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编码：作为数字零工的互联网织女研究

灵活就业已经成为我国劳动者就业的新常态（贾晓芬，刘哲，邓楚韵，2022），零工经济是其中蓬勃发展的重要部分。以2021年末相关数据计算（国家统计局，2022a，2022b），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超过全部就业人员的四分之一。在灵活就业已经主流化的当下中国语境中，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网络主播、远程众包这些依托于专业平台企业的零工工作，已经成为某种非正式的“正式”工作。

然而，在这些专业化零工之外，还存在许多依托平台基础设施的“非主流”零工实践，尚未得到政府与研究者的足够关注。本文所研究的“织女”正是这样一个零工群体，她们以编织手工劳动为基础，通过相对自主的媒介使用，创造性地开展零工实践。借助移动互联网社交平台、在线购物平台以及电子支付平台等，织女构成了一个以妇女为主的“趣缘+业缘”群体，她们的工作内容包括手工劳动、批发零售、原创设计、内容创作、知识付费、社群运营、网络直播等多元形式，形成了一种线上线下劳动相结合、不同技能水平女性共同参与的混合形态零工实践。同时，在劳动过程中，织女不依托于专业化平台，而是根据市场环境和个人实际，利用不同平台满足零工实践不同环节的需求，甚至超越平台的商业逻辑对平台进行反向“编码”，使其实现产品设计之外的功能。本研究将这些积极行动策略总结为织女的“双重编码”，即妇女劳动者对标准化编织图解以及对平台基础设施的创造性利用。

在这里，有必要先解释织女“双重编码”劳动的独特性以及将两重“编码”结合讨论的原因。首先，就第一重“编码”而言，编织在手工劳动中具有特殊性，其技术原理与使用机具更接近作为现代媒介的相机和计算机，而不是绘画等更加依靠默会知识的古典技艺（袁艳，2022）。织女利用平台学习技能、传播知识直到完成变现的关键物是类似于计算机编码逻辑的标准化编织图解。编织本质上是一种兼具审美性的编码技术，由此可以超越传统手工劳动与现代工业技术的二分框架，联通着属于人的技艺（technique）与非人的技术（technology）（彼得斯，2015/2020：98-103）。其次，暂且搁置编织劳动的特殊性进入第二重“编码”，织女对平台基础设施的创造性利用也并不是数字劳动中的孤例，本研究希望通过织女案例与更广泛的数字劳动研究展开对话：在平台企业拥有数据所有权的情况下，劳动者是否可能使平台基础设施成为一种可以相对灵活自主使用的生产工具，进而重新占有一部分固定资本与技术知识？如果可能，这种“重新占有”背后有怎样的政治经济学逻辑？这种可能性提醒我们需要去关注现实中更多像织女这样尚未被命名的“编码者”或数字劳动者。最后，本研究将织女对编织劳动与对平台的创造性利用这两重“编码”结合讨论的深层原因在于，提示妇女在当下数字媒介编码过程中处于边缘的现实及其历史性悖论。正如“织女”一词本身所表明，编织被认为是一种妇女技术，编码则直接继承了编织的技术逻辑。到今天，编码与编织的技术延续关系被忽略，基于结构化思考的编码工作被认为更适合男性（Smith，2014：27），妇女与编码的历史关联被剥离。本文将沿着这条线索，一面揭示织女的编织劳动与数字媒介的技术亲缘关系，另一面追踪她们与平台基础设施化环境互动的劳动策略，试图重新交织起妇女与编码技术在数字时代相互分离的经纬，进而走出数字劳动“控制-反抗”的研究惯性（赵月枝，俞雅芸，陈佳逸，2024），积累妇女数字零工经验的实证知识，丰富对数字劳动的政治经济学理解，尝试为进一步讨论零工经济的当下形态和未来可能提供启发。

（一）零工经济是新机遇还是旧挑战？

为辨识织女的数字零工属性，首先需要理清本研究对零工经济的理解。目前，研究者对零工经济没有统一的概念界定，基本共识是在线平台的参与使零工经济有了新发展模式（杨滨伊，孟泉，2020）。基于此，本文将零工经济界定为一种依托于平台基础设施的新工作形态。

