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史·
“政治与世界观培训”与第三帝国的意识形态统治
——以纳粹党培训总局为中心
胡 晓 琛
内容提要 1933—1945年，纳粹党培训总局是第三帝国针对纳粹党党员干部进行“政治与世界观培训”的重要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培训总局主要着力塑造纳粹党党员干部队伍具有军事化色彩的“政治作风”，普及纳粹党世界观的基础知识，实现意识形态的一体化，从而通过各级培训部门选拔出一支符合纳粹意识形态要求的干部后备军。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培训总局组织的“政治与世界观培训”扩大了培训范围和内容，将纳粹党党员干部打造成民众日常生活的“布道者”，使民众奉行所谓的“民族共同体”生活理想，以达到监视与操控战时德国前线与后方精神文化生活的目的。为此，纳粹党培训总局实施了各类特别培训，涉及民众节庆活动、国防军与德国侨民等方面。在纳粹党的构想中，“宣传”主要是一种公开煽动民众情绪的短时媒体手段，“政治与世界观培训”则是一种作用时段较长、主要针对纳粹党党员干部的特殊意识形态控制工具，其为宣传活动奠定认识基础。
关键词 政治与世界观培训 第三帝国 意识形态统治 纳粹党 培训总局
被称为“褐衫精英”（Braune Eliten）的纳粹党党员干部既是纳粹党独裁统治的实施主体，又是传播与固化纳粹党意识形态的核心力量。为了确保这一群体的“政治素质”，纳粹党上台后不久，其组织系统便成立了培训总局（Hauptschulungsamt），专门负责以“政治与世界观培训”（politisch-weltanschauliche Schulung）教育改造各级党员干部，并从中进一步选拔政治骨干，培养后备统治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为稳定德国国内政治局势，培训总局又逐步扩大了培训的作用和范围，通过各级党员干部对普通德国民众进行无孔不入的意识形态渗透，使之服从并内化纳粹党官方所要求的“民族共同体”生活理想。在第三帝国存在的短短12年间，借助“政治与世界观培训”，纳粹党的干部群体先是被赋予了成为思想一元化、作风军事化的政治“战士”的使命；之后，这一群体又通过培训被塑造成操纵民众日常生活、稳固独裁统治秩序的“布道者”，直至纳粹政权的覆亡。毋庸置疑，纳粹党的宣传部门在整个第三帝国史上影响力巨大，几乎使“宣传”成为纳粹党意识形态统治的代名词。事实上，“宣传”与“培训”的关系较为微妙。“宣传”针对的是全体民众，表现为较短时间内的媒体技术攻势；“培训”则主要针对纳粹党干部群体，承担了纳粹党定义中的“教育”与“培养”功能，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操控手段。
德国纳粹党的意识形态宣教问题一直是国外学界关注的热点，相关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但是，国外学者关注的焦点多集中在党卫队、国防军和青少年等群体上。此外，虽然国外学界普遍强调了宣传在纳粹党意识形态教化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但并未分析“政治与世界观培训”的重要性，也未能充分注意到它与宣传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在涉及纳粹干部群体的论著中，政治培训并非学者们讨论的核心，由此对培训在纳粹意识形态宣教体系中的地位没有给予充分阐释。
早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者便关注到纳粹党的意识形态宣教领域，只是限于一手资料的缺乏等原因，相关研究成果较少。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在这一领域中的研究成果逐渐丰富，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纳粹政治意识形态宣教领域的研究成果逐渐丰富，不过大多限于一般性论述。因此，本文以纳粹党培训总局主导的“政治与世界观培训”活动为研究对象，依据德国联邦档案馆原始档案以及纳粹官方出版物，力求深入探讨以下几个问题：德国纳粹党对其党员干部在独裁统治中的表率作用有何期许？“政治与世界观培训”在纳粹党的意识形态宣教体系中处于何种地位？它在塑造干部与控制民众的过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作用？所谓“培训”与“宣传”在纳粹党意识形态统治功能中的联系与区别是什么？
