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萝西·罗斯丨现代性的发现：欧洲社会科学的起源

多萝西·罗斯（Dorothy Ross）

1936年生于美国，1965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从1990年开始，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系教授。1993年被选为美国历史学家协会成员。著有《斯坦利·霍尔：作为先知的心理学家》（1972）、《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1991）等。

欧洲社会科学的起源

在美国，社会科学是通过引进和采用欧洲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政治经济学、政治科学和社会学的模型而兴起的。这些理解历史世界的新方式，产生于一种新的历史意识，并为新兴的资本主义社会所塑造。

对历史的现代式理解

社会科学起源于18世纪理解现代社会的特征和未来的努力中。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赫尔德的《迈向一种历史哲学的观念》等都是这种新科学的典范性文本。基于现代社会与封建社会等各种前现代社会之间存在着决定性的差异，他们设想社会科学能够指引现代社会进入未来。随着人们发现历史是一个人类建构的领域，创建社会科学的努力也开始了，它由于人类行动的累积效用而获得推进，并且采取了性质全新的形式。

对历史的这种理解是现代西方晚近的一个复杂的成就。在中世纪晚期，历史并非根据人类行动就可理解。在基督徒心目中，尘世中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意义存在于超自然的世界中，并且处于永恒不变的基督时间序列中，在此序列内，人世间的历史得以展开。这种观点的长期统治以及对古代唯心主义的传承，严格限制了人们对历史变迁的理解。在中世纪的框架内，自然的永恒领域是服从于理性和法的，而一连串构成历史的特殊事件要么被理解为纯粹的偶然性，要么被当成不断重复的，因而没有时间意义的习俗；或者是界定人类存在的理想化理性形式的衰败；或者是上帝的偶然干预。

对历史的现代式理解是更为广泛的世俗化运动的一个方面。基督教的观点认为，永恒时间由一系列上升序列中的神圣事件所标识，当这种观点投射到世俗时间中，就赋予了历史某种程度的意义和进步性。与此同时，世俗世界的变迁渐渐地与神的永恒世界及上帝的不变的真理相分离，理解人类历史的具体构型的世俗模式于是获得了权威。此后，变迁被理解为一系列性质不同的现象构成的序列，而不仅仅是偶然的变化或者是本质不变的事物的表面现象或环形车轮的一再循环。过去与现在虽然性质不同，但二者之间具有因果联系。直到19世纪早期，这种将历史理解为持续的质性变迁序列的观点才获得充分认可，许多欧洲思想家开始用情景性历史话语来解释整个现实，甚至包括那些早先被认为是绝对和不变的事物。笔者将称这种新的历史观点为“历史主义的”，并把这种新的解释倾向称为“历史主义”。

社会科学与历史主义一起从大量早期的现代文化传统中生发出来。尽管过去对自然的理性理解和对历史事实的特殊化理解之间是相互分离的，但这些研究人类世界的方法在18世纪对现代社会的讨论中，以及在孟德斯鸠、斯密、孔多塞和赫尔德的著作中融合在一起了。人文主义者和法学家最早发现不同国家之间和不同时代中文学、艺术和法律的差异，并在自然和历史的背景中来解释这些差异。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拥护者之间的争论和国家之间的政治力量冲突将这些传统动员起来，使得以往历史的差异性逐渐为人们所注意。孟德斯鸠和赫尔德的先驱性著作就是这类学识的成果。他们坚信国家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并在物理条件、文化影响和历史经验中寻找这些差异的根源。与孟德斯鸠不同，赫尔德将这些差异充分地置于时间的维度中，因此，每个国家都是在其文化传统中形成适应于不同时期的发展形式。

