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楠，这个中国最具传奇色彩的摄影家，他用了十五年，拍出了最震撼人心的照片。
《为无名山增高一米》是他早期的摄影作品，已经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史上最经典的照片之一
这不是吕楠的自拍
他的摄影三部曲每一部都直达人心最深处，背后的故事更是让人肃然起敬，现在请放下手中其他的事情，让浮躁的灵魂安静一会儿，读这篇文章会花掉你7分56秒。
《被遗忘的人：精神病人生存状况》
1989-1990
吕楠的三部曲是从这一部拍摄精神病院题材开始的，从1989年开始，吕楠前后走访了38家精神病院和上百个患者家庭。他说：“我拍完了精神病院以后，才理解病人的想法：医院外面才是精神病院呢。里面倒像教堂，像寺庙，像修道院，宁静至极，安静极了。”
精神病院 医院没有院子，病人白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斜坡上度过 贵州 1990
吕楠每拍摄一个精神病人，只要条件和情况允许，他都会进行面对面的采访，了解病人的身世、家庭背景和病情，并作记录，采访时间一般不少于一个小时。通常接下来的拍摄会再花一至两个小时。
精神病院 四川 1990
有一次，吕楠在北京安定医院拍摄，在一间病房外面，遭遇了一个强壮的病人，吕楠本能地用手护住头，就在这时，那个病人却向他伸出一只手，要和他握手。在这一瞬间，吕楠被病人的友好和善良深深触动，此后，在吕楠的心目中，再也没有精神病这一概念，在他眼中，精神病人和所有的人一样，也有喜怒哀乐，也有正常的感情。
精神病院 天津 中国1989
吕楠在拍摄中发现，精神病人在“文革”中一度被当作是没有远大理想的人群对待，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语录曾经被用来作为精神病人的治疗手段。他在四川一家精神病院的墙上看到一条标语：“没有正确的政治思想就等于没有灵魂。”那个“魂”的云字旁被人抠掉了，变成了“没有灵鬼”。
精神病院 陕西 1990
在谈到精神病院拍摄时，吕楠反复提到的一个词是“尊严”。广西一家精神病院的重病者病房，全身赤裸的女病人站立在铁栅栏做成的铁门背后，双手搭在铁栏杆上，病房外的近景坐着一个老年女病人。
精神病院 这是医院的重患者病房，这样的病房在这有十几间。23岁的周举铎，住院已超过一个月，但从没有离开过13号病房。广西 1990
吕楠说：“她可以坐在那里，也可以站在那里，也可以趴在那个上面，她可以在房间里的任何地方，而且事实也是如此。但是我要让她的尊严显现出来，只要她是歪七扭八地靠在这个门上面，我就不会拍。”
她不会说话，警察3年前街上捡的。她有破坏欲，医院不能提供衣褥，一天大部分时间她都躺在地上，确切说是躺在自己屎尿混合物上。半年后死在医院 天津 1990
吕楠对待所有的病人都一视同仁，即使是丧失行动和语言能力的病人。上图中的病人，吕楠按下快门的瞬间也是她挺直身子坐在没有床垫的床上，而不会是歪歪斜斜躺倒的样子。
精神病院 天津 1989
吕楠在很多照片旁边都有简短说明，写下了病人的姓名、家庭、住院前后的基本状况。以前，别人问吕楠为什么要写那么多照片说明，吕楠也讲不明白，直到看到桑塔格在《旁观他人之痛苦》里对摄影家萨尔加多的作品提出的批评。
精神病院 天津1989
桑塔格这样写道：“这些照片以孤苦无告的蚁民百姓为焦点，却又把他们打回孤苦无告的原形……他们的姓名在图片说明中一律从缺，拍摄人物照却不列出对象的姓名，等于是在有意无意之间与名流文化同流合污，同时助长了对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摄影口味的贪婪需索：只授予名流姓名，而将其他人贬降为他们的职业、种族及惨况的代表性样本。”吕楠发现现在可以很地好回答这个问题：我写下说明文字的目的，就是为了不把他们的苦难当作他们的职业。