一、 “政治与世界观培训”的战前架构：“政治军人”的塑造过程
1933年之前，纳粹党处于竭力扩大自身影响力的进程中，根本无暇考虑干部培训对组织本身的重要性。而在成功篡夺政权后，由于新加入党员数量暴增，需要对其忠诚度进行把控；加之德国国内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平主义等诸种纳粹党认定的“世界观敌对思潮”的影响仍然存在，意识形态领域便成为纳粹党以期在整个德国稳固人心、保证政权合法性的重要争夺领域之一。纳粹党高层曾多次强调“意识形态斗争”与“世界观教育”的重要性，甚至将“培训与教育工作”视为纳粹上台后的头等要务之一。在这一背景下，纳粹党指派其全国组织领袖罗伯特·莱伊属下的培训总局（Hauptschulungsamt）专门负责对纳粹党党员干部进行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塑造与再教育工作。
培训总局的工作对象包括所有纳粹党及分支机构社团的党员干部（冲锋队、党卫队、民族社会主义飞行员协会、民族社会主义载重车司机协会和希特勒青年团除外）。纳粹党高层希望通过“政治与世界观培训”，在干部群体中树立整齐划一的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从中培养并选拔出符合纳粹党统治要求的后备力量。这一目标用当时纳粹官方话语来描述就是：“只要有一位教师不接受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他就不能按我们的精神教育青少年；只要公务员还信奉另外一种世界观，国家就绝不会彻底掌握在我们手中；只有当管理者与员工将民族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行动指南之时，工业与经济界才会完全为德国人民效劳；最后，只有全体人民在争夺生存权与生存空间的斗争中奉行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世界观敌对势力才会被完全清除。”
在组织结构上，培训总局共设立了七个主要职能机构：教务处（Amt Lehrwesen）、常备培训处（Amt Aktive Schulung）、中央召集处（Amt Zentrale Einberufung）、培训材料编辑处（Amt Redaktionelle Schulungsmittel）、骑士团城堡处（Amt Ordensburg）、阿道夫·希特勒学校处（Amt Adolf-Hitler-Schulen）和帝国培训城堡处（Amt Reichsschulungsburg）。同时。培训总局的下属层级也完全与纳粹党的大区（Gau）—县市（Kreis）—地区（Ortsgruppe）三级行政区划相对应。其中，大区与县市两级部门共同负责管理实施各对应级别培训城堡的培训工作，并监督下级培训部门的培训工作以及本级别分支机构与附属社团的技术性培训工作。在这个由上至下展开的组织架构中，地区培训部门无疑处在底层，然而其作用却不可小觑，这一层级要为整个培训体系运行的顺畅一体负责。它并不直接实施培训，但却负责组织谋划大区和县市培训部门参与的每一项培训活动。同时，它也是确定培训人选并层层上报的出发点。另外，培训总局每月都会制订适用的培训主题，而地区培训部门也被要求及时详尽地处理这些主题所传递的信息。地区培训部门因而可以视为纳粹党培训活动实质上的联络中枢。
如前所述，纳粹上台后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由于大批新入党员政治素质未经检验，纳粹党眼中的各种所谓“世界观敌对思潮”在德国国内亟待荡除。罗伯特·莱伊掌管的纳粹党组织部门安排“政治与世界观培训”工作时的重心也与之形成对应：首要目标是培训出所谓的“政治军人”（Politisches Soldatentum），同时也要兼顾普及所谓“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的基本知识，以形成反击“世界观对手”（weltanschauliche Gegner）的意识形态基础。
（一）“政治军人”的作风培训
“政治领导”（Politische Leiter）是纳粹官方语言对其干部的称呼，也是政治作风培训最主要的对象群体。纳粹党高层要让属下的党员干部对元首和高层领导绝对效忠，同时也要让他们在日常统治实践中以整齐划一的仪表举止在德国民众面前树立威严。所以，服从、忠诚、珍视荣誉、严守纪律等军人特质正是最符合期望的培训标准。在纳粹党看来，“政治领导”是一群民族社会主义的“布道者”，要时刻注意维护自身的“荣誉”、“兄弟情义”与“操守”。
