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树凯
来源：爱思想网
题记：
本文题目，我称为“麦克法夸尔之问”。多年前，在哈佛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麦克法夸尔教授第一次向我提出这个问题。那是一次寻常的闲谈，但是，这个问题激发了我的新思考和写作欲望。2013年夏，我开始写散忆纪登奎系列，秋天，麦克法夸尔到访北京，我们又有讨论，那时我已经有了本文初稿。2016年9月，我又到哈佛，开始与裴宜理教授一学年的合作研究，与麦克法夸尔教授又有一些讨论。这些讨论，帮助我理解文革中的纪登奎，对完成本文有重要启发。这些讨论使我强烈感到，麦克法夸尔作为有从政经历的学者，对于中国政治，特别是文革中的高层政治，确实有一般学者难以企及的洞察力。因此，在本文发表时，我首先要感谢麦克法夸尔教授。当然，本文内容都由作者本人负责。
当年，九号院里多有议论，纪登奎曾经被毛泽东考虑为接班人。但是，我在与纪登奎相处的日子里，从未直接问及此事。在我看来，这可能是纪登奎本人最为敏感的话题，如果问了会让他难堪。而且，我也知道，问了也白问，他不会回答我，起码不会直接回答我。现在，借助纪登奎当年漫无边际的闲谈，也许可以有所参悟。
说毛泽东曾经考虑纪登奎作为接班人，普通人也是可以设想的。在毛泽东执掌中国政局的最后七年，纪登奎一直在毛泽东“御前行走”，受毛泽东之托主管中共的组织人事等高层要津，也管理农业等民生大计。其时，纪登奎正当盛年，地方主政经验丰富，在结构畸形、人数有限的高层领导集团成员中十分抢眼。因此，毛泽东考虑接班人选，纪登奎自然会进入视线。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在毛泽东执政最后七年，纪登奎的政治地位上升并不显著。标志性事件是一系列的。1973年秋天中共十大召开，九大时与纪登奎同时进入政治局、排名在纪登奎之后的军人李德生，成为党中央常委、副主席；九大时中央委员王洪文成为党中央副主席，显现了接班人的明显态势；九大时的政治局委员张春桥也进入中央常委。这三个人都超越纪登奎走在了毛泽东接班人前列。在李德生去职、王洪文暴露出不堪重任后，邓小平于1975年1月十届二中全会复出，主持党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可以说又出现了新的接班态势。此时，在毛泽东接班人的序列里，纪登奎的位置并未提高。1976年初，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接班人序列人选出现了新变数，似乎纪登奎也出现了新可能。但是，政治位势在纪登奎之后的华国锋后来居上，一跃而成为毛泽东接班人。
这里的问题是，纪登奎在中央高层地位如此显要，但是，为什么在毛泽东接班人安排上一直没有走到前边，或者说没有机会独领风骚？
在我看来，毛泽东没有选纪登奎作为接班人，也许是因为对纪登奎太了解。连续多年，纪登奎直接为毛泽东直接办事，经常在毛泽东身边出入。应该说，毛泽东对纪登奎的直接了解，显著多于其他几位曾经考虑接班的年轻领导人。也许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发现纪登奎并不适合作为接班人。
那么，纪登奎没有被毛泽东选为接班人，究竟是能力问题，抑或信任问题？一般而言，从能力和资历来看，就当时相同年龄段的中央领导人来说，纪登奎比李德生、王洪文、华国锋等都有明显优势。因此，纪登奎没有被毛泽东选为接班人，应该不是能力问题。那么，主要是什么问题？我的猜想是，主要是信任问题，即毛泽东对于纪登奎没有足够的信任。纪登奎为什么没有能够得到毛泽东更多信任？纪登奎从来没有直接谈及过。但是，从他的言谈话语间，也许可以找寻出蛛丝马迹。
一 、在接班人行列中
从1969年春进入政治局，到1976年春天华国锋被明确接班人，纪登奎在毛泽东接班人行列中的位置并未发生重要改变。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毛泽东直接说到要把纪登奎作为接班人之一来培养，最早是在1970年秋天。1970年9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已经发生动摇，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提出：要培养接班人，我们都是60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60岁以下，30岁以上的人，像李德生、纪登奎等人。这个时候，在高层领导人的年轻一代中，大概毛泽东最为欣赏的是李德生和纪登奎。李德生和纪登奎都是1969年4月九大担任政治局候补委员，李德生52岁，纪登奎46岁。文革开始时，两人职务都不高，李德生是解放军第12军军长，纪登奎是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1973年8月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李德生成为政治局常委、副主席。据说，毛泽东对于李德生的最初欣赏，是来自李德生在“文革”初期军队支持左派中的表现，即他比较好地平衡了文革中的各派实力，稳住了安徽局势。至于更深层原因，则不得而知。但是，李德生很快就失去毛泽东信任，并于1975年1月4日给毛泽东写信请辞副主席和常委。毛泽东同意了李德生同志辞职，并指示此事只在党内口头传达，不要写在全会公报上。1月8日，十届二中全会批准了李德生的辞职。至此，可以说毛泽东关于李德生作为接班人的设想宣告结束。