精神病院 女孩,11岁。由于缺少儿童病房，中国绝大部分儿童患者只能同成年病人住在一起。这些成年病人不仅不会照顾他们，有时还会打他们。北京 1989
也有例外，上图中怀抱玩具熊猫的小女孩，目光与镜头对视。画册上原来有小女孩的名字，但是在画册制版的当天晚上，吕楠考虑再三，还是把女孩的名字划掉了。吕楠担心女孩以后痊愈了，不愿意让人家知道她以前的经历，有名字就会带来麻烦。
精神病院 打扑克的患者，输的一方要接受顶枕头的处罚 黑龙江 1989
耗时两年完成的《被遗忘的人》虽然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但吕楠并没有强调病人的痛苦和惨状，而是以极其克制的拍摄手法，真实再现了精神病人的生存状态。苦难不应该用来炫耀。
精神病院 北京 1989
《在路上：中国的天主教》
1992-1996
在西藏拍佛教好似天经地义，但是吕楠却选择了天主教，他说因为天主教有一种仪式，仪式性的东西适合用于视觉表达，他希望视觉里有一种神圣、庄严、圣洁的东西。
前往圣地的人们 陕西 中国1992
由于天主教题材特殊的敏感性，吕楠遭遇了比拍摄精神病人时更多的麻烦。第一次拍天主教，吕楠就被扣了相机。1992年，吕楠在陕西扶风拍摄农村天主教的活动，认识了当地的主教，吕楠对他说要拍一个天主教题材的系列，主教表示欢迎。等吕楠到了当地，主教却找不到了。
露天弥撒中的朝圣者 陕西 中国1992
吕楠在十字山拍摄朝圣人群的时候，随身带的相机也被扣住了。当时有教友对他说：你要找到老李神父就好了，他哪里都去过，熟悉所有的堂口。老李神父在二十公里外的橡木村，但是没有人带吕楠去。
朝圣的人们 陕西 中国1992
尽管吕楠后来要回了相机，但他的拍摄已经无法继续进行，无奈之余，只能坐火车去西安。在站台等车的时候，有个小伙子过来问吕楠：你的相机要回来了吗？吕楠也没多说什么，上了车之后，空空荡荡的火车从宝鸡向西安开去。眼看出师不利，吕楠很是沮丧，不知下一步该如何行动。
走在传教路上的方济各会修士 陕西 1995
列车启动没两分钟，一个戴着鸭舌帽的老者坐在吕楠对面说道：我听我侄子说你把相机要回来了，放心了，我到西安去看病。两人聊起来之后。吕楠说，那些教友告诉我，应该去橡木村找老李神父，他最了解陕西的情况，可是我现在也去不了了，那边堂口不肯接待我。老者微微一笑：我就是老李神父。吕楠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原先紧紧关闭的大门就在这一时刻轰然打开。从绝望到希望就是这么一瞬间的事情。
拿十字架的老妇和羔羊 陕西 1992
为老妇人祈祷的神父和教友 陕西 中国1992
吕楠说：“我是没有宗教的，我只是有信念，艺术家要有信念，最好不要有宗教。”在拍摄《在路上》的四年里，吕楠的足迹遍布十多个省市，从云南大山深处的教堂到河网密集的江南水乡，吕楠留下了他的足迹，也记录下了教徒们的目光。
三个女人和孩子 陕西 中国1995
一个孩子的葬礼 死者是个4岁的藏族女孩，是得急病死的。她的村子在山里，离最近的医院有两天半路程，所以得不到急诊 云南 中国1993
为病人送圣体的神父和教友 陕西 中国1992
蒙古族修女和她收养的被遗弃的女婴 内蒙古 中国1992
主日中的教友 陕西 中国1992
在墓前的两个苗族女人和孩子们 云南 中国1993
《四季：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
1996-2004