“社会科学之光将照亮未来”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和早期现代欧洲，公民人文主义［civic humanism］的复兴产生了另一种历史理解的来源。仍然秉持着理性形式的永恒世界和永恒救赎观点的意大利爱国者们复兴了公民人文主义的理想，认为公民要通过政治活动来充分实现他们自己。共和国是理想的政体，通过一个人、少数人和多数人的平衡参与得以建立和维持。这是在历史时间中实现普遍价值的勇敢尝试，因此也成为赋予历史时间以意义的决定性一步。然而，将时间纳入考虑时，共和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时间破坏性的影响。这种有道德的共和国仅仅是腐败和堕落循环中的一个时刻。

在努力保护共和国免受腐败影响的努力中，共和主义的思想家们在随后的百年里逐渐赋予了历史因果关系一种复杂的理解。到了18世纪中期，在英国和法国的辉格党人和共和主义思想家们开始意识到一种自相矛盾的历史结果：只有在过去，简单的农业历史条件才能够保证共和国的健康，而现代文明化、商业以及被欧洲称为“进步”的精致化则会导致共和主义的腐化。为了回应这种僵局，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社会和历史思想家，最为著名的就是亚当·斯密，放弃了共和国理念，转而追求商业进步，从而将共和国的治乱循环转变为一种多级的历史进步理论。斯密关于财富的新科学指出，西方社会可以通过释放商业和工业的转型性能量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免于其他每个社会都会发生的停滞或衰落。

通过直接观察和分析自然现象而发展的自然科学同样推动了现代历史进步的新观念的出现。在弗朗西斯·培根卓有影响的纲领中，新科学可以通过一个进步过程改进和重构世人。到了18世纪，牛顿影响广泛的发现似乎是对培根承诺的重申。启蒙运动的社会思想家们发现，现代社会是理性的累积效益的继承者，它不会像其先驱那样要么总是处在蛮荒之中，要么在繁荣之后走向败落的宿命，实用工艺和科学的进步就是其最可信的证据。基于这种观点，孔多塞构建了一个理论，将进步视为理性的前进，并提出社会科学之光将照亮未来。

科学还以另一种方式对历史的现代观念有所贡献，即通过将理性的可理解性与历史的特定构型相联系。为了将新的“实验”方法运用到人类世界，大卫·休谟主张观察“所有国家和时代中人类行动的统一性”。通过指出在特定的恒定环境中人性的不变倾向如何产生出常规性结果，以及在给定变化的环境中如何产生出有限变化的后果，经验法则也可以像自然法则那样被科学家发现。这一过程与更古老的自然法传统中的一个趋向是相容的，即由“正当理由”所揭示的行为理想法则，转向探寻在人类存在的不完美条件下理性的相关行动。孟德斯鸠、休谟和斯密在探究不同情况下人类行动的多样化合理性时，都是遵循此道路。当启蒙思想家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进步问题时，他们的着眼点是转变发生的那一刻，以及由举止方式、风俗和制度所形成的、变化的“自然”。尽管斯密假定存在特定的普遍心理偏好，如实物交易倾向，并认为存在交换的普遍法则，如价格与供求之间的关系，但他关注的仍然是人类发展的进步过程。他认识到“所有的技艺、科学、法律和政府、智慧甚至德性本身”都根植于社会的经济组织中，因此，当文明经历狩猎、游牧、农耕和商业若干个发展阶段时，它们也随之变化。

社会科学在其初始就抱持着对历史的新理解和对现代性的高度期望。他们对现代社会得以存在的历史支撑都表示认同，如商业发展、科学，多数情况下还包括代议制国家。基于苏格兰和法国发展起来的对文明的启蒙主义式理解，他们将现代性界定为多样化，在这里，原始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粗鲁、简单让位于复杂性、不断增加的舒适性和价值。正如亚当·斯密所指出的那样，产生自劳动分工的多样化，在科学进步和专业化的支持下创造了一个世界，在这里，个人可以选择多样化的目标，实现不同的潜能。社会科学就是这一进步的代理人。在启蒙运动的功利主义环境和苏格兰与德国大学的道德话语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的纲领，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是实践性的和道德的。他们所关注的经济活动、实用工艺和精致享受等多样化领域，是一个与政治活动的古典领域相反的私人价值世界，他们发现了社会，并将其视为人类活动基本的、无所不包的领域。