零工经济多样选择与灵活的两面性是研究者争论的焦点（杨滨伊，孟泉，2020），形成了零工经济研究的二元框架。一部分研究者强调零工经济的革新性，认为无论是低技能工人还是技术型工作者都能获得不同程度的独立性、灵活性和掌控权（何晓斌，石一琦，2021；马尔卡希，2016/2017）。另一部分研究者则强调零工经济的发展是高失业率的结果（Huang，Burtch，Hong & Pavlou，2020），算法将劳动者置于比传统工作更严苛的劳动控制中，劳动者缺乏基本保障（陈龙，2020；孙萍，2019；Aloisi，2016）。两条研究脉络绘制了零工经济的基本图景，为信息社会的新形态劳动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也都呈现出将零工经济的理论化工作悬置的倾向。强调零工经济革新性的研究者大多缺乏历史视角，忽略了当下零工经济的主要特征在资本主义早期各阶段早已出现，比如包买制（putting-out system）和家庭外包。这些零工形态并未消失，只是随着20世纪以来的标准雇佣关系普遍化而被忽视（Stanford，2017）。对零工经济持批判态度的研究者则多关注目前比较主流的依托平台企业的全职零工劳动者，如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经过十余年的知识积累后，研究者开始走入重复性学术生产的困境（赵月枝，俞雅芸，陈佳逸，2024），需要以历史和比较的视野进一步挖掘媒介技术发展的底层逻辑（孙萍，廖文钰，陈欣欣，2023）。

由此，我们需要积累更丰富的实证观察，以打开更多元的理论视野。零工经济不是铁板一块，零工群体内部存在由不同经济水平、社会环境、教育背景等因素带来的差异，在劳动力市场上主要体现为技能差异（De Stefano，2016），因此要对不同专业、不同技能水平的零工群体给予相应关注（牛天，2021）。这提醒我们，中国信息社会的发展一直以来都是不平衡的和分层的（邱林川，2006， 2009/2013），我们需要超越对零工经济两面性的二元讨论，对现实中已经广泛存在但还未被充分讨论的分层案例进行比较研究。

（二）妇女零工的“缺席”

Joan Acker（1990）对工作组织的经典研究指出，看似性别中立的现代工作组织其实预设了一个抽象的假想员工（hypothetical worker），这个假想员工仅仅为工作而存在，不会受到外部因素影响而损害工作表现，最接近这一理想形象的莫过于拥有一名全职主妇妻子的男性员工。在我国，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等网约劳动（on-demand）零工群体虽然属于灵活就业，但在实践中为了获得足够的收入，他们必须从灵活工作转向全职、固定时间的工作，接受更加严格的工作控制（Sun，Chen & Rani，2023）。因此，零工经济对“假想员工”的预设仍是全职男性工作者的形象，研究者主要关注的也仍是这一群体。相对而言，兼职的、非正式的、以家庭或其他私领域劳动场合为主要劳动场景、采用“传统劳动内容加新用工方式这样‘半新不旧’的劳动形式”（丁瑜，梁家恩，2021）的零工群体受到较少关注——这几点恰是需要承担再生产义务的妇女零工常常表现出的关联特征。妇女仍是零工经济研究中的盲点（郑祁，杨伟国，2019）。

事实上，在灵活就业人员中，女性占四成以上（贾毓慧，2022）。近几年来，随着全民数字化进程加速，灵活就业趋势增强，妇女数字零工群体比例也随之有上升趋势（孙萍，赵宇超，张仟煜，2021）。但是，对于妇女劳动的系统性忽略在信息社会被延续（Yu，Xu & Sun，2022）。目前，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大多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再次验证了妇女/性别研究中的既有论述。比如，一些国外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零工经济复制了传统经济的性别等级结构，论述了零工经济中各类性别不平等现象的存在乃至加剧（Barzilay & Ben-David，2017；Churchill & Craig，2019；Galperin，2021；Milkman，Elliott-Negri，Griesbach & Reich，2021；Ticona & Mateescu，2018；Vyas，2021）。就中国语境而言，有研究者发现，零工经济中的性别工资差距要大于非零工经济（谢富胜，江楠，匡晓璐，2022）。也有研究者关注外卖女骑手的性别展演，强调妇女凭借情感优势在构建业缘联系的过程中实现了信息共享和情感支持（孙萍，赵宇超，张仟煜，2021）。

上述研究开拓了零工经济研究的性别视角，但其研究发现大多常见于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妇女/性别研究。卜卫（2021）敏锐指出了这种研究惯性可能导致的问题——如果媒介与性别研究局限于“社会性别”的二分范畴中，只能一味展示主流媒介中受压迫的女性形象，反而会掩盖被边缘化的脆弱妇女群体的声音。由此，我们更需要从各阶层妇女使用媒介的经验出发来进行研究，而不是以现成理论“概括”她们的媒介使用经验，才有可能产生具有解放妇女意义的地方知识体系。因此，要理解零工经济语境中的妇女及其技术实践，仍有待更多实证积累。

（三）对平台基础设施“编码”

