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校反战抗议潮：抗争运动的动员、互动与遣散 | 政治学与生活

自本轮巴以冲突以来，美国高校界持续出现了小规模的学生抗议活动以支持巴勒斯坦。而在今年的4月17日，哥伦比亚大学的部分学生首先通过建立帐篷营地的方式占领校园，随后类似的抗议活动逐渐蔓延到了美国的其他知名院校，形成了一波声势浩大的学生抗议活动浪潮。

这场抗议活动是怎样发起和发展的？最终又将何去何从？查尔斯-蒂利与西德尼-塔罗的《 抗争政治 》一书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理解这场学生运动的抗争政治理论框架。

截止至4月17日，根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发布的数据，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34000人死亡，超过76000人受伤。对于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危机，一向宣扬人权与进步观念的美国却对以色列的行动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并多次在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中使用否决权支持以色列。美国高校的部分学生基于对加沙平民人权的同情，开展了抗以挺巴的抗争政治活动。

在《抗争政治》一书中，蒂利和塔罗指出， “抗争政治包含着这样一些互动：在其中，行动者提出一些影响他人利益或导向为了共同利益或共同计划而做出协同努力之要求；政府则在这些互动中作为所提要求的对象、要求之提出者抑或第三方而介入其中。” 在本次学生运动中，政府和高校都成为了学生诉求的对象，这些诉求既包括“加沙地带永久停火”等理想化的呼吁，又包括“美国停止军援以色列”“校方从资助以色列战争的投资中撤资”等更加具体的政策诉求。

哥伦比亚大学的“加沙团结营地”

大规模的学生抗争运动要求诸多参与者之间的 协同行动 ，这种协同行动显然难以通过学生们的自发行动实现，而需要依赖组织化和制度化的基础。

事实上， 学生组织 在本次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抗议活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以哥伦比亚大学为例，“学生为巴勒斯坦争取正义”“哥伦比亚大学反隔离争取撤资联盟”“巴勒斯坦青年运动”“纽约市人民论坛”“犹太人争取和平之声”等组织随着本轮巴以冲突的爆发被推到了示威与抗议的第一线，为协同行动提供了组织基础。

除此之外，这一抗争运动的发起过程中还存在着对其他与巴以问题不直接相关的社会组织的社会利用。 社会利用 ，指的是“通过利用组织性和制度性的基础发起运动，某些非政治性的团体转变为政治行动者”。在本轮巴以冲突中，工会组织“哥伦比亚学生雇工工会”“一直旗帜鲜明地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形成了一股抗议潮之下的有组织力量”。“立刻行动以停止战争和种族行动联盟”与“争取社会主义与解放党”等社会团体也通过印刷标语牌等方式，在为自身增加曝光度的同时为学生抗议运动提供了支持。行动者通过学生组织对学生之间进行串联，同时对原有的社会组织开展社会利用，实现了最初的协同行动。

加州大学的抗议者

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抗争运动产生的影响并没有仅仅局限在一所校园之内，而是迅速完成了 向上规模转变 ，在短短一周之内成为了一个美国各地高校的全国性学生抗议活动。这一过程涉及抗争的 传播 ，即“一种抗争的形式、一个问题或一种建构该问题的方式，从一个地点扩散至另一个地点”。

蒂利和塔罗将向上规模转变的主要抗争传播路径分为了两种：直接传播路径“通过一些个人和团体而形成，这些个人与团体此前已有的相互联系或彼此间的相似性，构成了动员的基础”；中介传播路径则“是一条通过中间人将那些此前也许根本没有任何联系的人们联系起来的传播路径”。在本次学生抗议活动中，直接传播路径可能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学生之间身份的共鸣使其他学校的部分学生发起相似的抗争以声援哥伦比亚大学的行动者们。

