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若只如初见，会幸福到底还是日渐麻木？|《屡见屡鲜：在习惯化的日常之外》

你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刻是什么样的？

是十年寒窗，终得金榜题名那一刻的畅快？

是历经艰难险阻，攀上山顶，俯瞰脚下壮丽河山时的澎湃？

是在茫茫人海中，与心中最珍视的人目光交汇时的心动？

还是在遥远的童年，那个与家人相伴，无忧无虑、温暖而自在的午后？

……

无论你的答案是什么，这些闪耀的时光碎片一定带给过你极大的幸福，或许你也曾想过：“如果时间能永远停在这一刻，那该多好。”

然而，想象真的得到这样的“奖赏”，你的时间真的停在了那一刻，你得以不断地重复体验“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刻”，你又会感觉如何呢？

这个“奖赏”的残酷之处在于，重复的幸福事件并不会带给我们始终如一的美好感受，“巅峰体验”一旦开始重复出现，其价值和意义便会大大削减，而当它成为你难以逃脱的“日常”，厌倦和麻木也就随之到来。

这就是习惯化 (habituate) 的神奇魔力，它意味着我们对重复刺激的反应会越来越小。正因如此，即便是曾经被你视为“白月光”、“朱砂痣”的事物，也会在你得到一段时间后失去光彩。

在这本书中，哈佛大学行为经济学教授卡斯·R·桑斯坦和纽约大学心理与神经学博士塔利·沙罗特带领我们重新审视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并给出了如何实现去习惯化的建议。

2011年，Epstein等人[1]做了一项随机对照实验，他们将参与实验的志愿者分为了两组：

A组志愿者连续一个星期每天都吃奶酪通心粉，B组志愿者每周只吃一次奶酪通心粉，持续五个星期。

刚开始时，所有志愿者都很喜欢这种食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A组志愿者对奶酪通心粉的评价越来越低，他们的摄入量也越来越少，而B组志愿者对奶酪通心粉的喜爱程度却一直没有下降，每周的摄入量都很高。

这一实验点出了经济学家提勃尔·希托夫斯基的著名观点：“快乐来自不完全的、间歇性的欲望满足。” 对于美好的事物（比如美味的食物、偶像的见面会、喜欢的角色周边……），如果你只是偶尔得到，它们都能带给你喜乐。

然而，当这些经历变得频繁而日常，它们便很难带给你真正的快乐。如果你想保持对某件事物持续的敏感性，有节制的中断是一个有效的方式。

这句话的另一个方面是“小满胜万全”，如果你希望某一事物给你带来持续的快乐，那就需要为其保留一定的神秘感和未知感，让自己处于持续不断的探索和学习的过程之中。

在Geana等人[2]的一项实验中，参与者首先要在“有攻略”的情况下玩一个游戏，在这个游戏开始之前，研究人员会给他们提供完美表现所需要的所有必要信息，很快，人们便厌倦了这个游戏。

接着，Geana让他们玩另一个“无攻略”的游戏，在这个游戏当中，玩家们需要自己主动探索、学习，才能达成完美表现，结果参与者们对这个新游戏的投入程度显著更高。

是的，快乐往往来自感知到自己在前进、在改变、在学习、在进化，当我们拘囿于现状止步不前、失去学习和改变的机会，我们会感到无聊和抑郁。

在情感生活当中，这一原理同样成立。

王尔德说：“浪漫的本质就是不确定。” 与亲密关系通过重复和熟悉日渐增长的发展路径相反，激情和浪漫会因重复而变得麻木，因为“欲望的维持，要求有持续的‘飘忽不定性’。”

一项对237名参与者展开的研究[3]显示，人们与伴侣分开的时间越长，对伴侣的性兴趣就越大。俗话说“小别胜新婚”，人们需要高质量的相处来维持关系，也需要一些独处的时间，来为朝夕相处的伴侣重新赋魅。

在上文的阐述中，我们提到了人们往往低估了“中场休息”对持续快乐的积极作用，那么对于让人不愉快的事件，停下来“喘口气儿”依然是好的吗？

Nelson等人[4]对此进行了调查，他们询问了119名受访者：“如果你被一种难闻的气味萦绕，你更愿意先休息一下，还是一次性结束这种体验？”75%的参与者倾向于先“喘口气儿”，他们认为将持久的不适分割成小块，并在其中穿插一些中场休息，痛苦的体验就没那么难以忍受了。

然而，这种看似合理的预测是与现实相悖的。在Nelson等研究人员真的让人们持续遭受吸尘器的噪声摧残时，有机会中场休息的参与者比那些必须一气呵成完成实验的参与者总体感受更差。这是因为，中场休息打断了参与者对恼人噪音的习惯化过程，提高了参与者对噪声的敏感性。