织女对平台基础设施的创造性利用并不是孤例。近年来，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劳动者在利用平台基础设施过程中的自主与创新，比如以“企业家精神”游走于不同平台的创业案例，研究者称之为创业劳动（entrepreneur labor）（Wang & Keane，2020；Yu，Xu & Sun，2022）。织女对平台基础设施的创造性利用也表现出这种创业劳动的特性。本文之所以没有直接采用相关论述，而是将之总结为织女的第二重“编码”，意在强调织女劳动实践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编码”的实际意义是织女超越编码者（平台企业）的编码意图，对平台基础设施进行创造性利用。织女不仅在与算法的互动中绕开平台为用户“种草”的编码意图，更反过来利用平台算法进行知识学习、交易撮合，使其实现产品设计之外的功能。同时，织女在劳动过程的不同环节综合利用不同平台，需要动用复杂的考量、计算与谋划，这并非是简单地游走于平台之间，而是在经济学（economy）原初的“家政学”意义上对私人经济进行经营管理的技术（李伯重，2023）。由此，在平台企业拥有数据所有权的情况下，织女使平台基础设施构成一种劳动者可以相对自主使用的生产工具。

到这里，织女的“编码”实践不能完全被平台控制与劳动者抵抗的对立关系吸纳，而显露出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学逻辑。有研究者在对平台经济进行分析时指出，资本站在数字平台的基础上复活了包买商及计件工资制度，使劳动者把退出生产过程的生活资料重新作为自备的固定资本，同时把劳动者的空闲时间都吸入了新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过程（谢富胜，吴越，王生升，2019）。然而在织女的案例中，平台呈现出另一种面貌，它作为生产活动的基础设施，无所不在、可靠耐用、在其失灵之前几乎不会被人察觉（Plantin，Lagoze，Edwards & Sandvig，2018）。在这个意义上，织女激活了平台的基础设施底层逻辑，也就从平台“重新占有”了一部分“固定资本”。由此，本文认为，织女在“双重编码”中使用的平台，不仅是作为数字时代“包买商”的平台企业（谢富胜，吴越，王生升，2019），或者由数字技术专家垄断的算法“黑箱”，同时也是作为基础设施的平台。

在此视角下，问题的焦点不再是平台与劳动者之间如何发生控制与抵抗，而是劳动者如何在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利用平台基础设施进行具体的劳动创造，这种经过劳动者“编码”的实践又呈现出怎样的政治经济学特征。需要指出，本研究作为一个案例研究，没有能力对零工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做出全面探讨，但是希望能以拓展个案（布洛维，1998/2007）的角度，为零工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理解积累实证知识。本研究将基于以上理论思考提出研究问题。

在提出具体问题前，首先需要明确研究对象——何为织女？在本研究的问卷调查中，有超过一半的织女认为这一身份代表的既是爱好，也是职业。这说明织女一方面是编织爱好者的一个宽泛命名，另一方面也是一种职业身份。因此，本文将织女定义为一种以妇女为主的“趣缘+业缘”群体，即使用平台基础设施及移动智能终端进行学习、交流、创作、交易的编织零工。

具体而言，本文主要关注通过钩针编织变现的织女。相对其他手工劳动，钩针编织具有成为规模化零工的“技术优势”。钩针编织入门快、成本低、工具原料易得，常用于制作玩偶、包袋等小物件，因此成品制作以及设计更新的速度更快，手工标准化难度较小，成品单价比较低，具有很强的礼品消费性质。更重要的是，精细的小型立体玩偶以及一部分复杂的平面花片等钩针织物目前仍无法用机器编织取代。要实现这些“技术优势”，则需要依靠织女的“双重编码”。由此，本文描述织女灵活运用编织图解、平台基础设施的双重劳动实践，试图回答以下问题：（1）织女为什么会从兴趣出发成为一个零工群体？（2）不同技能水平织女的劳动过程分别是怎样的？（3）与男性全职网约劳动者相比，织女的劳动呈现怎样不同的形态？（4）与传统编织零工相比，基于平台基础设施的织女劳动表现出哪些新型特征？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希望能提供实证观察，拓展对零工经济的现实理解和理论思考。

本文采用网络民族志、深度访谈、问卷调查方法对织女开展研究，依据多样性原则通过不同渠道搜集资料。首先，经过前期田野观察，研究者选取了织女活动最为活跃的小红书平台作为主要田野点，并开始对平台算法推荐进行“培养”。在此基础上，2022年10月到2023年1月，选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织女的账号进行集中观察和持续记录。同时，研究者通过小红书、微博、编织人生app等渠道加入8个织女微信群进行参与式观察，并在爱好交流群、接单放单群等5个不同类型的微信群中发放问卷，最终共回收93份有效问卷，并对问卷数据进行了简单分析。最后，在若干非正式访谈的基础上，研究者依据差异最大化的理论抽样原则（theoretical sampling）（Deacon，Pickering，Golding & Murdock，2021：66），选取不同技能水平的10位织女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见表1）。为避免意见领袖型织女遮蔽较少进行公众表达的普通织女的实践经验，研究者在选取访谈对象时，根据田野观察情况选取6位公众表达较活跃的织女（见表2），根据问卷调查结果选取4位较少进行公众表达的织女。在访谈对象不再提供新信息并且不再出现新的抽样类型，即访谈达到“饱和点”（saturation point）后，停止寻求更多访谈对象（Deacon，Pickering，Golding & Murdock，2021：66）。最后，经过对研究资料的整理和反思，研究者梳理出“双重编码”的论述线索，从学习过程、非原创变现、原创变现三方面论述织女零工实践。

