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民主国家的权力游戏 | 政见CNPolitics

王也 / 政见观察员

长久以来，政治权力在非民主国家如何被分配和传递，一直让（来自民主国家的）社会科学家们困惑不已： 一没有选举揭示的民意基础，二缺乏宪法保证的稳定制度，一帮大佬聚集在小黑屋里，是怎么决定各自的职责和排位的？ 为什么不会发展到用内战来解决问题呢？

更令人不解的是，同样一套政治规则下，每次产生的人事安排往往还相差甚远。比如斯大林是个一言九鼎的独裁者，勃列日涅夫却要依靠同僚的合作才能维系统治。这又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呢？

从历史上看，民主政治的普及只是近两百年的事情，非民主政治才是人类社会的常态。因此可以想象，非民主政治的运作中，也许包含着比“投票”更加深刻，更加悠久的政治学规律。

理性主义学派的开山祖师William Riker，曾提出过“胜利联盟”的概念。

他认为， 无论在何种政体中，统治的持续都需要得到足够多其他社会成员，也就是“胜利联盟”的支持。 在民主政体中，这个联盟是半数选民；而在非民主政体中，联盟则由军阀或者寡头们构成。

纽约大学教授，《独裁者手册》一书的作者Bruce Bueno de Mesquita进一步发展了这个理论。他指出： “胜利联盟”的建立，本质上是一个利益分配的过程。成员们只有在相信自己能从统治者这里获得足够多好处的时候，才会拒绝反对派的收买。 因此，普通人可以从民主政治中受益更多。

不过，上述分析都是基于静态的博弈均衡，而现实政治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

每一期的权力结构，都会给下一期的布局带来变数。更重要的是，非民主政体中，政客甚少受到制度的束缚，因而难以做出有效的承诺。“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时有发生。

既然这样，“胜利联盟”又怎么能保持稳固？

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跟他的两位合作者，芝加哥大学的 Sonin 和西北大学的 Egorov 一起，将“胜利联盟”的框架拓展到了动态情形。

他们凭借着高超的数学技巧，和对历史的深入洞察，建立了一套不依赖于任何具体政治架构的一般理论，对非民主国家的权力游戏做出了更加准确的刻画，并得出不少 颠覆常识 的结论，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对于非民主政治的认识。

与前人相比，阿西莫格鲁等人更加关注政治权力的传递过程。

他们将这一过程简化为接连进行的一串提案-表决环节： 现任政府中的每个成员轮流提出对新政府人事的设想，其他成员则选择是否支持。当某一方案的支持者构成了一个“胜利联盟”的时候，该方案即被付诸实施，新政府由此诞生。

很显然，每个提案者都希望自己能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举例来说，现任政府由四个人组成，其力量大小可以分别量化为3，4，5和10（这里的力量可以是手中的军队数、在民众中的影响力等等）。我们假定，只要支持者的力量值之和超过总值的半数——在这里是11——新方案就会被通过，那么显然，力量值为3，4，5的三个人会很乐意联手把力量最大的玩家排除在新政府之外。面对这样一个联盟，力量为10的那位也只有仰天长叹。

可见，拥有无可匹敌的实力，并不一定意味着你能在权力的游戏里笑到最后。

有人可能会问，那力量为10的玩家为什么不试图去拆散另外三人的联盟呢？苏秦有合纵，张仪不就有连横吗？

这里就体现出了阿西莫格鲁等人的洞见。他们指出，政治人物在乎的不仅仅是当下的得失，还有长期的收益。如果3、4、5中的任意一人选择跟10合作，把剩下两人踢出政府，那下一个遭殃的必然就是自己，到那时想找人“合纵”都做不到了。

只有当玩家们短视至极，宁愿爽上一把而不在乎接下来就会被踢出局的时候，“连横”策略才可能成功。这种情况下，最终基本上会出现一家独大的政治格局。

同样的道理，在3、4、5三人构建了新的政府之后，这个联盟将会长期保持稳定。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再缺少一人，政府就会迅速坍塌成独裁统治。比如4和5挤走3，那接下来5就会再踢开4，所以4一开始也不会跟5合伙。类似的推理使得每个玩家都愿意信守盟约。