从一开始，社会科学就使用了自然科学和历史与文化研究的不同方法。由于同时肩负理解历史未来趋向及其18世纪的来源的任务，社会科学被束缚于自然的普遍法则和历史文化与制度的特殊理解中。孔多塞基于数学概率论，试图发展出一套统计社会科学，从而为政治学中的理性决策提供工具。斯密跟随牛顿，致力于寻找千变万化的现象之下的简单法则，但是他也在关于促成并延续商业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的历史记录中去进行解释。赫尔德提出一种由心理学和语言与文化研究推动的经验的、历史的科学，并主要通过教育来实现。他的著作导致了普遍的自然法则、不同的种族、地理和文化环境以及有道德目标的个体及历史中的群众形成了一次不稳定的结合。

现代社会的历史性存在：浪漫主义到自由主义

现代性的发现直到今天仍然是理解社会科学的基础背景，因为现代社会的未来仍是社会科学的核心问题；多样化是他们理解现代社会的核心；道德和功利主义的目标持续地塑造着他们的纲领；对科学方法的多样化理解仍是连接普遍法则和特殊观察的桥梁。但是当历史变化时，新的背景出现了：18世纪社会科学创始人纲领的重要方面被动态的历史改变了，而最早发现这种动态性历史的正是他们。到了19世纪早期，法国大革命及其余波、资本主义的加速发展和浪漫主义的成长，深化了对历史的现代式理解，增加了社会科学家检验现代社会命运的紧迫性。

尽管18世纪社会科学的先驱已经认识到现代社会的历史性存在，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以历史主义的视角来看待所有的人类存在。对于孟德斯鸠来说，历史仍然像自然和神学那样保持着本质上的永恒性，它的特性和改变是作为一个静态框架内的变化而发生的。进步的启蒙观点以其对人类力量的信心和单向度的时间感，迈出了历史主义方向上的重要一步，但进步的原因通常仍被视为是超历史的。对于孔多塞来说，在历史中发生作用的法则是结合了感觉和观念的人类理性的能力，从而也就是“遵循德性的情感和正当的不变法则的”理性能力。文明的进步是“人类能力必然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历史的产物。斯密对商业社会出现的解释，承认了在经济的发展阶段中文明的“自然”进步，也认可了历史的偶然性力量和非意图结果，比如说君主和市民联合起来反对封建主导致了城市和商业阶级力量的增强。斯密的解释可以被解读为一种“自然的”或“哲学的”历史，在这里历史事件仅仅是特殊的“偶发事件”，进步的自然过程借此展现自身。或者他的解释可以被解读为一种基本的历史主义，因此进步的秩序和偶然的行动既能颠覆也能鼓励它，二者平等地存在于历史的开放性框架内。

法国大革命，尤其是其失败的结果，极大地推动了欧洲思想家向历史主义的转向。当大革命转向暴政和反动，它所激发的千年王国和启示录式的希望就投射到世俗的未来。人性被完全投入历史中，拯救也被完全投入历史时间中。伊曼纽尔·康德在他生命的晚期，和黑格尔一样都表达了新的认识，即历史本身只是个舞台，人类必须找到自己的命运。

浪漫主义同样对历史世界的特定构型展现了充分的赞赏。启蒙运动试图用普遍和机械化的一般法则来解释所有现实，作为其回应而出现的浪漫主义则以价值为基础，寻找在个性和历史存在的多样化中的可理解性。德国的启蒙思想家预见了浪漫主义的反应和法国大革命在全欧洲激起了浪漫主义与历史主义。当大革命带着它的冲突和法国式的规则席卷欧洲大陆的时候，它的普遍性宣称也遭遇到一种对不同文化和历史个性的新意识。历史主义强调人类过去和未来的多样性和偶然性。在这种新的背景下，更为尖锐的紧张关系出现在历史的复杂特殊性和自然的规律性之间，而在社会科学的纲领中二者是结合在一起的。