（一）成为织女：学习编织，或一种编码劳动

如上文所述，大多数织女学习编织的动机是出于兴趣，但有趣的是，实际上通过编织获得过收入的织女比例极大（44.09%）；即使是尚未获得过收入的织女，也仅有个别人（5.77%）完全没有通过编织变现的想法。可见，织女从趣缘出发、向业缘方向发展并不是偶然，原因恰恰在于编织劳动背后的编码技术逻辑。

学习钩针编织，本质上是学习一种编码。图解是编织入门的核心知识，其技术逻辑与计算机程序编码异曲同工，或者更形象地说，基于基础针法的图解就类似于基本指令组成的程序代码。对织女来说，每一套“代码”都由几种基础的针法符号构成，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形成作品的不同样式与细节，实现设计者的意图。袁艳将这种编织针法图称为织纹的技术层，即“一套联接人和机器的标记系统，它将人的需求翻译成机器的程序，再将程序转换成人的操作”（袁艳，2022）。自学入门的织女一般会通过平台快速获取一些免费图解。一位织女表示她通过小红书一个平台就保存了4000多张图解图片（A7）。这些由织女自制的图解一般分为图形图解和字母图解两类，有时也会为了方便初学者理解搭配文字解释（见图1）。图形图解较为直观，多用于平面作品；字母图解则使用统一字母符号按行编写，多用于立体作品。在制作上，复杂的图形图解需要使用crochetcharts等专业制图软件或CAD、PS等矢量图软件，而字母图解只需要手写拍照，或者打字记录后使用图片处理应用进行拼图操作（B1）。目前，“织女圈”以钩织立体玩偶为主，加上字母图解制作和理解起来更加方便，所以字母图解更加常见（A2）。

在熟练掌握基础技术后，具有原创意愿和能力的织女会设计新产品，主要过程是在反复钩拆中形成可推广的图解。完成初稿后，设计者还会邀请其他织女进行试钩以验证图解的可复制性。最终，无论怎样进行包装营销，织女所售卖的核心商品即原创图解。在这些原创图解的指示下，织女只要有钩针、毛线和相应配件，掌握长针、短针两种基础针法，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各种针法变形和组合，就可以按照不同款式编织出标准化产品。换句话说，按照图解钩织，即使不知道成品长什么样，也可以勾出相同作品，成品质量则取决于钩织者的技能水平。

由此，编织劳动的“技术层”编码特征使钩织成为一门标准化程度高、学习门槛低、易于变现的手工技能，这恰恰也契合了一些妇女兼顾家庭再生产的需求，为未充分就业的妇女提供了零工机会。如果要理解为什么织女从爱好者走向零工，不能仅关注她们在零工市场内部的活动，而需要了解她们如何游走于市场内外协调生产与再生产活动。一位熟练的编织者/编码者完全可以在照顾小孩的情况下进行劳动，即使编织/编码随时会被家庭事务打断，她们也可以根据代码和个人经验迅速重新开始工作。一位曾经尝试过多种手工的受访者解释道，她最终选择编织的原因就是做“毛线活”可以边干活边照顾家庭，甚至可以照看孩子写作业（A2）。由此可见，织女将兴趣转换为零工的本质是在不得不兼顾再生产职责的现实局限中，寻找或创造一种兼职收入途径，以一种近乎隐形的方式为社会提供劳动力、为家庭提供经济补贴，即所谓“老公挣大的，咱挣小的”（A3）。同时，近几年就业形势较为严峻，妇女就业首当其冲，未充分就业妇女挣外快或自主创业的诉求也随之增强。加之2020年上半年开始，全国许多地方放开并鼓励地摊经济（中国政府网，2020），为编织手工品打开了庞大的零售市场。在田野观察和访谈中，摆过地摊和想摆地摊的织女都不在少数，甚至有织女发布视频展示一条街上都是“同行”。

需要指出的是，出于讨论之便，本文将织女的两重“编码”分别讨论，但在实际过程中“双重编码”并非截然分开，而是像纤维一样穿梭交织为一体（见图2）。在接下来的变现过程中，织女还会基于编织劳动的成果更加精细地利用平台基础设施。

（二）“挣米”：平台算法匹配与织女反向“编码”