几位学者把这种状态称为“最终执政联盟”（Ultimate Ruling Coalition）。

他们证明， 在博弈的均衡状态，存在着唯一的权力转移规则。 也就是说，给定必需的“胜利联盟”（比如过半的总力量值）和每个玩家的力量分布，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最终执政联盟的构成。初始力量分布有所不同的话，游戏的结局也会相应改变。

以上的基本想法体现在阿西莫格鲁等人于2008年发表在《经济研究评论》（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的一篇论文里。

以上设定的一个不足之处在于， 最后的权力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给定的“胜利联盟”条件的约束。但真正的大玩家，其实并不希望受到任何条条框框的限制。

他们更倾向于跳出棋局，创造自己的一套玩法。

在2012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的论文里，阿西莫格鲁等人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究。

有趣的是，虽然更换游戏规则看起来比更换政府成员要来得高级，二者遵循的内在逻辑其实相差无几： 手握实权的政治家一旦预期到，在新的玩法下自己难以维持优势，那就不会有任何推动改革的动力， 哪怕改革可以增进全社会的福利。

他们举的一个例子是绝对君主制向立宪君主制的转型。

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在立宪君主制下，产权能够得到更多保护，经济增长的潜力更大，包括君主在内的每个人都可以从中获益。但纯经济学分析忽略的一点是，立宪君主制下，博弈的主动权转移到了民众一方，代表民意的议会很可能在之后要求更大的权力，直接推动代议制民主，逼迫君主下台。

考虑到这种潜在的威胁，绝对君主们面对立宪的呼声经常犹犹豫豫，也是情有可原。

三位学者在2015年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的论文中发展出了另一种思路。

他们这次假定，外在的社会环境变化不以个体意志为转移，会以一定概率朝着某个方向不停转变。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所需的“胜利联盟”有所差别。因而政治人物们在决定今后的制度安排时，还要将这种不确定性纳入考量。

对于未来的担忧，将会显著地改变玩家们采用的策略。假使当权者预期改革派会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那么就会立刻使用一切手段将其扼杀于萌芽状态。

以上三篇文章体现了一些共通的政治学原理： 在任何社会中，大动荡过后的初始力量分配，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权力游戏之后的走向。 如果缺乏良好的制度来保障承诺的履行，那么政治家对于失去权力将会更加恐惧，从而会阻挠任何可能危害他们地位的变革。

我们接下来会看到，大多数时候，这对于民众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

2010年，三位学者在《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撰写过另一篇文章，将官员的能力引入到了模型之中。

他们想回答的问题是：在不同的“胜利联盟”条件下，均衡状态时选出的政府在能力水平方面会有什么差异？

在这个模型中，普通民众也有进入政府的机会，但是必须得到当前“胜利联盟”的批准。允许能力更强的人成为政府雇员，可以提高全体民众（包括政府成员）的福利。

可是跟先前一样， 当旧政府中的“胜利联盟”成员意识到，新人的涌入会导致他们话语权的丧失时，他们就不会再吸纳有能力的民众参与政治。

阿西莫格鲁等人证明， 只有在完全民主，即“胜利联盟”不包括任何旧政府官员的政体中，我们才能确保政府由社会中能力最强的人组成（假定人们都想要为公众服务）。

否则，只要旧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有任何一点否决权，均衡结果就还是会依赖于初始的政府人事安排，而且无论多糟糕的政府，都有一直存续下去的可能。

此外，民主程度较高（“胜利联盟”里旧政府官员较少）的政权，在面对危机时会表现出更强的灵活性，更容易选出有力的领导者。

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增加非民主国家中好政府出现的概率呢？

答案是，让旧政府中的某些成员获得更加稳固的权力。

乍看上去，这似乎跟我们的直觉不符，但背后的道理不难理解：倘若旧政府中的某个派系相信，他们不会在政治变革中失去权力，那么他们也就没有理由反对变革，从而减少改组政府的阻力。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今天一些国家仍然要保留王权——在国家需要一个新政府的时候，国王可以凭借其超然的地位，协调各方的利益冲突，保证政权过渡的平稳进行。

在去年发表的综述性文章“Formal Models of Nondemocratic Politics”中，三位作者提出，阿西莫格鲁等人的工作，将会是非民主政治研究一个新的出发点。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可以添加更多的元素，比如信息不对称和实际的政治制度，以期对权力游戏的本质有更加全面的了解。而从这些模型中得出的诸多推论，也为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者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