鉴于地区党部在培训工作中的中枢性地位，政治作风培训也以地区党部的纳粹党员干部为中心。他们按人数被编组成不同的培训单位。首先，由8—40名干部组成一个“行军团”（Marschblock）；3—5个这样的“行军团”组成一个“后备队”（Bereitschaft）。每一县市下辖6—12个“后备队”。每个“后备队”的领导干部数量不能超过150人。“后备队”构成了政治作风培训的基本单位。培训总局称这一单位为“政治战士的战友集体”（Kameradschaften der politischen Kämpfer）。“后备队”队长大多由所在地区党部中资历最老的纳粹党干部担任。队长接受县市培训长官的直接领导，而后者对辖区的作风培训质量负总责。“后备队”的成员每月都要接受队列训练、体操训练和射击培训等军事与准军事的培训内容。射击培训持续时间长达8周，甚至要达到国防军预备役人员的水平。此外，“后备队”每月都会进入持续几日的警戒状态，在这种状态下随时待命，并接受上级部门安排的公务训练任务。
此外，为了在组织成员之间建立起所谓的“战友情谊”，纳粹党各部门的所有“政治领导”每月必须至少参加一次“公务集会”（Dienstappell），日期、时间、地点均为固定。所有参会者必须统一穿着纳粹党为所有党员干部配发的公务制服。这种“公务集会”的一般流程为：1.培训部门将召开事宜通知部门负责人；2.所有参加集会的“政治领导”向部门负责人报名登记；3.该部门的业务负责人在集会上作报告；4.部门负责人对报告予以回应，并介绍当前的政治形势；5.所有参会者进行战友般的聚会交流。
表面上看，通过这种模仿军队中长官训话与官兵交流的集会形式，各部门负责人可以在日常工作之外与其下属直接见面交流，宣布某一具体时间段内的政治方针，了解党务工作的执行情况，倾听下属的意见、建议与愿望，明确下一步行动的观点与计划，以增进上下级之间所谓的“战友情谊”。但实质上，“政治领导”们的着装、形象以及受训状况都将会受到培训部门负责人的严格检查。如此一来，培训部门就能从中监控并掌握领导干部的政治与世界观思想状况。
（二）“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的基础知识培训
在进行政治作风培训的同时，培训总局也为纳粹党党员干部开设了貌似知识性的世界观基础教育课程，涵盖内容极为庞杂。以柏林大区为例，仅该大区培训部门为辖区培训城堡开设的课程科目就有以下几类：政策类：种族政策、食品政策、经济政策、外交政策、殖民政策、国防政策、文化政策、社区政策等；历史类：史前德国史、近代德国史等。此外还有种族卫生学、哲学与世界观、文化与艺术、纳粹党与国家结构、教会知识、民族社会主义的敌人等。由于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本身来源就庞杂不一，再加上培训部门要突出各学科的世界观色彩，因此出现这样纷乱的学科设置是不奇怪的。
开设这些培训课程绝不是单纯的知识传授。为了维护纳粹意识形态的统一性与不可动摇性，课程中的学术论争是不被允许的。下面这段论述就体现了纳粹官方对于党务培训与学术论争问题之间关系的典型态度：“近一年来，对在培训工作中系统引入达尔文主义用于‘论证’民族社会主义种族生物学世界观的企图……必然会使关于物种起源论的争论死灰复燃，在此类争论中无法使科学与世界观保持一致立场。……对本党来说，引入在学术上存在争论或部分有争论的问题，即便其在思想史上意义重大，也必然意味着带来一项不堪忍受的负担。本党正是依靠对少数基本事实的教育与承认才成长壮大的，它只有将其学说限定在种族生活中最普遍基础的事实上才能维持自身的统一与团结，绝无可能将党政决策的基础建立在类似生物学、天文学或物理化学等学科的知识细节之上。因为总体而言，只有极少数人了解这些学科领域，并且伴随未来科学认识的不断发展到达极限之时，那些认真对待这一问题的科学工作者必然会出现观点变动，以致无法达成一致。”
为了扩大意识形态传播的影响力，纳粹党培训总局还发行了成本低廉、波及面极广的内部培训专刊——《纳粹党培训简报》（Der Schulungsbrief der NSDAP），并不断扩大这份官方培训刊物的发行量。同时，纳粹党的各级“政治领导”与所有1933年以后加入纳粹党并被正式接纳的党员必须无条件订阅该刊物。它也被培训人员作为固定的辅助性材料使用，并被要求覆盖所有“有意愿加强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学习”的德国民众。
《纳粹党培训简报》每一年的每一期都有一个完整的主题，例如，1935—1936年：“史前史”；1937年：“中世纪与近代史”；1938—1939年：“实现纳粹党党纲”。下一年的杂志在内容上继续接续上一年，并进一步发展上一年的主题。在培训总局的官方定义中，这样做是为了“体现编辑性培训计划的固定性，突出其区别于其他刊物立足长期性普及的特点”。这份期刊同样“不为各种形式的学术讨论或试验提供舞台，也不参与政治领域新出现问题的讨论。即便出现或参与讨论，也只会在纳粹世界观基本原则上已经固定的、新的或历史的论断意义上处理这些论题”。