织女在实际劳动过程中如何对图解与平台基础设施进行“双重编码”？这是本研究要回答的核心问题。首先要明确织女是一个内部差异较大的群体，本研究根据编织劳动的特点将织女大致分为原创与非原创两类。本节将首先讨论“沉默的大多数”，即不具备原创能力的织女如何“挣米”。

不具备原创能力的织女主要通过成品零售或批发变现。为了对这部分织女的变现过程有一个基本了解，可以先将视线转向“织女圈”常见的“收学员”机制。收学员的主要形式是学员从师傅那里购买价格在198元至398元不等的学员包。学员包是让购买者从零基础学起的一组教学套装，包括基础工具、教学视频等。学员入门后，师傅会从学员那里“回收”成品，也就是师傅接到订单再分配给学员，学员按要求做好成品寄给师傅或老板。比较稳定的“回收”渠道是很多织女购买学员包的主要原因，其中也包括一些有钩针基础的织女。一位小红书博主发布招学员视频时，列出了购买学员包的若干优势，比如“你做我收，时间自由，提高自己的家庭地位”“没有文化，带着孩子，也能挣米”。（B2）显然，这种学员包的受众是没有独立经济收入的全职宝妈，她们往往将钩针编织作为“带娃”正职以外的兼职。学员包确实精准契合了宝妈的需求，问卷调查显示（见表3），已育织女通过编织变现的比例远高于未育织女；尚未变现的织女中，有变现意愿的已育织女比例也远高于未育织女。一位织女这样描述自己学习钩织的动机：“宝妈嘛想赚钱想疯了。”（C8）

可见，织女学员包的“招工”话语正是“宝妈”母职困境的一种媒介再现。由此再次证明，妇女零工劳动必须被嵌入母职劳动和家庭生计的整体性视野中得到理解。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妇女承受着不断加剧的母职工资惩罚（motherhood wage penalty）（申超，2020），在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承担着 “性别-母职双重赋税”（杨菊华，2019）。与此同时，在我国支持妇女就业的意识形态传统下，中国母亲可能会倾向于协调母职与工作，进而承担更大的双重压力（杨可，2018）。这就带来了“宝妈想赚钱想疯了”的母职困境——她们在承担育儿责任的同时，亟需获得经济收入补贴家用，进而提高家庭地位：

我现在都是白天做不了多少。晚上熬夜直播工作。不带娃的时候，我在县城工作的话，钱也是比较少的。我这边的工资就是2100、2200，还要自己出生活费之类的，也就相当于还剩1000来块了，然后工作的时间又长又累。我家婆是要出去赚钱的，他们这边一到冬季会有摘甘蔗之类的，然后我现在要管（孩子和公公）两个人，还要管早餐、中午晚饭，（白天）中途做的活会比较少，晚上的话尽量熬夜来做。（A3）

这位宝妈在无法离开家庭又有强烈赚钱诉求的情况下，在“快手”上购买了一个学员包，却很快发现自己掉进了师傅一味压价批发成品的“坑”里。在织女姐妹的介绍下，她开始接触小红书，自行寻找图解，发布笔记吸引客户：“选款式，跟流行走，自己做好，自己发小红书出，多简单”（A3）。不少织女都经历了类似的平台转移过程，也提到小红书的个性化推送相对其他平台更加“精准”（A5）。小红书注重个性化匹配的流量分发机制原本是为了给用户精准“种草”，从而将用户转化为消费者，再通过自有的商业推广平台“蒲公英”连接平台、品牌商、博主三方进行变现（刘艺璇，王维，2022）。然而，在织女的灵活使用中，高度个性化的推荐机制却成为打破知识传播和交易撮合“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的工具，使收学员的师傅失去了营利的资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织女对平台进行了反向“编码”：在实际操作中，小红书很难将所有交易匹配需求都被纳入到管控中，织女不仅绕过了平台的控制与抽成，而且恰恰利用“种草”算法将平台“改造”成了学习技能和对接客户的基础设施，反而将“种草”算法变成为自己所用的生产工具。

从历史角度来看，这种反向“编码”也使手工编织劳动跨越了地域纽带的限制，构成数字编织零工与传统编织零工的核心区别。传统编织零工往往依托地域性生产组织，比如傅春晖在研究“来料加工”时指出，分散式加工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尽量多的散户，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大多依靠熟人社会关系网络（傅春晖，2014）。而织女却很少依靠熟人学习和交易，有织女提到，即使身边有亲戚会钩织，也更倾向于使用平台交流（A7）。有趣的是，在这种相对独立的劳动和交易过程中，织女也和家庭代工劳动者一样，通过产品出口进入全球经济链条，只不过她们是通过平台直接与海外“老板”交易（A9）。

