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20日摄于香港湾仔
1997年6月30日午夜，雨，我守在深圳赛格广场南边，目送接收香港的解放军车队从深南中路匆匆通过，然后湿漉漉地回到西丽大酒店的客房，继续观看香港电视台正在直播的香港移交过程。艾敬那首发行于1992年的歌曲《我的1997》，仍然代表着当时的我对香港的认知：“1997快些到吧，我就可以去香港……让我去花花世界吧，给我盖上大红章。”
那时的深圳只是一个刚刚发展起来的新城市，内地公民出入还需要办理边防通行证，华为、中兴还是不为人知的小公司，腾讯尚未创办。而香港，则代表着繁华到近乎腐朽的资本主义花花世界。1997年，香港GDP是1774亿美元，深圳GDP是1297亿元人民币，按当时的汇率计算，约合157亿美元，不到香港的十分之一。2016年，香港GDP为3207亿美元，深圳GDP为2854亿美元，已经非常接近。
这20年，是中国快速发展的20年，是民营经济的20年，是互联网的20年，同时也是香港的“超级中间人”身份逐渐被削弱、被淡化的20年，香港的金融中心、转口贸易地位慢慢被替代，曾经的机会渐渐不再是机会。
6月21日，我在香港参加了首届“粤港澳大湾区论坛”，论坛的主题是“共建中国的世界级湾区”，论坛的承办方是1998年在深圳创立，2004年在香港上市的腾讯。这是个非常适合腾讯的角色——受益于深圳的特区环境，受益于互联网，受益于香港的资本市场，过去20年变迁的典型代表，以及，民间身份。
我的朋友圈有人评论说，这是第一次看见马化腾“如此高调地涉足政治”。
其实早在今年3月的两会上，马化腾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就提交了《关于发挥协同创新优势打造粤港澳世界级科技湾区的建议》，随后，“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被写入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成为国家规划。互联网行业的人大代表，积极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为经济发展建言献策，乃至积极推动国家战略的落实，这样的“涉足政治”，我认为多多益善。
我历来支持互联网企业家积极参政议政，不能满足于“在商言商”。就像马化腾在论坛上说的，全球市值最大的十家公司，过去大都是能源公司和金融公司，就在最近，七家科技公司跻身十大，其中前五名全部是科技公司，显示了科技在当前经济发展在中的引领作用。来自中国的两家互联网公司，腾讯和阿里巴巴也在最近两三个月中跻身全球十大，“这个事情很有意思，”马化腾说。
这个事情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无论中外，科技创新在几乎所有方面，都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科技领军人物除了继续搞好自己的企业，还有责任为科技创新创造更有利的环境和条件。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包括政治责任。
马化腾自2013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以来，已提出过超过20份书面建议，2015年，马化腾提出的《以融合创新的“互联网+”模式为驱动，全面推进我国信息经济的发展》的建议，也被写入那一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互联网+”成为国家行动计划。
另一名来自互联网行业的全国人大代表雷军，也是一个政治的积极参与者，比如他在两会上建议修订《公司法》，改善创业环境，就打中了无数创业者最切身的痛点。不管是为了改善互联网行业的政策环境，还是为了推动互联网更积极地介入我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互联网企业家都必须把政治当成自己分内的事，而不是别人的事。
从3月至今，粤港澳的政府、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等各方合力推动，仅仅三个月，就促成了首届粤港澳大湾区论坛的成功举办，其实表明了相关各方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期待和憧憬。
粤港澳大湾区是全世界惟一一个涉及一国两制的科技湾区，由于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法律文化的区隔，需要突破更多的藩篱和障碍，协调行动可能会面临更多的沟通成本和政治成本。就像马化腾说的，各方需要把竞争的心态，转变为合作的心态，这仍然是一种政治。
37年前，深圳特区是一种制度突破；20年前，香港的一国两制是一种制度突破；今天，粤港澳大湾区仍然是一种制度突破。如果说过去的制度突破还需要摸石头，今天有了过去的成功经验和突破红利，有了强大的技术创新体系的支持，或许不再需要通过摸石头来寻找安全感，但我仍然认为，互联网领军企业需要在政治上更加积极，更加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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