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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磊夫教授 (1936-)，原名勒夫·德·克里斯匹格尼（Rafe de Crespigny），是当代澳大利亚史学界研究中国东汉及魏晋史的先驱。他以年鉴学派的方法解析了东汉末年的社会“结构”（笔者按，年鉴学派的方法在此意指20世纪中叶法国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的史学研究方法。作为结构主义史学（Structural History）的分支，年鉴学派认为人类的行为是被人类所生活的自然及社会环境所界定的。基于此前提，年鉴学派的方法论将政治、地理、经济等环境因素定义为“结构”（Structure）或“结构因素”(Structural Factor)。他们通过分析这些“结构”或“结构因素”去理解历史事件。），包括地理、人口与经济。基于此，张磊夫教授将三国时代看作“结构”的产物，从而进行了独到的研究。

张磊夫现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终身讲座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园行馆荣誉成员。他著作等身，代表作包括：《北方边境：东汉的政与策》（1984）（Northern Frontier: The Policies and Strategy of the Later Han Empire）、《南方的将军》（1990）（Generals ofthe South）、《东汉与三国人物志：前23年到220年》（2007）（A Bibl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Later Han to the Three Kingdoms23BC-220AD）、《国之枭雄：曹操传》（2010）（Imperial Warlord: A Biography of Cao Cao）、《洛阳大火：一部东汉史 前23年到220年》（2017）（Fire overLuoyang: A History of the Later Han Dynasty 23BC-220AD）。其中，《国之枭雄》已与中国读者见面。

笔者负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期间，分别于2019年9月和10月拜访张磊夫教授，受《中华读书报》委托对他进行专访，以就教于各方学友。

张磊夫

徐缅（以下简称“徐”）：张磊夫教授您好！能够受《中华读书报》委托采访您是我的荣幸。您的著作《国之枭雄：曹操传》在中国有大量的忠实读者，他们非常期待此次采访，也非常期待您的另一著作——《南方的将军》中文版的早日问世。您的读者们对您的学术经历很感兴趣。请问您从何时开始决定研究三国史？这一决定背后有什么非凡的故事吗？

张磊夫（以下简称“张”）：没什么非凡的故事。我早年在剑桥大学攻读了一个三年制历史学位，主攻欧洲史及英国史。毕业后回到澳大利亚。当时，我高中的拉丁文老师刚刚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前身堪培拉大学院担任教授。我写信给他，说我对年轻的堪培拉市很感兴趣，也想继续深造。他觉得我已无需多学拉丁文，并推荐我申请学院的汉语奖学金。与此同时，战后的联邦政府刚刚开始对亚洲萌生兴趣。澳大利亚一向更重视与欧洲和英联邦的纽带，但对日战争的胜利让政府认识到学习中文兴许于国家有所助益。我申请的奖学金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设立的。于是，我开始师从一位很好的学者，汉斯·别伦施坦因（Hans Bielenstein）（笔者按，汉斯·别伦施坦因（Hans Bielenstein）是《汉代官僚制度》（The Bureaucracy of Han Times）一书的作者）。别伦施坦因先生后来去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他是一位研究光武中兴的专家且极具影响力。在他门下我阅读了《三国演义》并爱上了这本书。这是一段有趣的求学经历。我最终掌握了阅读古代史料的汉语的能力，它使我能够探索那一段历史。

徐：那么，您为何选择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留校任教呢？

张：我是历史学家，不是汉学家。在剑桥，我被训练为一个英国史及欧洲史方面的专家。我接受的是纯粹的历史学训练。可以说，我是一个碰巧懂得中文的西方历史学家。汉学是一门专注于个别对象的学问。比如对中国诗歌、散文和文化现象的研究。与之相反，我的史学研究倾向于将一个时代总结为一段系统的历史，而非许多个别的现象。当然，汉学是一门有价值的、合理的学问。但我个人认为汉学过于碎片化。例如，许多汉学家对曹操有自己的看法，但没有一个汉学家写过一本曹操的传记。相比之下，研究欧洲史时，历史学家们的敲门砖往往就是人物传记。因为西方历史学家总是把一个时代看作一个完整的体系而非许多个别的现象。而这正是西方汉学缺乏的。

徐：的确。在阅读了您的《洛阳大火》后，我发现您对三国时代有极其系统的看法。这集中体现于您对东汉地理、人口及经济等“结构”的关注。由此我认为您的研究方法论属于结构主义史学的年鉴学派分支。对于我的看法，您是否赞同？