同时，小红书并未“垄断”织女的零工实践，织女往往综合使用多个平台完成趣缘活动和零工交易（见表4）。由此，相对于依赖平台的专业化零工，织女获得了更大的自主行动空间。以一位兼职从事成品批发和零售的织女为例，她在小红书上“入坑”学钩织，看到有人收货就加入了微信接单群，接单议价时会在群里咨询其他织女姐妹，“回单”的时候则走“闲鱼”保障安全（A6）。有的织女随着交易规模扩大建立小型团队，可能还会在淘宝和小红书成立网店（B1），通过多个社交平台吸纳新成员（B2），结合线上服务开设线下实体店等（A1、B4、B8）。在这里，平台不是雇主或劳动中介，而是织女作为个体户所使用的基础设施，这种劳动实践与编织零工常见的家庭代工、包买制等工作方式相比，具有更高灵活性和自主性。

当然，与其他零工经济活动类似，这种灵活性带来高效匹配的另一面是劳动者议价能力的下降，主要发生在标准化成品批发中。织女也有一些灵活应对的方法，比如从线上批发转为线下实体店寄卖（A6）、摆摊零售（A5），减少中间商抽成；根据市场需求调整策略，专攻冷门款和节日款（A3）。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策略都存在社会经济条件限制，比如消费水平较低的地方摆摊“卖不起价”（A1、A6）。最后真正被“卷”的仍是政治经济结构中的弱势群体，这也是一部分织女被其他织女抱怨扰乱市场“真拿自己的手不当手、时间不当时间”的现实原因（C2）。

总的来说，织女利用标准化钩针图解、平台基础设施的“双重编码”，灵活使用多个平台搭建线上线下零工实践场景，力图在兼顾母职的情况下获取经济收入——这些实践呈现出一种个人主导、技术导向的个体户形态，构成了一种超越专业化零工“控制-反抗”框架的新型零工案例。

（三）原创：智识与肉身相协调的编码技术

在研究零工经济时，许多学者从劳动过程理论出发，认为平台改变了组织关系和雇佣关系，但是资本对劳动过程的管理和控制并未放松（陈龙，2020；冯向楠，詹婧，2019；孙萍，2019；吴清军，李贞，2018）。原创型织女的实践则提供了一个不同的样本。

要讨论织女原创实践的独特性，首先要理解原创设计难在哪里。作为一种基于代码的手工劳动，编织原创设计的难点首先在于对技术知识的理解与掌握：“几行减几针，能达到一个坡度，都是通过逻辑计算出来的”（A1）。而不曾尝试原创的织女很可能将对技术的不了解误认为是自己没有想象力（A5、A7），难以迈过编织原创的第一道门槛。在此基础上，织女需要上手“一点一点钩了拆，拆了重钩”（A2），在反复试验的循环中记录和矫正图解，恰恰呈现出“概念”与“执行”的统一（布雷弗曼，1974/1978），构成智识与肉身相协调的编码技术。在此基础上，织女要将图解变现还需要将这种编码技术进一步复杂化，下面以“开团”活动为例，讨论织女利用平台基础设施生成的灵活变现策略。

开团指织女发布原创成品海报，并规定一段时间为团期，期间想获得作品图解的织女可以按照团主要求付费或免费参团。团主设定的参团要求一般有两个目的，一是扩大影响力，二是保护图解不被泄露（A10）。比较常见的参团要求包括转发规定数量的海报、在规定时间内交作业（成品）、禁止二改等。一些团主还会要求参团者提供过往参团记录以及参团作业，并规定如果在规定时间内没有交作业的参团者将被“黑团”，需要付费或完成其他要求才能“洗白”，也有团主不接受“洗白”，对未交作业者“一黑永黑”。

复杂苛刻的“交作业”规定经常受到织女诟病。钩针编织团大概在2014年前后起源于微博，参团价格仅仅是“象征性收几块钱”，但选人要求严格，通过交作业等方式来保证开团效果（A8）。随着织女转移到小红书平台，群体规模扩大，参团要求逐渐放松。研究者通过小红书参与了超过1000人的大团，该团已经没有交作业的要求。但是，与早期象征性收费不同，目前的原创团费都在10元到几十元不等，而对于参团者来讲，卖出一个成品玩偶即可收回参团费。在这一机制下，流量基础较好的老团主开团后报名人数可能超过千人。由此不难理解，目前很多团主已经不再坚持交作业的要求，而是将更多精力放在版权保护上。图解被低价转卖是团主最头疼的问题。研究者付费参团后，确实当天就在闲鱼上搜索到售价不到1元的倒卖图解。为了保护图解，团主设计了多种策略，比如在发给每个参团者的图解打上个人化水印（B5）、为作品形象和文字图解申请版权证书等。目前已经有团主在诉诸法律后收到赔偿费用（C6）。在这里，“活劳动”不仅仅是通过“自然恩惠”创造新价值，更在于劳动者对价值的所有权宣誓及其维护该所有权的抗争实践。