历史主义给西欧和社会科学强加了一个巨大的历史性、综合性的任务，但是在检验它之前，我们必须了解到的是，由于随即发生的意识形态之争，使得这个任务变得愈加艰巨了。在法国大革命的余波和工业发展的觉醒中，商业阶级开始挑战传统地主阶级的政治权力，而工人的骚动和激进抗争则对以上二者都发起挑战。对政治和社会革命的恐惧激励社会科学家们去探寻现代社会的命运，并重塑了他们的意识形态取向。

“自由的”一词最初是19世纪早期由英国和欧洲大陆一些激进人士所采用的，他们试图摧毁国家中的封建残余和重商主义的力量，而将司法、政治和经济活动都置于个体化的基础上。出现于18世纪的社会科学属于更为广阔的社会和政治思想潮流中的一部分，而这些思想都是自由主义的先声。18世纪社会科学的创始人都是具有改革思想的贵族和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官员、教授、医生、律师和牧师，他们想要去掉加在理性和主动性上的传统限制。在他们对社会、政体和经济的理解中，个体的权利、力量或潜能占据着核心地位。

出现于19世纪早期的自由主义吸收了启蒙运动对现代文明的看法，将其视为一个进步的多样性领域，并对商业发展、科学和代议制政府持有信心。自由主义者认为社会价值和权威来源于个人，并构造了一种个体化和自由主义式的政治语言。自由主义从过去到现在都有不同的解释，并被置于不同的用途，这些都取决于从个人是“自制的”这一观点中引申出什么含义。例如自由理论的主要来源之一约翰·洛克，运用能被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共同使用的普遍语言，声称个体处于自然状态时，就像在上帝面前一样，每个人都是自由、平等且“其灵魂只属于他自己”的。但是洛克也同样强调自由主义的财产基础。作为他那个时代的商业资本主义的反映，他用财产这个隐喻来指代所有的自然权利，无论是身体的、灵魂的、心智的，还是个人通过劳动获得的物质占有。此外，他坚持将由货币的使用而导致的财产不平等视为自然权利。对财产的保护成为个人同意建立政府的核心理由。

自由主义的人文与商业基础之间的分歧由于自由的积极的与消极的含义之间的分野而更加复杂。产生于司法思想模式的自由主义是将自由理解为一种特定的同意或由法律授予的权利，而这种法律最终是神法或自然法。这是一种消极自由，指的是使人们能够不受权威的强迫而进行特定的行为和关系。而积极的自由依赖于对法律负责任的政府，以保护个人的自然权利。亚当·斯密认为政府应当拥有适当的，但有限的立法功能，并为公民权寻求自由主义的支撑。然而，到了19世纪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中，政府的职能几乎仅限于保障个体的权利不受他人侵犯。不仅个人是自制的，而且由追求各自利益的自治个人组成的社会也是自我维持的。在非常不同的德国康德主义传统中，个人的自我实现和社会和谐都被认为要通过国家的积极行动才能达到。自由主义在各处表现为相互冲突的趋势之间的不稳定平衡。它的人文主义含义会被其经济性偏向所限制，而它的个人主义前提又会否定公共善的观念，并侵蚀维持社会和政体所必需的美德。在大约19世纪早期英国出现的这种自由主义，传统上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而批评者将其称为“占有性个人主义”，它具有一种消极的和经济性的偏见。

19世纪早期的政治剧变和社会冲突，使得18世纪出现的自由进步纲领，以及相伴产生的社会科学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产生了亚当·斯密所没有预见到的后果，后革命秩序处处受到挑战。自由主义者发现他们面对保守主义的挑战时是如此脆弱，自由主义被指责为并没有带来一种和谐的秩序，而只是带来政治混乱、社会解组和对劳动力的剥削。保守主义宣称，只有建立在阶级之间的相互义务和宗教共识纽带上的有组织地整合起来的社会，才是稳固和正义的。