张：我认为你是对的。实际上，学界常批评我过于结构主义，我觉得这很中肯。例如，在写作《洛阳大火》时，我根据东汉皇帝的继位顺序安排章节，这是个很年鉴学派的方式。我选择这一方式有我的道理。因为每一位皇帝的统治都伴随着不同的危机，如皇位继承、外戚专权等。每种危机都产生于不同的“结构”，不同的“结构”标志着不同的时代。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不断重复的危机，如财政短缺、北方边患等。它们反映了不断延续的“结构”。总而言之，我确实是个结构主义者。在中国读者眼中，我可能显得特别结构主义。

徐：如果年鉴学派的方法论是您的方法，您为何选择它？它为何适合于研究三国时代的历史？

张：线性史观。从春秋战国开始，中国从分裂走向秦汉时代400年的大一统。之后，汉朝衰亡，中国走向魏晋南北朝400年的分裂。这似乎符合了上述的循环史观。然而，从宋朝开始，宋被元继承，元被明继承，明又被清继承。这些王朝之间没有显著且持久的分裂时代。1911年到1949年的中国虽然也是分裂的，但这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实在是沧海一粟。诸葛的观点在当时的确有先见之明。但是，我不认为中国史是这样的。

徐：在《洛阳大火》和《国之枭雄》中，您总是将三国时代和欧洲史中相似的事件进行比较。比如，您将汉灵帝和路易十五治下的卖官鬻爵进行比较。由此，您认为比较历史学是否适合研究三国史？

张：首先，我们都是人类。我们通常对相似的问题采取相似的对策。以中国长城为例，它本质上是一条前沿防线。通过研究罗马人在不列颠和日耳曼的长城，我们能加深对中国长城的认识。我们能认识到长城不是一座简单的墙，而是一条“警戒线”。游牧民族能够在马背上快速移动。但中国和罗马的军队以步兵为主。对中国人和罗马人来说，要防范的是游牧民族快速的入侵和快速的撤退。长城的存在意味着农业民族的守军可以快速向后方报告游牧入侵者的数量，从而使后方快速召集精兵。如果游牧入侵者被精兵打败，他们将很难撤回长城以外。因为长城以内在此时会成为屠杀游牧民族的猎场。只要长城被妥善维护，游牧民族将不敢入侵。所以，我想说的是，中国和罗马对相似的北部威胁采取了相似的回应方式。他们在发明这种回应方式时并无沟通。

然而，比较三国史和欧洲史也有些许困难之处。比如，三国时代的社会组织能力比后世的欧洲强大很多。在1415年英法大战中的阿金库特，英国军队只有5000人，法国军队只有15000 到20000人。如果曹操和刘备看到阿金库特，他们会觉得这是个笑话。因为他们的军队都至少有十万之众。还有，欧洲的地理比中国要分裂得多，欧洲和中国的军事科技差距也很大。罗马人只有短剑标枪，阿金库特的英国人还在用长弓。但三国时代的中国已经有弩机了。这些都是比较历史学会遇到的困难。

徐：在中国，我们有枭雄、奸雄和英雄的概念。枭雄意味着猫头鹰一般的，借强者之力达到目的的人物。奸雄意味着富于智谋但缺乏道德的人物。英雄意味着通过勇气和能力赢得荣耀的人物。中国人认为刘备是枭雄，曹操是奸雄，孙权是英雄。您在多大程度上同意这一看法？

张：我不同意。我认为孙权是中国军阀里的特例。因为他不是一个成功的将领，他从未靠自己的勇气和能力赢得一场战争。他向来依赖将领。他的父亲，孙坚，是个真正的勇士。他的兄长，孙策，是江南地区伟大的征服者。要推英雄，我认为孙策才是真英雄。很遗憾他25岁英年早逝。当然，孙权的长处在于治国理政，这也是杰出的成就。总之，我不认为孙权是英雄。至于曹操，我认为他兼具了枭雄、奸雄和英雄的优点。尽管我这么看可能有些偏颇。曹操能上阵杀敌，这在他所属的阶层中很少见。比如，袁绍从未上阵杀敌。曹操是个有勇有谋的人，也懂得治国理政。魏国在实际上取代了汉帝国的政治结构，并且运作了起来。曹操的确很狡诈，但他决不只是个狡诈的奸雄。至于刘备，他显然很有领袖魅力。他能够让人们追随并效忠于他。但是你永远不能够相信他。吕布、曹操和刘璋都曾犯下相信刘备的错误。刘备才是真正的奸雄。还有一个能算作真英雄的人物是关羽。他是中国的战神。但因为傲慢，他在荆州败给了吕蒙。然而，我认为关羽是个虚构的人物，因为他太理想主义了。

《国之枭雄：曹操传》书影，平装本（左）和特别版（右）

徐：结合您在《国之枭雄》中的观点，您认为刘备背信弃义，对他不太欣赏。然而，中国人长期以来认为刘备是一个富于美德的领袖。那么，您认为中国人为什么会这样认为？为什么背信弃义的刘备能被认作汉室正统的保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