从抗争运动的发起开始，抗争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便开启了对合法性的激烈争夺。这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了双方 对于人权旗帜的争夺 ：支持者们声称自己为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平民的人权而抗争；反对者们则将这种抗议行为打上了反犹主义的帽子，试图将其解释为一种漠视犹太人人权的种族主义。然而，这种抗议真的是全面针对犹太人的吗？至少从参与示威抗争的学生身份来看，我们很难简单地将抗争行动的界限画在犹太人与其他族裔之间：“示威学生族裔背景多样，既有穆斯林，也有犹太人”。蒂利和塔罗指出，抗争活动中可能出现 认同改变 ，即“发动挑战的团体内部形成新的认同”。

尽管这些学生来自不同的身份背景，属于不同的种族，拥有不同的肤色和宗教信仰，但他们在为加沙地区的平民人权而发声的问题上拥有着共同的决心。也因此，在诸多这些将学生们划分为“我们”与“他者”的界限中，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抗争运动“典型地激活了这些界限之一的同时，钝化了其他一些可能一直与抗争参与者们相关的界限”。

对于这些抗争活动的反对者来说，“反犹主义”无疑是对这种界限的另一种划分方式，他们试图激活犹太人和其他族裔之间的界限，从而可以将整场运动归结为一场种族主义的不道德行径，进而阻止更多的参与者加入由这场抗争活动所形成的、事实上已经超越了犹太与非犹太界限的新的认同。

哥伦比亚大学1968年和2024年学生抗议活动的对比

对于发起抗争的学生来说，过去学生抗争运动的历史经验成为了他们可以利用的合法性资源，而这种利用则需要依赖复现传统的 抗争剧目 。抗争剧目指的是“一大批为某些政治行动者所熟知且可为其所用的 抗争表演 ”。

抗争表演普遍存在于抗争运动过程中，这是由于在抗争中“切实有效的要求有赖于这些要求与其所处场景之间存在一种可见的关系”，而抗争剧目则是一种模式化的、为人们所熟知的抗争表演类型，尽管同一类型的抗争表演可能因时因地而发生各种各样的创新和变体，但单一种类的抗争剧目往往在其模式上有稳定性和确定性。

如果说学生在校园内建立营地占领校园是本次抗争活动中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抗争剧目，那么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攻占教学楼的行动则具有强烈的历史象征意味，试图调动人们对于1968年反对越南战争的学生抗议的历史记忆。

在1968年的抗议活动中，哥伦比亚大学的部分学生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哥伦比亚大学分会”和“非裔美国学生团”的共同领导下占领了哥伦比亚大学主要教学楼之一的汉密尔顿大楼，以抗议哥伦比亚大学对越南战争军事防务研究的支持和兴建带有种族歧视倾向的体育馆的计划。这一行动最终实现了停建体育馆的诉求，也掀起了1968年美国学生运动的全国性爆发。

而在2024年4月30日，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又一次冲进了汉密尔顿楼，并宣布占领了这座建筑，这一行为无疑是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所采取的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抗争剧目，试图唤醒其他学生乃至整个社会的历史记忆，宣示着本次抗争运动将同几十年前的学生运动一样——建立艰苦卓绝的斗争后最终实现正义的诉求。

进入纽约大学驱散抗议者的警察

从寻求外部 合法性确认 的角度来看，这场抗争运动很难算得上成功。合法性确认，指的是“某一外部权威发出信号，预备承认并支持某一政治行动者的存在及其所提的要求”。

这场抗争活动并非没有吸引到任何外部的支持，比如哥伦比亚大学的抗议中，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的哥大支部谴责了校长批准警察进校逮捕学生的行为违背正当程序，同时也有数百名教师打出“别碰我们的学生”的标语保护学生的抗议活动 [5] ；而在国际环境中，联合国秘书长也在对这些抗争活动的评论中强调“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证言论自由与和平示威的自由”，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民也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向参与抗议的学生表达了感谢和支持...