奥古斯特·孔德在提出自己的社会理论时接受了有机主义批评中的精华，并将其嫁接到自由主义社会科学的躯干上。孔德将劳动分工视为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同意孔多塞对理性进步所抱有的观点，并且将其转化为三阶段的历史规律。但是，孔德同保守主义者一样，相信现代性正在造成社会和道德的碎片化。历史不可能回到过去，传统的有机秩序也不会恢复，但自由的进步自身能够产生出创造社会秩序的力量。当今时代将见证科学思维的胜利，这种胜利在社会学中达到了顶点，而且科学的合理性要求达成一致性。孔德的自由主义读者在他的这一点论述上与他产生了分歧，强调技术专家治国的国家通过对科学有意识的使用来安排分化的现代社会。孔德自己却得出了一个保守主义式的结论：一个等级制的威权主义社会被有机制度的科学建构整合了。

在德国，自由主义社会科学一般采取的是一种更为国家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立场，这主要是受到了民族主义和对自由主义的有机体论批判［organicist critique of liberalism］的影响。中产阶级对政治统一的渴望和德国自身的经历，即中央君主引进种种现代形式来反对封建权力的核心，这使得德国的自由主义者认为自由和社会秩序都是国家及其法律规则创造的。当人们对大众选举权的要求增加、阶级冲突扩大时，自由主义者开始感到害怕了。社会的多元利益必须处于宪政国家统一权威的控制之下。与此同时，康德式和黑格尔式的观念论都趋向于使现实国家免于受到批评攻击。因此，19世纪早期提出社会科学纲领的德国思想家犹豫地将保守的德国政治传统引向了自由主义，也是他们接受了威权主义的国家统治。到了19世纪中期，这些折中的自由主义者已经为政治学的经验科学奠定了基础，为国家官员的指令和法治国家［Rechtsstaat］的司法科学提出了实践和管理科学，所谓法治国家正是体现在公共法之中的理想国家。

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也采取了这一折中的道路。受到在大学中发展起来的强烈的历史主义传统的鼓舞，威廉·罗雪尔［Wilhelm Roscher］声称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已经开始脱离历史现实。经济学必须被作为国家生活的一个部分来研究，就像历史中的其他学科那样，这些都是一个有机整体。罗雪尔在德国创立的历史经济学传统，将自由主义经济中积极国家的角色视为国家历史的必要因素。

尽管德国产生了一系列相对保守的和有机论的社会科学，但它也造就了最为激进的变体。卡尔·马克思使自己与工人阶级结盟，将黑格尔的观念论、英国政治经济学的自由进步和保守主义者的有机论批评转变成了一门激进的历史科学。如果资本主义市场正在形成的是一种变形的、有争议的整合，那么只有充分发展资本主义，才能产生出经济的极大丰富以及创造共产主义必要的革命力量。最终，是共产主义而不是市场，将带来社会的和谐，并解放其成员的全部个性。

在来自左与右两个方面的挑战下，自由主义社会科学强化了它的防御。的确，当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产生斯密所说的那种广泛进步，而是工业危机和广大英国工人阶级的大规模贫困时，自由主义自身的阵营中就出现了争论。1798年，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牧师大人指出人口数量的增长会快于食物供应的增长，这样，当生存条件改善时，劳动力人口总是会增长得更快，这就会造成他们的生活状况回落到仅仅维持基本生存的程度。尽管马尔萨斯自己的目标是针对后革命时期乌托邦激进分子的完美主义希望，但他的悲观预见甚至粉碎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温和希望。

大卫·李嘉图在马尔萨斯的人口规律基础上增加了自己的土地报酬递减律，进一步加深了自由主义的恐惧。李嘉图说，随着人们的耕种对象扩大到低产出的土地，地租上升，食品价格也随之提高，这就迫使资本家提高工资和降低利润。李嘉图的结论被广泛地理解为在适于耕种的土地耗尽的情况下，对阶级利益分化和静态国家的一种历史预测。但这只是一个警示性的故事，一个对保持着技术革新常态的市场力量的假设模型，李嘉图提出这个模型的部分用意是揭发贵族阶层支持《谷物法》的不公正基础。