值得一提的是，研究者参团的团主在微信群中宣布图解泄露后，许多织女都表示支持维权并坚决不会购买盗版图解。这提醒我们，织女零工社群的复杂性也在于其趣缘基础。研究者发现，几乎所有织女群成为织女交流日常生活、“水群”、“吐槽”的平台。由于群友之间仅存在虚拟的弱关系纽带，织女更愿意在群里讨论无法与身边亲友交流的私密话题，比如童年创伤、公婆关系、婚姻隐痛乃至生育和流产经验等，而群友往往表现出超越弱关系纽带的“替代性情感支持”（丁瑜，梁家恩，2021），呈现为一种虚拟的姐妹情谊。

除了开团，原创织女还会将工具原料与原创图解捆绑售卖，推出适合零基础新手的“材料包”，这也是织女防止图解被倒卖的一种策略；经过专业学习获得讲师资格证书的织女还会开设系统编织课程（A1、B8），收费在数百元到数千元不等，这种专业化课程更强调工匠式的活劳动，也设置了更高的准入门槛，相对受众较少。

上述原创变现形式展现出一种非正式的去中心化生产组织方式，其中包含着原创与非原创织女之间辩证的生产关系：一方面，原创是保持织女网络活力的重要源泉，原创织女通过作品设计、策略制定、版权保护、社群运营等实践，推动编织知识和变现方法的广泛传播，同时也作为创业榜样激发普通妇女创收创业的想象力。此外，原创/非原创织女之间不仅是商家与消费者的关系，也很容易建立“替代性情感支持”，二者共同自觉维护织女生产组织的可持续生态。另一方面，松散的生产组织内部也隐藏着张力，主要体现在专业/业余的分化，在田野观察和访谈中可以发现，通过原创变现的“专业化”织女往往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A1、A2、B1、B7）。这种分化背后是政治经济结构差异，比如专业课程收费门槛较高、经过高等教育的织女更有自信尝试原创等。这就使生产组织中整体经济回报的大部分流向了在社会结构中占有相对优势位置的织女。这种辩证的生产关系提醒我们，随着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价格竞争越来越激烈，“织女圈”必然会越来越“卷”。那么如何才能避免大部分普通织女下沉为生产链条中最末端的劳动者，进而避免织女生产成为数字时代的包买制？这需要将织女生产网络中更多的行动者，如大型毛线商家、国外课程引进机构等纳入讨论，这也是尚待研究者进一步探索的方向。

本研究描绘了数字零工群体“织女”的技术劳动过程。织女由来自城市、县城、农村等不同背景、具有不同技能水平的妇女构成，她们通过对标准化钩针图解、平台基础设施进行“双重编码”，使用多个平台搭建线上线下零工实践场景，力图在兼顾母职的情况下获取经济收入。与被平台企业绑定的网约劳动相比，织女的实践提供了比零工经济灵活工作两面性论述更丰富的实证经验，这些经验和可能性在现有的数字劳动研究中还没有被充分重视，更缺乏有效的理论化工作。本文希望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与既有研究展开理论对话。

一方面，通过织女案例，我们可以历史化地看待妇女零工在数字媒介环境中创造出的新劳动形态及其理论潜力。妇女的编织劳动自古以“非正式”的形态为家庭和社会提供经济和社会文化价值。就如黄宗智（2021）所分析，中国的非正规经济具有与西方不同的社会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依靠妇女、老人等辅助劳动力形成的种植业与纺织副业结合的内卷化“半工半耕”农业模式。“非正式”的编织劳动在集体化时期也不曾中断，农村妇女私下做的织物在当时现金流通缺乏的环境中被当作一种具有通用交换功能的中介，既用以补贴家用，也作为社会交往的人情往来物资（Eyferth，2015）；改革开放后沿海地区流行的“来料加工”则更是一种典型的以妇女劳动力为主的非正规经济（傅春晖，2014）。那么，平台基础设施到底为妇女编织零工带来了什么变化？织女案例表明，平台基础设施首先带来的影响在于对社会技术系统的更新，为编织等一些主要由妇女从事的“非正式”手工劳动提供了超越地域限制的灵活变现可能。在前数字时代的社会技术系统中，妇女的编织零工传统往往依托于地缘组织纽带，在技能传播和交易匹配方面都存在地域性壁垒，而织女正是利用平台基础设施打破了这种地域性壁垒，发展出数字媒介环境下的编织零工新形态，即一种突破了地缘纽带的数字化编织共同体。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共同体是高度性别化的——恰恰是妇女零工自古以来的“非正式”特征激活了平台的基础设施性质，使基于平台的相对灵活自主的零工劳动得以可能。