然而，这些抗议者往往无法直接对学生的诉求予以支持和回应，而真正有能力改变事态发展的力量则站在了学生们的对立面：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沙菲克授权纽约警察局清理学生营地，并通过逮捕、停学等方式惩罚参加抗议的学生；美国总统拜登对“反犹太主义抗议”活动表示了谴责，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将抗议学生打上了暴民、激进分子、煽动者的标签；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埃尔丹也谴责这些示威活动，并表示相关学生应被开除，大学应采取“迅速而严厉的行动”。

德克萨斯大学示威者被警察逮捕

蒂利和塔罗指出，每个政权有三种方式限制抗争提出的要求。

其一，“ 政治机遇结构 影响着何种要求是可能的”。政治机遇结构指的是“各种促进或阻止某一政治行动者之集体行动的政权和制度的特征，以及这些特征之种种变化”。美以特殊关系的存在使得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在对以色列的支持上有着强烈的共识，这也使得学生的抗争活动很难在美国国内政治中得到足够有力的盟友支持和合法性承认。

其二，“每个政权都把已知的一些 提出要求的方式 区分为法定的、得到许可的与遭到禁止的三类”。在支持者看来，学生表达对以色列在加沙地区所制造的人道主义危机的不满完全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是受到美国宪法所捍卫的权利。然而，反对者通过为言论自由划定界限，也可以使这些亲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成为遭到禁止的事项。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共同推动下，《反犹太主义意识法案》法案在众议院得到通过，一旦正式签署实施，对以色列国的攻击言论将成为非法。这一防止反犹言论或行为的法案一旦付诸实施，无疑存在着扩大化、武器化的风险，可能成为打击亲巴勒斯坦支持者抗争活动的“口袋罪”。

其三，“ 可用的抗争剧目 强有力地限制着人们在任何特定政权内能提出要求的种类”。许多高校的校方正通过与当地警察的合作，对学生的抗议活动采取各种各样的妨碍措施或惩罚措施，从而限制学生可以选择的抗争剧目。在纽约大学，“巴勒斯坦团结联盟”学生组织在古尔德广场建立营地，校方请求纽约警方以非法侵入罪拆除营地并将示威学生逮捕。在此之后，校方开始在示威活动所在的广场边缘搭建胶合木板隔断墙并请求大量配枪警察驻守校园以阻止学生的占领示威活动。“迅速改变的威胁和机遇通常使得当权者转向呆板僵硬的刚性抗争剧目，而让挑战者转向更具灵活性的剧目”，由于标准的强剧目被彻底封锁和禁止，纽约大学的学生不得不采取新的弱剧目来与学校进行对抗：学生们在隔断墙上写下了“耻辱之墙”和大量其他支持巴勒斯坦的标语与涂鸦。

总体来看，本次学生的抗争运动在美国现有的政治环境下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其诉求真正得到实现的前景也十分渺茫。

纽约大学为阻止抗议活动建立的隔断墙

抗争运动最终以 遣散 落幕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结果，蒂利和塔罗的研究向我们提供了具有代表性的几种遣散机制：竞争、背叛、幻灭、镇压和适度的制度化。

竞争 可以理解为抗争政治行动者内部的分裂，参与支持抗争行动的不同力量存在着各不相同的目标； 背叛 则是某些领导人通过其抗争政治领袖的身份与资历，转而脱离抗争组织以实现其个人政治目标的行为。从目前的新闻报道来看，学生组织往往拥有着较为一致的诉求和行动方案，也会通过表决和自愿退出等机制解决分歧，竞争与背叛机制所导致的遣散可能性较低。然而，随着抗争行动的持续，学生们理想化的诉求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可能会使一部分学生转向更为实际的妥协性目标，从而产生行动者之间在目标上的分歧，竞争与背叛的也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导致抗争活动的遣散。

幻灭 则是指行动者对抗争活动目标的实现不再抱有希望，甚至对参与集体行动的经历感到怨恨。在本次的抗争活动中，大量的学生遭到了停学甚至逮捕的惩罚，而且对更多的学生来说，抗争目标的实现也遥遥无期。校方与警察强力的 镇压 行动进一步破坏了学生的抗争组织，并直接将大量参与示威的学生驱离学校或逮捕，使得一些大学的抗争活动被迫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