1973年9月中共“十大”，是文革中期一次非常重要的权力分配。根据毛泽东的安排，纪登奎成为会议筹备负责人，直接领导了十大的筹备组织工作；次年，毛泽东又指定纪登奎负责四届全国人大会议筹备工作。纪登奎当时分管中央组织部。从这个角度看，他是很受毛泽东信任倚重的。但是，从“毛泽东接班人”的最高参照看，纪登奎在十大上收获并不大，具体表现为职务提升不显著。在十大上，纪登奎从政治局候补委员成为正式委员，并没有成为政治局常委，而李德生成为政治局常委、副主席，王洪文成为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张春桥也成为政治局常委。由此可见，毛泽东所说的“接班人”考虑，在纪登奎身上并没有体现。
为什么纪登奎在“十大”上职务提升有限？确切答案无从考证。大致来说，从毛泽东最初谈话提到纪登奎可以作为接班人，到另一次谈话表露出迟疑，说纪登奎作为接班人“还要再看一段”，期间大约一年左右。据河南省省委党史研究室专家访谈资料，毛泽东对于纪登奎作接班人发生迟疑，是在一次与河南省领导人谈话中流露的。1971年8月，毛泽东南巡，在武昌东湖宾馆与河南领导人谈话时，特别问道：“有人对我说，纪登奎在河南犯了什么错误。这个人怎么样啊?”有个河南领导人回答说：“纪登奎同志在河南表现很好。要说犯错误的话，就是有一段时间在河南支持造反派搞“反复旧”，跟山东的王效禹一样，有“反复旧”那种思想倾向。”毛泽东听后，当场说道：“纪登奎这个人接班，今后还要再看一段”。由此可说，此时的毛泽东对于纪登奎的信任已发生一定程度动摇。
从毛泽东这番话可见，毛泽东有另外渠道了解纪登奎在河南“文革”中的表现，并对纪登奎有所不满。这位河南省负责人的回答，看起来是为纪登奎做了开脱，但同时也可以理解为佐证了纪登奎在河南有类似王效禹的问题。王效禹是文革前的山东青岛市副市长，“文革”初期成为山东造反组织负责人，一度担任山东省革委会主任，即山东省最高领导人。中共“九大”上，王效禹成为中央委员，但是很快即被关押。王效禹在山东发动的“反复旧”运动，具体过程比较复杂，简单来说是，王效禹提出“文革”成果已经被所谓“守旧”力量侵占，或者说文革中夺权运动还不够彻底，需要再来一次造反夺权。至于说纪登奎在河南有类似王效禹在山东的问题，以本人对于河南文革初期的了解，则毫无所知。后来，这位参加毛泽东谈话的河南领导人被打成林彪死党，关押审查了很长时间。有一些人认为，这是纪登奎利用当时主管林彪专案的机会，打击报复这个人。
我个人认为，虽然从河南角度看，纪登奎被认为有类似山东王效禹的问题，而王效禹是最早被毛泽东整肃的造反上台的省级领导人，但是，即便如此，也不足以决定性地影响毛泽东对于纪登奎的信任。因为，“文革”历时十年，河南阶段不仅短暂，而且属于局部，对于毛泽东来说，观察判断纪登奎，应该主要是依据他在中央工作的表现。这段工作不仅时间长，而且属于政治全局。具体说，应该是在中央工作期间，毛泽东通过对纪登奎的考察，发现了一些不能令他满意的地方，才决定放弃让纪登奎作为接班人的考虑。
作为毛泽东指定接班人，华国锋后来居上的转折性事件是，1976年初，接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的第一副总理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此时，国务院副总理有十一位之多，排名在邓小平之后有张春桥、纪登奎、李先念等。邓小平再次被贬后，纪登奎、李先念联名给毛泽东写信，请求毛泽东指定一位副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换句话说，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以后，众多副总理不能群龙无首，需要毛泽东指定一位副总理来担任其他副总理的领导。最终，毛泽东指定由华国锋牵头负责。可以说，华国锋被毛泽东指定负责主持国务院工作以后，张春桥、纪登奎的接班预期就化为化为乌有。
那么，纪登奎在中央工作期间，为什么没有获得毛泽东作为接班人的最高信任？以本人从纪登奎晚年闲谈中猜想，毛泽东对于纪登奎有所不满，进而影响到不考虑关于他作为接班人，是基于他在中央领导层的表现。这种表现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基于纪登奎在高层权力斗争中的表现，即毛泽东对纪登奎不尽满意的，是纪登奎在高层斗争中为毛泽东冲锋陷进表现欠佳。虽然在很多老干部看来，纪登奎当时办案整人相当卖力，得罪了很多人，但在毛泽东看来，还没有做到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另一个层面是，纪登奎在当时重大政策问题上的表现，具体说是，在农业政策的思想导向上，毛泽东对于纪登奎也是有所不满的，即纪登奎的思想倾向与毛泽东不完全合拍。或者说，纪登奎当时在理解和推行左倾的农村政策方面，在毛泽东看来还不够坚决彻底。简而言之，不论是在政治思想倾向，还是在高层斗争中的表现，毛泽东对纪登奎都是不够满意的。
二 、在高层政治漩涡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