当银行家、股票经纪人和国会议员彻底投入实践辩论，而自由主义者试图完全控制经济政策时，李嘉图将不同的利润率作为自己的问题时，实际上已经触及了政治经济中最富有争议的一点。通过将斯密假设性分析的方法转换为一种强大的分析和争论工具，李嘉图将政治经济学运用于斯密的理论模型，而斯密的模型正是来源于文明史和历史素材的叙述整体中的。当李嘉图和他的追随者们将经济理论从历史框架中脱离出来的时候，他们并不仅仅是将这门科学还原为其抽象元素，而且将历史还原为可从中推论出的自由社会的进步过程。

追随李嘉图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采用了他的方法，但试图颠覆他可怕的预测。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着眼于他们周围正在进行的英国工业的机械化，批驳工人阶级代言人对李嘉图分析的激进使用，他们提出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力量，并且从长远来看可以维持斯密对市场社会的希望。这种辩护意图也使得他们扩展了斯密赋予市场的道德基础。由资本主义劳动孕育的美德现在开始渗透到系统中。资本积累被界定为节欲的产物，新马尔萨斯主义者也承认如果进行性欲和经济上的节制，工人阶级的境况是可以逐步改善的。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这种古典解决办法进行了总结，通过预测合作性产业的普及，并将静态国家转换为一个适度舒适和道德持续进步的时代，从而可以减少维多利亚时代的阴影。

孔德和密尔之后不久，赫伯特·斯宾塞就从暗含在斯密政治经济学中的社会学材料中发展出一套自由主义版本的社会学，完成了自由主义社会科学的最后一笔。斯宾塞的主要灵感来自他年轻时激进的共和政治，及其合作性个人主义的理想。他关于社会组织的模型不是来自孔德所重视的传统社会的有机制度，而是早期工业城镇的自愿协会。在这个后撤了很多的立场上，他试图为自由视角下的历史建构出最大的辩护。他认为进步的要义就是分化，这是他继承自斯密的观念，进化的宇宙法则的状态是：所有的事物都是由无分化的同质性事物进化到分化的异质性事物。通过将暗含在斯密自由主义理想中的和谐观点引发出来，他描绘了一个功能上整合的契约型工业社会，这个社会既有合作也有竞争，可以在其成员中产生利他主义和和平的世界秩序。斯宾塞弱化了消息的影响，同时加强了政治经济学的权威，以应对来自左派和右派反对者的质疑。

意识形态冲突下的社会科学

在意识形态的冲突产生出社会科学的不同理解的同时，社会科学家也对历史主义提出的问题予以回应。作为人类行动的建构物，历史服从于人类事件所带有的脆弱性和偶然性特征。作为一个持续的质变过程，历史也同样呈现出新奇事物的不断挑战。在历史世界中能够为人类理解和实践找到怎样的稳固基础呢？确实，在这里又有什么样的价值能够得到确保呢？19世纪早期的社会科学家采取他们18世纪时完成此任务的方案，在进步、法律或是对理性的理想主义观念中找答案。通过这些工具，他们克服了历史主义的混乱含义，也限制了自身对历史变迁的理解。

基于长期的历史原因或当前的历史转变，进步观念可以减少人类代理人和历史潮流的不确定性。在一个仍属基督教性质的文化中，进步是对无法忍受的世界不完美性的补偿。如果过去的德行或其失败有助于创造更高层次的文明，那么它们就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但是进步的观念也同时弱化了历史性的理解。尤其是在自由主义社会科学中，在那里启蒙运动的理性价值居于主导地位，因此历史学家对过往文化的评价没有像保守的或激进的社会科学那样得到充分展开。孔德和马克思都将历史预想为一种三阶段的过程，尽管他们反对当前的自由资本主义，但他们认为上一阶段文化的有机共同体在未来可以以一种新的、更高的形式被吸纳。