也就是说，如果你需要完成一项不愉快的任务，比如打扫厕所、填写繁琐的报表等，最好的方式是“囫囵吞下”而非“细嚼慢咽”。因为当你“喘口气儿”再回来，气味会显得更难闻，噪声也显得更大，使你的整体体验更加难以忍受。

的确，习惯化能够改善我们在痛苦体验中的感受，但如果这种痛苦本身是可以被打破的，习惯化也可能成为桎梏我们进步的枷锁。

在1964年前的美国，根据联邦法律，以性别为理由拒绝给女性提供租住用房、拒绝女性求职、将女性排除在陪审团之外都是合法的。当时的女性没有平等的权利，她们很难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即使找到工作，她们的收入也远远比不上男性，还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和抚育孩子的责任。

然而数据表明，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女性的主观生活幸福感并不比男性更低，甚至有部分研究表明，当时的女性比男性更幸福。

在今天的我们看来，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一个人怎么能对不公允的对待视而不见，甚至在其中怡然自得？但对当时的妇女而言，这些不公允是不可撼动、根深蒂固的社会现实，习惯化使她们降低了自己的预期，因而能在妇女权利的黑暗年代活得没那么痛苦，但同时，也使她们丧失了对不公允的感知，阻碍了抗争的出现。

就像乔恩·埃尔斯特和阿马蒂亚·森所言，对黑暗现实的习惯化“既具有麻醉作用，又具有麻痹作用：它们能够减轻人们的痛苦，同时也减弱了人们采取行动的冲动。”

但如各位所见，最终觉醒的妇女群体的力量还是壮大了起来，20世纪末风起云涌的妇女权利运动极大地推动了女性权益的发展，束缚妇女的枷锁越来越弱，女性得以接受高等教育、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并可能与伴侣平摊家务。

然而，在进步出现之后，女性并没有变得更加快乐，正相反，她们的幸福感出现了大幅下降，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美国，也出现在比利时、丹麦、法国、英国、爱尔兰、意大利等国家。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不平等和歧视是一件好事，引发这种结果的原因，是预期与现实之间的不平衡。在妇女运动取得卓越结果后，女性普遍预期，她们应当拥有与男性同等的权利，“Women can do everything”。

然而事实是，这种预期从未成为现实，法律规定女性拥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但性别歧视仍然以多种形式继续存在。预期（同工同酬、机会平等、受到尊重）和现实（更低的工资、有限的机会、更少的尊重）之间的落差导向了女性的不快乐，心理学家将这种差距成为负向预测误差。

虽然负向预测误差会导致不快乐，但这种痛苦可能是改变的必要条件。当觉醒开始，我们不再摄入低预期的麻醉药，但同时也拥有了对世界清醒的认知，和“做点什么来改变这一切”的动机。当改变发生，就有可能重新获得快乐。

以性别不平等为例子，女性的自由与她们的幸福感之间呈现U形关系：

Tesch-Römer等人[5]所做的跨文化研究揭示了这一问题，他们使用了世界价值观调查(WVS)数据库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在默认“男性应该在劳动力市场得到优待”的国家，社会越是平等，女性越痛苦；而在不接受劳动力市场性别偏见的国家，社会越是平等，女性的主观幸福感越高。

作者认为，这种现象也源于负向预测偏差：起初，增加女性的机会，提高女性的预期，会降低幸福感，而当条件改善到一定程度，她们的幸福感就会上升。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再好的东西，都会因习惯化而厌烦；再坏的东西，也都会因习惯化而适应。

这本书为我们展示了习惯化强大而沉默的魔力，而带着对习惯化原理的理解，重新审视我们现实的生活，你可能会发现一些从未意识到的幸与不幸。也许你看似平淡无奇的生活中有无数被忽略的闪光之处，也许你认为“没什么可抱怨”的婚姻有太多被你视而不见的危险……

而无论你的发现是好是坏，我们都凭借着这种清醒的认知获得了主动调控幸福的可能。此时此刻，要逆流而上，还是顺流而下，取决于你自身，而不再是我们随波逐流的本能。

[1] Epstein, L.H., Carr, K.A., Cavanaugh, M.D., Paluch, R.A., & Bouton, M.E. (2011). Long-term habituation to food in obese and nonobese wome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 94 2, 371-6 .

[2] Geana, A., Wilson, R.C., Daw, N.D., & Cohen, J.D. (2016). Boredom, Information-Seeking and Exploration. Cognitive Science.

[3] Frederick, S., & Loewenstein, G. (1999). Hedonic adaptation. In D. Kahneman, E. Diener, & N. Schwarz (Eds.), Well-being: The foundations of hedonic psychology (pp. 302–329). 

[4] Nelson, L. D., & Meyvis, T. (2008). