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源自管涛于第六届CF40-PIIE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上的的发言
管涛，前外管局国际收支司司长、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
以下为管涛演讲实录：
我代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联合报告课题组做一个发布。我这部分从三个方面给大家做一个介绍，第一是讲这个报告的背景，第二是讲我们主要的发现，第三是讲每个方面的一些主要观点。
关于报告的背景，因为这次我们是第六届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开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每次都是研究中美经济问题，但是这次主题非常明显，因为美国政府换届以后，新政府有很多重大的政策调整，这会带来对美国经济、对中美经济关系、对国际经济体系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比较早就确认了把美国新政府下中美经济关系的走向作为这次会议的重要内容。因为特朗普政府强调美国优先，所以中美双边贸易和投资问题自然是关注的焦点，汇率又会影响贸易和投资，也必然成为中美经济关系或者经济政策协调甚至冲突的一个焦点问题。当然，我们也非常关注美国新政府可能采取的税收政策、基建政策、金融监管政策，以及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变化对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带来的影响。所以我们是从四个方面：中美贸易、双边投资、汇率政策、美国政策溢出，这四个方面作为今年研究方向。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和PIIE建立两个平行课题组对四个问题进行研究，在大家研究的基础上最后形成一个联合报告。
首先讲一下我们联合研究的主要要点、观点。
第一个观点，我们课题组认为中美经济结构性因素是导致中美贸易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个观点，现在中国实行的汇率政策是符合中美双方利益的。
第三个观点，经济的互补性决定了中美双边投资是一种互利双赢的选择。
第四个观点，美国新政府的政策调整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总体是可控的。
第五个观点，加速结构性改革和市场开放是中国避免与美国产生经济摩擦的最佳策略。
这是我们课题组五个主要的看法。具体到四个主要的问题以及政策建议，我们有这些观点：
第一，关于中美双方贸易。我们的看法是：中美之间日益加深的贸易关系是由两国之间互补性决定的。大家都知道从产业结构来看，中国在人力密集型产业具有相对优势，美国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以及农业具有相对优势。中美贸易关系的深化是使两国人民受益的，但是双边贸易确实存在不平衡，比如2016年根据美国统计，美国贸易逆差的46%是来自于中国，按照附加值估算的话，这个比例也是达到了将近三分之一。中美双边存在贸易失衡并不意味着两国在贸易关系中是一个赢一个输。但是特朗普政府却是非常介意双方的贸易赤字，我们认为如果中美爆发贸易战，不但会两败俱伤，还会拖累全球经济，美国应该坚持过去70年代建立起来的基于多边规则的贸易体系。
关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我们课题组认为从经济政策来讲，是两国国内储蓄结构的宏观因素决定，贸易对改革结构性因素是有限的。课题组展望，中国正处在经济再平衡状态，在优化国内投资和消费结构，有助于缓解中美双边贸易失衡。但是我们也关注到美国新政府可能采取的财政刺激政策可能会加剧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这个可能会影响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的解决。
第二，关于中美双边投资。课题组的看法也是一样，中美经济的互补性决定了双边投资是互利共盈的，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增加很大，投资的行业分布也比较均匀，投资的回报也比较高。同时我们也看到最近这些年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ODI增加更快，2004-2015年间，平均每年增速是58%，当然中国对外资本输出的基数比较低，所以相对增速比较快，但是绝对量和美国比起来还是比较小的。当然，我们也注意到随着双边直接投资的往来进一步加快的背景下，中美两国在直接投资的问题上都存在很多关切，美方主要关注的是中美两国开放程度不平等问题，比如说美方比较关注中国服务行业外资准入还存在一些壁垒，不利于外国资本进入。中方一方面强调中国和美国两国国情和发展阶段不同，可能开放程度是不一样的。另一方面，中国也关注美方在国家安全审查方面对于中国投资的障碍。
课题组认为，中美两国加强双边投资往来，积极的推动双边投资协议的签订，对两国都是大有裨益的。高标准的和现实的中美双边投资协议，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一方面特朗普政府欢迎更多的外国投资，尤其是能创造制造业就业机会的领域，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另一方面，中国也是到了资本输出的阶段，需要在全球寻找投资机会进行国际产能合作，特别是美国政府准备扩大基建投资，中国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既有资金也有技术，也有这方面的经验，是有合作潜力。在充分认识两国国情基础上，课题组认为中美双方应该致力于达成高标准的、现实的中美投资协定。