告别了在历史中追溯一切或不能容忍变迁的阶段之后，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逐渐转向了新的阶段。这类亚当·斯密的继承者，如杜格尔德·斯图尔特［Dugald Stewart］和詹姆斯·密尔将历史与托利党人对过去的捍卫联系起来。像杰里米·边沁一样，他们相信现代社会无须从过去学习，只要直接追求人性的普遍原则即可。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其从历史中抽象出来的原则的分析体系得以出现。对于这些投入到理解进步的历史过程的人来说，整个过去可以被压缩为一个正在被进步超越的单一阶段。亨利·梅因［Henry Maine］爵士强调进步的历史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前现代社会是依照地位组织起来的，而现代社会则是由契约组织起来的。

实证主义与历史主义的纠缠

如果进步是抵制和妨碍历史主义含义的一种机制的话，那另一种机制就是科学法则。18世纪时，社会科学家提出将自然的法则作为“神圣治理得以实施的规则”，从而将关于法则的科学视角与更为古老的自然法的宗教概念相融合，前者是将在自然中观察到的规律性作为规则，后者则是将自然法视为上帝统治自然世界的工具。在19世纪的早期和中期，神圣的存在通常是受到置疑的，但神圣法则的特征——它的必要性、统一性和作为统治者的行动，通常遵循科学家们在自然中发现的法则。即使多数科学家和思想家接受了休谟的批评，认为科学法则仅仅是观察到的现象规律，他们也认同将科学法则视为存在于自然结构中的必然法则。

这种科学法则的实体化，既是不安全感的产物，也是信心的产物，既反映了当上帝隐退时，人们依赖自然的需要；也反映了人们对科学研究的范围和力量不断增长的信心。与此同时，意识形态冲突赋予了科学更高的权威。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提出自然科学在知识领域中的特殊地位，并将知识的范畴从自然扩展到历史。尽管孔德为他的整个体系塑造了实证主义这样一个术语，但这一术语与他对科学知识的一般性主张联系得更加紧密，尤其是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所界定的主张。

基于启蒙运动只有现象才是可知的这一结论，实证主义断言科学知识是唯一确定的知识，因此它是更高形式的知识。在18世纪及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科学一词被用于任何系统的研究，就像德国人将知识［Wissenschaft］用于他们所有的学术性学科一样。但是，实证主义运用的是一种来自自然科学的、门槛更高的知识标准。对于密尔来说，牛顿的科学模型存在于最古老最先进的物理科学，即天文学中，是实证主义的范例。牛顿的方法要求科学家直接进入自然观察现象，寻求其背后的原因并通过归纳达到一般化，最终以逻辑的系统形式整理这些一般化规则，这样就可以从中推论出可被证实的结论。这种综合的、演绎形式的成果对密尔来说就是科学的决定性标志。

但是，密尔并不确定还要多久社会科学才能达到这种形式。他相信政治经济学已经做到了这一点。通过从复杂的人类动机和历史中抽象出一些基本的动机和关于土地、人口的基本事实，它已经能够导出一个经济的演绎模型。从政治经济学的原则，人们可以推论出具有预言性和科学法则必然性的结果。密尔强调，当预测特定状况下的结果和历史发展过程时，不仅必须考虑到这些科学原则，而且要考虑到政治经济学有意从其模型中排除出去的那些人类和历史因素的复杂排列。在具体环境中得出结论，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种“艺术”，人们必须同时考虑人类价值观对其的影响。但是，密尔自己并没有注意到这种警告，而是与他的大多数同事一样，仅从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就提出一种对未来的解释。