培训总局提升党员干部的知识储备，主要还是为了使其有能力反击各种“世界观对手”的思想影响。德国国内的教会势力、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及和平主义者是其主要的打击对象。为实现这一目的，培训总局还在战前与党卫队保安处签订了合作协定，保安处总部及下属机构分别负责向培训总局和各大区培训部门通报最新情况，使其获得打击“世界观对手”的即时协助。
二、 “政治与世界观培训”的战时定位：作为“布道者”的纳粹党员干部与“民族共同体”生活
1939年9月1日，随着德国对波兰的侵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此时，培训总局在战时培训方针中提出，“政治与世界观培训”要在战前六年的基础上适应战时需求，成为维持战时德国秩序的意识形态辅助工具。“尤其在战争时期，培训工作不能只是进行纯粹的世界观知识教育。‘政治领导’最为重要与基本的特质，就是具有管理与领导民众的能力。这个群体必须学会如何与民众打交道。特别是本党基层组织，其每一位‘政治领导’都应具备这种特质，因为他们与民众的距离最近，他们要成为民众管理的典型。”
出于这一考虑，培训总局请求当时的纳粹党副元首赫斯批准重新调整培训的重心：“党员干部比在和平时期更迫切地感到回应世界观需求与反击挑战的必要性。现阶段培训工作的任务是坚定党员与群众的政治与世界观立场，并为本党对公众的引导与管理工作做好准备。”
这一要求很快就得到了纳粹高层的批准。培训部门将继续向纳粹党党员干部普及战争期间的政治与世界观标准，更重要的是使党员干部熟悉掌握战时的民众管理任务。培训总局认为，纳粹党的内部思想稳定性是决定后方战线安危的因素。而这种稳定性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知识、事实与现阶段发展原因的掌握，取决于对现今斗争终将取得胜利的信念。因此，要尽一切可能在各大区重新调整培训工作的重心。调整方案规定：1.县市领袖要在县市培训部门负责人或其代表的参与下，召集县市党部及地方党组织领袖统一思想，每月至少一次。2.根据县市领袖指示，地方培训人员要根据可以用的材料对县市领袖进行培训，培训之夜最多持续14天。3.培训材料将由培训总局分发到各大区培训部门，并根据大区需求进行后续补充。4.所有新开设的培训课程必须经过培训总局批准。
在战时培训活动中，纳粹党地方党部的党员干部依然是重要的培训对象。培训总局要求基层的纳粹党员干部用最少的政治成本吸引民众对战争给予最大限度的支持。他们首先要通过培训，掌握以各种名义进行的战时经济管理工作，在物质生活上拉拢民众投入战争建设；同时用各种意识形态的辅助手段在精神上麻痹同化民众，使之自觉服膺民族社会主义的世界观。
（一）维系“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战时规划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培训总局制订了一份系统性的战时培训规划。这份文件旨在确保纳粹德国战时的意识形态稳定局面，确保“元首在民族社会主义思想基础上创建的大德意志帝国长治久安”，并“使这一思想在德国人民中不断地普及渗透”。这一规划与战时纳粹党培训系统接下来的一系列行动紧密相关。
在培训总局看来，战时能够维护所谓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纯洁性”的主体依然是纳粹党的党员干部。因此，战时培训工作的首要任务依然是在战前基础上继续塑造这个“政治军人群体”与“领袖骑士团”。有了这样一个可靠的干部群体之后，纳粹党就要通过这个群体来扩大自身在广大德国民众中的意识形态影响力。为了完成这两项任务，培训总局首先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培训材料库。培训总局为给“纳粹党培训工作提供材料基础”而成立了所谓的“高级研讨班”。这种“高级研讨班”要在培训总局掌握的各个骑士团城堡中开设。由其负责收集整理来自不同学科的培训资料，为来自书籍、杂志、报告与演讲中任何可能的培训主题收集相关资料，整理成不同的使用版本。这个研讨班的工作职能仅限于对材料进行统一的编辑处理，对于各种实践性培训工作不能插手。另外，培训媒介手段的使用范围也被扩大：至少在每年的纳粹党党代会上举办一次大型的培训展览，而由大区与县市负责举办相应规模的展览。同时与宣传部门合作，制作培训的有声电影并公开播放。
培训总局在战时规划中强调了所谓“直接培训”（Direkte Schulung）的重要地位。此种培训方式通过教学与演说而直接作用于受训人群，达到所谓“一对一的影响效果”。培训总局认为，要发挥直接培训的作用，就需要将各个培训层级的工作组织完全置于自身掌控之下。这个任务由培训总局常备培训处下设的各职能机构来完成。各机构负责人同时也是培训工作监督人，并且独立决定培训外行动的组织工作。其组织者要非常熟悉人事配备状况，这直接决定了外派培训人员的工作成效。培训总局计划建立训练检验培训演讲者的选拔体系：在下属各大区培训城堡开辟选拔场所，层层选拔出的培训演讲者最终在大区培训城堡进行演说效果的检验，由大区培训城堡的所有教学人员与大区培训部门的负责人进行选拔。
在战时培训规划中，培训总局又将“直接培训”分为两类：其一为“开放式培训”（die offene Schulung），它是在纳粹党地区组织中进行的培训。主要实现形式是各地区的“培训之夜”（Schulungsabend）。这一培训工作与整个战争形势结合紧密，它主要针对的是纳粹党在某一特定时间段要解决的意识形态问题。培训总局要求“开放式培训”要清晰、系统和目标明确，并与宣传部门配合进行，且时间点需要比宣传部门的活动提前2—3个月。培训总局甚至预想在战后用1—2个月的时间在整个帝国内进行“开放式培训”，以完成纳粹意识形态的标准化普及。其二为“封闭式培训”（die geschlossene Schulung），也就是在培训总局下属的各培训城堡中进行的培训。这种培训方式源自战前的世界观基础培训，所有纳粹党员干部都必须参加。“周末培训”（Wochenendschulung）是“封闭式培训”的扩展形式，由县市培训主管与县市纳粹党领袖合作，在县市培训城堡中进行。培训课程与对受训人的评价和考察结合，从各地方与县市纳粹党组织受训者中选拔最优秀的学员。培训总局负责对受训者的业绩与意识形态状况进行评估。
（二）特别培训与“新生活秩序”构想
除上述固定培训方式外，培训总局还专门设计了适应战时需要的特别培训行动，希望这些特别培训措施可以“不单使本党领导层，一定程度上使所有其他的党员与群众都能体验世界观培训”。这些特别培训措施均服务于操控德国民众战时生活秩序的核心意图。纳粹党及培训总局毫不掩饰地指出，实施这些培训措施就是要与尚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基督教会争夺民众生活的精神支配权：“我们很了解教会的工作，教会习俗在塑造与影响信众的过程中产生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但再将现今时代民众的精神与文化生活任由教会支配是危险的。……如果我们能以更大的力度来接管文化生活，不仅能使整个民族归附于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还能为以‘民族共同体’为远景的‘新生活秩序’奠定实在的基础。”这一“新生活秩序”的最终目标将是培育所谓的“理想生活”。每一个从这一模式生产出的“德意志新人”都将“成为元首无条件的附庸，为阿道夫·希特勒效命，为德国效命！”
培训总局在特别培训构想中强调：“必须时刻注意将培训工作与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联系在一起，训练民众适应民族共同体的生活秩序。”他们还为这种“民族共同体”式的生活设计了中心场所，这种中心场所被称为“地区城堡”（Ortsburg）。这一高塔式建筑形式来源于乡镇居民生活中的三个重要场所——教堂、市政厅与宾馆，并将这三者的功能整合为一体。地区城堡是本党在乡镇区域履行使命的建筑形式。培训总局计划在战后的每个地方组织都建立这样一座“地区城堡”，它将是培训部门用于意识形态宣教的“广场”。按照培训总局的设想，“地区城堡”将为理想的“民族共同体”生活树立样板。所有“民族共同体”的成员都将在这个场所进行民族社会主义的精神生活，正像他们以前在教堂中所做的那样。
三、 以“政治与世界观培训”操控民众战时生活秩序的实践例证
（一）“人生庆典”与纳粹党的“民族共同体”生活理想
1940年11月8日，纳粹党培训总局向各大区培训主管发布了关于节庆活动与民众“人生庆典”（Lebensfeier）活动组织培训的工作指示。该指示称：“各级培训部门在节庆与人生庆典领域主要负责阐释和指导，力求避免在细节上纠缠，同时绝不可放弃对民众世界观倾向的引导。并且，下列节庆活动的指导与组织情况要向培训总局汇报：重大人生庆典，包括出生礼（洗礼）、婚礼、葬礼与儿童加入希特勒青年团与德意志少女联盟的仪式，此外还有地方组织的周末庆典（Wochenendfeiern）、英雄纪念活动（Heldenehrungen）、乡村节庆活动（Dorffeste）与大型民族节日庆典。汇报中要涉及这些节庆活动的规模程度与组织形式的具体细节。”
