如定制式招标、集采药品耗材违规采购、医保基金使用不规范、过度诊疗等。
比如山东，有40家医院将不可报销的药品纳入医保支付等，导致医保基金多支付1678.48万元；14家医院线下大量采购耗材7.67亿元。
又比如广东，就有7个市的509家定点医疗机构，存在过度诊疗、重复收费、超标准收费等问题，涉及金额7480.61万元。
这些行为，导致浪费了大量的医保公共资金，加重了社会的负担。
医疗行业的形象和公信力，就这样一点点给消耗掉了，人们对整个医疗环境的信任度，也一点点被摧毁了。
三、过度医疗的背后，是医生承担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一件坏事发生了，应当马上寻找坏事发生的原因，而不是首先质问谁是坏人。
搞清楚坏事发生的原因，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才能避免坏事的再次发生。
如果不搞清楚坏事发生的原因，仅仅归咎于医生品德问题，那么下一次发生的概率仍然存在。
笔者早就说过，一名医生的医疗技术，倘若得不到体现和价值认可，那么必然就会通过其他的手段去寻求杠杆，去利益勾兑。
目前公立医院的医疗服务成本，主要包括物化成本和医务人员的劳务成本两部分。
但是，这两部分的补偿机制，都存在严重不足。
财政拨款占医院收入的比重偏低，医院绝大部分医疗服务成本主要是依靠临床收入和药品利润补偿，甚至扩大再生产的相当部分资金也靠医院自行筹集。
医院物化成本补偿不足，劳务性收费标准过低，依靠财政拨款根本就无法保证医务人员工资的发放，更别奢谈奖金了。
有的医院甚至考核奖和绩效工资都难以兑现。
医院虽说是差额拨款事业单位，但本质上是在自力更生、自负盈亏。在现行的医疗体制下，医生们常常感到自己像是在一个巨大的、复杂的、不透明的俄罗斯套娃游戏中。
在这游戏中，医生被无形的手推来推去，最终无奈地承担了各种不应该由他们承担的责任。
站在医生的角度，既要满足医院的要求，又要让患者满意，同时还要遵守医保规定，这简直就是一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中国医生是整个医疗体制利益链里面付出最多，回报最少，最受委屈的群体。
四、医生背后的一双手，没有人能看见。
过度医疗问题治理，以前是光打雷不下雨，喊了不少年。
但是自从2022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施行，对过度医疗打击，真正在法律层面落地。
新《医师法》第29条明确规定：“医师应当坚持安全有效、经济合理的用药原则，遵循药品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临床诊疗指南和药品说明书等合理用药”的规定，防止过度用药；第31条中，也强调了“不得对患者实施不必要的检查、治疗”。
在这种情况下，在日常临床诊疗中，
我们医生一定要建立起合理诊疗的防火墙和底线意识，要提高认识站位，作出的每一次诊疗、开具的每一张处方，都一定要注意合规性。
否则的话，受害的不仅是患者，更是医生。
因为在“过度医疗”污名之下，医生比患者更受其害。
当人们谈到医生的时候，想到的是“乱检查、乱开药、乱收住院”之类的“为医不仁”行为。医生长期贴着这样的标签，必然会给患者一种错觉：医生是靠乱开药和滥检查、过度治疗求生存，而非依靠医疗技术以发展。
而背后的一双手，却没有人能看见。
前面说过，无论是糖化血红
蛋白过度检查，还是其他方面的所谓过度治疗，其实成因都极其复杂。
北大教授李玲接受凤凰网财经专访时指出，现在中国人每人平均一年要看七次病，世界之最，发达国家都是三到四次，背后的原因是医院要创收、要挣钱，对于医院而言最好的方法就是“做大量”，这其实是“过度医疗”。
虽然这话不完全对，但是医院为了生存，不得不大力创收，倒是不争的事实。
不过，需要明确的是，对于过度医疗，医院、医生、患者、相关部门都承担着一定的责任。
不管怎样，医院和医生，都应该看到国家已经对“不合理诊疗、过度医疗”撕开了裂口。我们除了接受，就是要看到头上已然悬了的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但是，想要避免过度医疗，需要各方共同努力。过度医疗这个锅，不能单单甩给医生去背，他们背不动。
医保部门应该与一线医生之间双向奔赴，共同对齐颗粒度。医保部门工作人员和一线医生之间，是战友关系而非敌对关系。
医保的各项措施，包括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的诸多措施，最终都会落到已经非常忙碌的一线医生身上。而医生在所有环节中直接面对患者，患者和家属的所有不满都会直接向他们发泄。一线医生既要完成上级分配的任务，又要面对患者的不满，还要防范医保的监管，实在是处境艰难。
笔者觉得，破局“过度医疗”，可以从根本上建立起相关制度，尤其是加强医院财政供养，确保医务人员的薪酬。比如建立与医生付出相匹配的薪酬分配制度，让他们获得阳光体面的收入，这样的话，他们不至于拿自己的职业前途去悬崖勒马，铤而走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