第三，关于汇率政策。课题组的看法是，特朗普政府的新经济政策可能会带来美元的上涨，由于特朗普的增长和就业政策可能会扩大财政赤字，会推高通货膨胀，可能会推动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美联储加息，美元上涨会对人民币汇率带来一定贬值压力。确确实实，最近这两三年来，中国的外汇市场环境发生了变化，过去主要是资金大量流入，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但是最近这两三年中国出现了比较大规模的资本流出，人民币面临的是贬值的压力，而且顺应这种市场趋势以及一些基本面变化，从2015年8月11日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出现一定幅度的调整。但是贸易顺差，贸易收支并不是中国汇率政策调整的立足点，2015年起动的8·11汇改主要是满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特别提款权篮子货币可自由使用操作性方面的需要。从实际情况来看，我们也看到中国当局采取了很多措施，包括使用外汇储备去支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稳定，也是在主观上不希望人民币汇率大幅度波动。避免美元兑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可能是中美双方中期的共同利益。
课题组认为，中美在汇率问题上有政策协调的基础，我们欣喜地看到特朗普政府没有坚持认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在4月份美国财政部发布的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里面明确中国不属于货币操纵，这是一个很喜人的成果。中国将会继续致力于完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并提高汇率政策的透明度。
第四，美国经济政策调整可能带来的影响。美国经济政策将会在税收政策、基建政策、金融监管政策、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方面有一些变化。课题组的看法是，关于美国财政政策的调整，从税收政策调整来看，减税在短期内是有利于提振美国经济，但是长期看可能会扩大政府的财政赤字，增加政府财政负担，在短期内有可能会加速中国资本流出压力。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美国减税计划可能也会倒逼中国的税收改革。美国大规模的基建计划会刺激美国经济，提振对大宗商品的一些需求，推高钢铁、水泥等商品价格，这对于提振中国出口是有帮助的，有利于缓解一些产能过剩行业的过剩压力。而且中国也可以在基建行业和美国进行一些合作，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在投资方面是有合作的空间。
美国的金融和货币政策调整，课题组认为美国金融监管政策放松具体到多德弗兰克法兰可能只是少量条款的放松或者调整，而不能是全盘变化，这个对于中国的直接影响是有限的。但是课题组也认为，如果像有一些美国政府人士认为的，要大幅度放松，甚至从金融稳定委员会退出的话，美国采取这种比较激进的金融监管政策的调整，可能会造成各国金融监管的竞争，竞相放松监管，这有可能会危及全球金融稳定长期的前景。
关于美国货币政策调整，鉴于在财政刺激的背景下，美国增长和通胀可能会提高，美联储的加息有可能加速，美联储也可能会缩表。在这样的货币紧缩背景下，美元指数有可能进一步行长。但是短期来看，如果中方采取严格的资本管制，对于人民币汇率带来的压力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会得到缓解的。
最后，课题组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中美双边贸易失衡不应该成为中美经济政策的落脚点，我们应该更多关注多边贸易收支状况，而不仅仅看双边的。
第二，加速结构性改革和市场开放是中国避免中美间经济摩擦的重要策略，这不仅可以缓解中美间的经济摩擦，而且本身也是中国自己改革开放的需要。但是对于特朗普政府执意针对中国挑起的贸易摩擦，中国在短期和中期都应该有应对策略。具体来讲，短期的应对策略应该是加强与美国经济合作，比如说中方可以通过官方或者国有企业的渠道购买更多的美国商品，中国可以加快国内金融业、旅游业和其他非敏感服务行业的开放。中国可以增加从美国的能源进口，中国可以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避免其他国家用非市场经济国家来指责中国，争取更加有利的贸易地位。这是短期来看。
从中期来看，也是基于课题组的一个基本判断，如果特朗普政府相关经济政策兑现的话，特朗普政府时期有可能会重现上世纪80年代上半期的情况，就是紧货币、宽财政、强美元，可能美国的贸易失衡问题不但不会得到缓解，可能会在新政府任内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贸易摩擦有可能加剧，对此中国需要多边应对策略。一个是利用多边的国际体系，从法律上抵制美国的保护主义行为。课题组建议中方应该避免单边的同美国针锋相对，而应该利用多边的机构，比如说世界贸易组织来反击美国的保护主义做法。第二，中方应该加强和其他经济体的合作，联合抵制特朗普政府违反国际规则的做法，比如说通过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协议领导和推动区域自由贸易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