这份指示可以说是纳粹党世界观培训意图在战时扩大权限，并延伸到民众生活领域的直接证明。对于纳粹党党员干部而言，控制德国人民颇为有效的手段就是操控民众的日常生活，而民众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正是各种传统节庆与礼仪活动。为使纳粹党员干部熟悉操控民众生活的规程，培训内容中包含了完备的操作指导与注意事项。培训总局在其编订的庆典组织辅导手册中提出了明显基于种族主义的指导思想：“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的仪式礼节诞生于德意志民族的血统力量，它们是德意志人民行为举止的一部分。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的仪式礼节展现出一种建立在我们种族纯洁性之上的共同体秩序，对所有党员与民族同志来说是个人与民族思想行动的力量源泉。而仪式庆典就是对种族思想与种族生活的表现与认知，它们表现了民族共同体的力量。在家庭与家族的人生庆典中，帝国这个庞大共同体以确定的形式得到体现。”手册还要求各地方的干部在组织人生庆典活动时“从希特勒青年团与妇女组织中发展组织策划人员；最好使用规模更小的组织形式，营造温暖气氛，不要制造‘感伤情绪’，而是要更好地建立‘联系’”。
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具体的操作流程中，活动组织者被提醒要特别注意活动组织的细节，否则会由于“太过形式化”而给在场民众带来“不人道”的感受：“不要用与当事家庭不相称的活动组织形式或空话连天的演说模糊了庆祝活动的本质。“人生庆典”活动中的重要环节（向母亲致敬、递交出生记录簿、赠送礼物、交换戒指、祝福等）形式简明、表达有力，才能给民众造成最深刻的体验效果。要使人生庆典活动圆满无缺，需要保持庆典歌曲及音乐伴奏合拍；开场有序；话语、歌曲、音乐、致辞与行为相互配合；结束时注意保持气氛隆重；人生庆典活动的组织者要挑选一位有经验的演说者；必须老练成熟，绝不可任意指定党员，而要挑选工作最得力、最老成持重的人员。致辞演说不可仿照一般的政策宣讲，而要发自内心。因此只能由那些熟悉相关家庭或与之有联系的人员进行。通常要使用通俗语言。”通过人生庆典活动的组织，纳粹党的基层领导干部将深入了解辖区民众的个人问题与困境，“由此获得的这种操控生活的途径，其可靠性与对个人的深刻影响性无可替代”。按照培训总局的建议，纳粹党的基层干部要能够“在辖区内婴孩出生时访问其家庭，在年轻夫妇婚礼现场送去民族社会主义的祝福，或者在葬礼上对死者亲属表示哀悼”，这样“当事家庭会对本党的同情给予高度评价，以加强家庭与民族共同体之间的联系”。地方培训主管被要求事先就访问具体事宜向街道及社区的纳粹党干部提出建议。如果干部不能直接到场访问，则必须采取分发祝愿或哀悼卡片的形式。这种特殊的“卡片”不能从市面上采购，而必须经过“符合世界观”的特制。卡片的图片效果必须简明清晰，文字要言简意赅，方便阅读。同时体现出地方特色，避免出现过多象征性的符号。培训主管负责制作卡片中的文字及艺术效果，所有参与此项工作的职能部门要提供支持。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培训总局反复强调人生庆典活动与“民族共同体”之间的关联性。纳粹德国的每一个家庭都应当在纳粹党干部的指导下完成富有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意义的节庆活动，使“民族共同体”理念深深根植于德国人民的生活观念与习俗之中；并使民众遵从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的要求，过所谓“德意志式的生活”，即“按照民族共同体生活的法则来履行对人民对国家的义务，自我反省，并明确自身在种族主义的生活秩序中的定位”。
（二）在国防军中实施的特别培训活动
从入侵波兰开始，纳粹党始终重视对国防军的意识形态控制。培训总局也就此创设了专门针对国防军的特别培训措施——“培训周”（Schulungswoche）。它是由2—3名演讲人组成的培训小组，被派往指定地区进行持续一周的世界观培训，对所有重要的世界观问题进行宣讲。
与此同时，一批入伍的培训总局工作人员在国防军中也并未中止其本职工作。为便于后续培训行动的开展，培训总局对这批前线工作人员进行了统一清点。根据战时需要，培训总局向其发出指令，加强与普通士兵的思想联络，安抚士兵，成为士兵与其后方亲属之间的联系人，以便于对其发动意识形态攻势。当时，培训总局对相关操作方式有这样的阐述：“（总局）几乎每天都保持与前线士兵的通信，并每日都向其寄送世界观教育类的报纸杂志。我们会对他们的回信逐一进行回复，并立即与其亲属联系，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至少也会与相关部门进行协调。除了我们寄去的文字资料，士兵们每人还会得到来自亲属的小型包裹，内有烟草、甜酒等消耗品。此外，我们还专门发行了前线与后方的通信选集。总局认为，这是我们及时了解掌握士兵思想动态的绝佳工具。”