另一方面，织女的劳动实践细节促使我们思考数字劳动的更多可能性。正如许多实证研究指出，平台提供的灵活性是脆弱的，其对劳动过程仍保有强有力的控制，比如贵州的数据标注产业虽然吸纳了一些“妈妈工人”，使她们可以兼顾社会工作与家庭照料，但平台扩大经营规模后就很快加强了线上线下管控，“妈妈工人”不但失去了灵活出入产业基地照看孩子的自由，而且作为“差生”逐渐被平台“筛除”（吴桐雨，夏冰青，2023）。而本研究中的织女恰恰由于难以成为平台所要求的全职零工劳动者，发展出一种替代性的活劳动想象。她们利用“双重编码”找到了在不得不兼顾母职的情况下获取经济收入的方法，将平台“改造”成了学习技能和对接客户的基础设施，使原本为培育消费者而生的“种草”算法成为自己可以灵活使用的生产工具。利用这一生产工具，织女可以在兼顾家庭照料的同时，学习技术知识和创业技能、紧跟市场供需灵活调整生产、参与业缘互助与情感支持的在线社群，由此可以说劳动者“重新占有”了一部分原本由平台垄断的“固定资本”。这种灵活劳动策略不是简单的媒介游牧，而是一种以技能和知识变现为明确目标、在织女网络中的物质与非物质劳动实践中锻炼出的零工技术。

这种活劳动想象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妇女与“编码”以及更广泛的技术劳动的关系。今天提起编码，人们联想到的形象往往是一名男性程序员，但只要稍做历史回溯即可发现编码最初是一种妇女主导的技术。纺织机与计算机之间的渊源已经广为人知——现代计算机的原型正是法国的雅卡尔提花织布机（Jacquard loom）的打孔装置。由此，妇女纺织者成为编码者，这并非昙花一现，而是20世纪的主流故事。从1940年代开始，美国航天委员会（NACA），也就是后来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雇佣了大量女性职员为工程项目进行手工计算，她们是最初的computers（计算员）；到1960年代，女计算员又进一步成为IBM电子计算机的第一代操作者（Light，1999）。1970年代的中国上海，一群羊毛衫厂女工则在“电子扫盲”运动中实现了上千台织机的自动化改造（王洪喆，2015）。然而，在计算机和互联网成为基础设施的时代，“程序员”晋升为新千禧年财富童话与技术创新的主角，硅谷与中关村的创业故事中却很少再见到女性的身影。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同一时期，中国乡镇农村的年轻女性成为电子厂流水线最青睐的人选，而不再被认为具有编码的天赋与潜力。本文以“双重编码”为贯穿全文的论述线索正是试图提示这一在今天被忽视的历史线索，将妇女作为技术劳动者与编码者的事实还原到社会技术系统的历史叙事中。

最后，对编码的关注带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零工经济究竟是具有革新性的新机遇，还是剥削异化的历史搬演？织女的“双重编码”在这两条论述线索之间提供了新的理论可能，展现出一种数字媒介环境中的活劳动想象。织女使用平台进行零工活动就如同人们使用水和电进行烹饪，平台不再仅仅是交易中介或雇主，而成为无所不在而不易察觉的交往和交易的基础设施。这也意味着，织女的能动性并不局限于对平台管控进行抵抗，而是通过掌握不同平台逻辑形成积极的行动策略，进而在实践中改造了平台原有的商业逻辑。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对数字媒介环境中编织劳动的重新认识，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数字平台的“旧功能”，进而在劳动实践的细节中捕捉到新问题：我们如何能够将平台理解为一种像土地一样的承托交往和交易的公共基础设施，从而更好地将平台组织到社会生产中，为平台基础设施化的替代性前景打开思考空间？

织女的案例充分表明，在现有的商业和竞价逻辑下，平台的基础设施潜能是被压抑的，数字平台并不是只有“平台资本主义化”一种可能性（贾开，2023；王维佳，周弘，2021；赵燕菁，2021），当下我们需要突破基于西方实践和冷战语境发展而来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基于数字中国的实践提出社会主义中国的解释可能（赵月枝，俞雅芸，陈佳逸，2024）。在此前提下，我们才能去思考，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劳动力大国，我们如何通过可积累的实证研究去探寻释放平台基础设施的公共化潜能，避免平台的商业化诉求形成垄断地租，同时也避免对基于平台的灵活就业形态形成一刀切式的干预；如何积极地调试平台算法和活劳动技能之间的关系，让平台为劳动者服务，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为活劳动的再技能化和人机协同的未来可能性服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织女案例能带来这样的理论启示并非偶然，恰是由于妇女劳动的创造性在日常生活与学术研究中常常被忽视，反而能在现有研究框架之外带来新发现。这也提示我们，数字媒介环境中的妇女经验仍有待进一步的发现与反思。

本期执编/张紫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