在社会学中，实证主义支持一种关于社会进步的经验科学。孔德提出了一种对科学的多元视角，并认为社会学是最新、最进步的科学，它不需要采取综合演绎的形式。通过历史研究，社会学发现了社会进步的经验性法则，例如人类思想从万物有灵论发展到形而上学再到科学思想的进步法则。密尔说，只要这些经验法则与从人性原则理性演绎出来的规则相符合，它们就能作为科学社会学的基础。斯宾塞的法则，即历史是从无分化的同质性进化到分化的异质性，可以通过经验性的历史证据和与生物界及物理界发挥作用的自然进化法则的一致性来获得相似的实证主义认可。

实证主义社会学倾向于将所有历史都转变为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批评者已经注意到亚里士多德的遥远影响或属于浪漫派与达尔文主义的19世纪中有机隐喻的权威性，但将“社会”或“历史”作为统一有机体对待的潜在前提是对确定的自然法则的笃信。正如“经济”开始倾向于被作为一个变量的封闭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变量行动的所有变化都可以被推导出来，社会也是如此。一旦来源于自然的主要动力因素被详细说明，其行动轨迹被确定下来，历史就会被认为是沿着事先描绘好的轨迹按其内在逻辑发展，从而对历史变迁的偶然性具有充分的免疫力。

根据密尔的说法，政治是最不可能成为科学的领域。正如密尔按照18世纪的叫法将社会科学称为道德科学一样，他一直认为政体是内容最丰富的领域，最容易受到易变的人类动机的影响，因而是最不可能被简化还原的。密尔认为一门政治行为学［Political ethology］作为中介科学能够将人类本性的普遍原则和国家特征联系在一起，也许可以获得一条出路，但他的建议从未获得赞同。相反，大量的研究以政治科学的名义开展，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历史的经验概括。亨利·巴克尔［Henry Buckle］是少数几个声称自己在对历史的经验规律研究中采取实证主义立场的人之一，对大多数人来说，政治科学是在对科学的宽泛理解中才能被当成一种系统知识的。

因此，支撑起19世纪早期社会科学的历史主义，与实证主义科学方法是处于一种相当紧张的关系中的。此外，实证主义并不是反对历史主义的唯一力量。对于那些在哲学观念论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对历史必要性的确信也能够由理性的诡谲来提供。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在历史变化的复杂辩证过程中说明了理性的发展，以及实现一个理想的民族国家的转向。尽管在某种程度上，黑格尔通过对历史发展的深刻说明刺激了历史研究的发展，但由于人们认为存在一个可以被还原为理性主义逻辑的历史发展计划，这就限制了历史的复杂性，并将德国的国家历史科学束缚在一种不变的目的论中。因此，在欧洲各处，历史主义促使社会理论家在进步、法律或理性中获取广泛的力量。

主要的例外就是历史学家，他们仍在自己的道路上遵循相似的动机和采取类似的策略。这些历史学家投入到保存过去记录和书写历史的工作中，想要从这些特定的事实中发展出一套对历史的一致解释。他们不去寻找普遍规律，而是寻找和解释那些由独特的历史构型形成的重要的“历史个体”的行动，如人、制度和国家。他们声称对过去提出真实的解释，并且就像科学的实证主义者那样，这种主张混合了不安全感和自信心：一方面，由于历史包含了存在的最终基础，因此必须依赖于历史；另一方面，是对批判方法库与日俱增的信心，这些批评方法以语文学为中心，通过证据分析来复原过去。

德国大学的学者是最早开始实践历史主义计划的。受到同一哲学［Identity-philosophy］的启发，即认为形而上或神圣的实在是内在于历史并通过历史的个体构型表现出来的，莱波尔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将把历史“如其所是地”描述出来作为最高目标。通过沉浸于第一手史料中、对证据不断考证和浪漫的或神秘的洞见过程，历史学家们将能够揭露隐藏在历史的经验物质背后的发展进步过程。从兰克，巴托尔德·尼布尔［Barthold Niebuhr］和其他实践者开始，这种思路的影响开始传播到法国和英国不太职业化的历史研究团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