这样，利用士兵的身份，在国防军中服役的培训工作人员能够及时了解身边其他士兵的政治立场，并将所得信息反馈给培训总局，反馈培训需求。培训总局则根据这些信息与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共同确定合适的培训主题，再由这些工作人员进一步选定意识形态教化内容。为了确保国防军培训的可靠性，培训总局还专门训练了培训人员行动组，派往西欧战区直接开展培训任务，以与军中服役人员相互配合。
培训总局自身发行的培训刊物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培训的辅助资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纳粹党培训简报》与《德意志初级读本——给战友的话》。1940年3月21日，德国联邦档案馆，NS22/1131。在1940年纳粹德国入侵西欧的行动开始以后，国防军一次就订购了4万份《纳粹党培训简报》，并且向培训总局告知，由于防区需要将不断增加订购量。自1941年起，为了呼应纳粹党对于侵略苏联的“世界观战争”口号，提升对前线士兵世界观培训的强度，培训总局不仅将所有德国国内培训中剩余的《纳粹党培训简报》都投放到东线战场，还专门由纳粹党财政总监拨款发行了前线特刊。该前线特刊直接由纳粹党县市与地区基层组织的培训部门负责寄送，1943年的发行量高达每月50万份。
（三）特别培训活动与德国侨民和移民世界观的重塑
自1939年至1941年，纳粹德国在席卷欧洲的侵略战争中占领了东欧及东南欧的大片领土。由于历史原因，在纳粹称为“东部地区”的疆域内（主要包括当时的东普鲁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乌克兰、白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家）生活着众多日耳曼族群。按照纳粹党的种族安置计划，这些“德意志侨民”理当从被“劣等民族”斯拉夫人占据的土地上回迁到自己的“帝国”中。纳粹党在战时新成立的瓦尔特兰帝国大区、但泽—西普鲁士及波兰总督府成为安置所谓德国侨民及回迁移民的主要区域。除此之外，西欧、西北欧地区与南欧的纳粹占领国与仆从国也散落分布着一些所谓的“德意志侨民”（例如卢森堡德意志人与意大利边境地区的南蒂罗尔人）。纳粹党希望使各地的“回归”族裔摆脱原居住地区的文化及精神影响，以实践其世界观要求中所谓的民族血统纯正、安居乐业的“民族共同体”理想。这个思想改造的特别任务被交给培训总局来完成。培训总局认为，对这一群体进行的“政治与世界观培训”要有一定的技巧性。“既向他们展示帝国的实力与强大，同时也要使他们心甘情愿地融入我国人民的生活中去。”
事实上，培训总局早已为此做好了准备。自1937年开始，培训总局就已将民族问题纳入培训内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培训总局与纳粹党负责民族事务的部门乃至科研院所进行了合作，编辑准备了大量针对回迁“德意志侨民”的培训材料，同时进行分发。大量培训人员被派往东欧的新占领地或西欧的纳粹“友邦”，各个培训城堡与骑士团城堡的移民培训日程也已排满。此外，培训总局还向莱伊提出建议，在新设立的四座帝国培训城堡中专门划拨两座用于侨民与移民的培训。甚至在希特勒侵苏战争的紧要时刻，培训总局依然对下属各大区培训部门发出指示，强调认为“未来关于移民问题的培训将成为重中之重”。
这其中，培训总局在瓦尔特兰大区的培训行动可以视为纳粹党整个侨民与移民培训的一个缩影。自入侵波兰的行动后不久，纳粹党培训总局便在全德范围内紧急征调培训人员，他们被派往瓦尔特兰大区进行政治与世界观培训。瓦尔特兰大区聚集的德意志侨民与移民为数众多而且成分混杂，同时生活水平与教育程度迥异，大部分人缺乏基本的德语能力，受各种宗教观念及自身传统支配影响。纳粹党培训部门认为，要将其“聚合成一个忠诚坚定的民族共同体”，需要根据群体特征调整培训重心使用适合的培训手法。通过强化培训，从这些民众中间选拔出一个血统绝对纯粹、符合民族社会主义种族观的领导阶层，然后利用这个“示范性群体”引导整个大区的民众过上“与种族身份相符”的生活。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从1939年至1942年，纳粹党在这一大区内共组织了271次大区级别的培训课程，有约9500人参加。县市级别的培训课程则有507次，受训者约15万人。而周末培训课程举办次数达到1440场，有39万人参训。这还不包括同一时期在地方以下的纳粹基层组织中进行的世界观培训。为使受训者了解并在意识形态与情感归属上依附“新帝国”，培训总局策划了“人与共同体”、“元首与其事业”、“我们的帝国”、“认识纳粹党”等一系列培训主题。针对占侨民与移民群体多数的农民，培训总局每年冬季在瓦尔特兰大区各县市培训城堡中除了对其进行世界观培训之外，还进行农业技术培训。这些农民对接受培训并不抵触，甚至对纳粹党世界观普遍抱有好感。