吕楠把他镜头下的西藏农民从3500多个胶卷、126000多张底片中精心挑选出109幅纯净的黑白照片，组成了《四季——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
犁地的夫妇 2004
这部作品以季节为顺序，从春播到秋收，从温暖的夏天到寒冷的冬季，几乎包含了西藏农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像一幅幅“影像版”的古典主义绘画。
吃晚饭的一家人 2002
7年中，吕楠拒绝拍摄所谓典型的、流行的景色与人物，几乎每年，他都有至少一半的时间生活在西藏，最多的一次，他在西藏连续工作达9个月。完整的秋收，吕楠前后拍了4次，春播拍了2次。
洗被子的女人和孩子们 1997
他靠地图选择拍摄地，用比例尺来计算能够步行走到的村子，几乎每天下午，这位自称“没有信仰只有信念”的摄影师都冒着沙尘暴，往返于海拔4000米以上的村庄和驻地。拍摄之余，每天还要花数小时研读柏拉图、歌德，并且听他喜欢的巴赫。
做驱雹法事的人们 1997
纺线的婆婆和织布的儿媳妇 2000
把相机放在手边，藏人在吕楠面前走来走去，做自己的事情，他们互不打扰。从吕楠安宁从容的照片来看，他离藏人很近，藏人在他的镜头里平静得似乎没有摄影者的存在。
跳绳的孩子们 1996
一年四季的场景和情绪，藏人发生在山野和雪水之间的日常的琐碎、散漫与温暖就这样被一个来自异乡的摄影者缓慢记录着。
背麦子的男人和女孩儿 2002
当问及为什么选择拍摄西藏的农民时，吕楠说：“摄影家不爱拍农民，因为他们的生活过于平淡。但我认为在一个相对广大的地域里面，西藏的农民是世界上最后一个不受任何诱惑、从容不迫生活着的人群。很多人认为藏族是一个很特殊的民族，我一开始拍就没把他们当作一个特殊的民族。因此，这7年，我并不是在拍‘西藏的农民’，我是在拍‘人的生活’——我们当初曾经也经历过的、但在大多数地方已经消失的人类健康的质朴的生活。”
挖食用植物的母子 2004
“控制画面的情绪，也许是《四季》保持庄严感的重要方式。”栗宪庭如此评价吕楠。所谓“哀而不伤，乐而不淫”，“《四季》的每一幅作品，之所以能始终统一在庄严、肃穆、大器、凝重的整体气氛中，控制力可能是吕楠最重要的语言方式。”
休息的人们 2001
一个镜头可能要拍掉几个胶卷，而且所有的照片都不剪裁，《四季》能把普通变成不普通，把日常生活变成“经典”，在栗宪庭看来，在于吕楠体会到了西藏人的劳动是百之百地为着自己。他第一次看到把劳动变成了劳动本身。“凡高说强烈的阳光下就是庄严肃穆太对了。在西藏，没有面朝泥土背朝天苦的那一面，他们完全是为自己干，所以劳动终于变成劳动是快乐的。就跟艺术变成艺术本身一样才有可能出现伟大的东西。一旦有世俗就跟伟大没有了关系。”
外祖母和外孙女 2001
秋收中的母女 2003
收工的一家人 1999
2005 年之前，吕楠从不接受媒体采访，人们常常误认为他沉默寡言、难以沟通。其实吕楠很健谈，名人警句、旅途见闻、人生感悟，随手拈来。十五年里四处奔波，结识各色人等数以万计，吕楠说：“我比卖菜的还好打交道”。
十五年间，吕楠没有收入，除了偶而在杂志上发表作品所得稿费，生活和工作都靠借钱。吕楠笑着说：“所幸认识了些极好的朋友，可是如果一不当心，路上死了，立刻就成为债务未清者。”
“从1989年到现在，我都很清楚，干好了是例外，干不好是正常。” 吕楠说，“但我只有一个愿望，或者说目的，残酷的是这个目的不一定能达成：我只希望我的作品比我活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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