结语
1933—1939年，纳粹党培训总局主导的培训系统主要针对纳粹党党员干部群体进行了军事化的政治作风培训，同时普及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世界观基础。纳粹党各级培训部门通过所谓“优选”（Auslese）原则驯化足够数量的“政治与世界观无可指摘”的党员干部，并从中选拔培养可以充当领袖的后备力量。而在1939—1945年，培训总局的工作重点则是通过培训使纳粹党党员干部适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对民众管理需求，并进一步通过范围更大的直接行动使德国民众逐步内化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将其奉为思想圭臬乃至生活理想（“民族共同体”理想）。培训总局与纳粹党宣传系统配合实施各种特别培训任务，例如，节庆组织、国防军培训、侨民培训等，使民众的职业、文化和精神生活与前线生活的“生活秩序”完全按照“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的要求得到建立。
不可否认的是，戈培尔所控制的宣传机器在第三帝国时期具有强大控制力，使得“宣传”一词几乎成为此前纳粹意识形态宣教机器的代名词。但单一化的“宣传叙事”也极易使人忽视这一领域内实际存在的分工与细微差别。如果说“宣传”是面向全体民众的撒网式“舆论轰炸”，那么“培训”则是纳粹党干部群体内的“精神受洗”。
在纳粹党的话语体系中，宣传部门主要利用民众群体的感情冲动来实现目标，在短时间内使全体人民为纳粹领导层的政治目标调整思想认识，做好履行义务的准备。“宣传是领导层日常政治斗争的武器，必须在公开斗争中向国内外敌人发起攻击。”相反，培训部门则着眼于所谓“长期”目标，并且致力于达到更深层次的思想效果。这一工作因而“可以不追求一时之功效，它的运作越深入和系统化，成效就越显著持久”。
而在纳粹党的内部划分标准中，“培训”意在“使人具备处事与行动的能力”，任何一种“发展、教导、训练与教育的方式”都属于培训，受训人群需要领会纳粹领导层的政治、经济及文化意图，并给予统治实践上的支持与协助。“宣传”则“使人具备为确定目标而明确处事与行动方式的意志”，受众人群将受到某一具体政治目标的鼓舞。
另外，培训总局认为在“引导、教育和培养全体德意志人民”的前提下，宣传“必须建立在培训工作细致入微的基础上。德国人民的领导者接受训练之后，将善于使用宣传方式使广大民众的行为方式符合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及政治目标”。在培训总局看来，纳粹党需要先通过“政治与世界观培训”培养出一个举止和个性都达到最高标准的领袖团体，使之成为符合民族社会主义要求的“骑士团”，然后在此基础上对所有德国人民进行思想引导与精神控制。与此同时，宣传将在外交和内政上为这一转变做好准备。
在还原了纳粹党统摄党员与民众的培训体系的历史原貌后，这套意识形态宣教体系的真正意图也就昭然若揭了：纳粹党幻想着由一群“政治军人”组成的党员干部“骑士团”引领着广大安居乐业的德国民众，营造出符合纳粹党的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与统治理想的中世纪帝国图景，从而使纳粹党通过党员干部实现对德国民众充满种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与极权主义色彩的精神控制。需要指出的是，第三帝国虽早已覆亡，但作为探求纳粹政权意识形态统治的一面特殊窥镜，纳粹党的“政治与世界观培训”及其警示意义在今天仍有深入研究与反思的必要。
本文作者胡晓琛，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原文载《世界历史》2018年第3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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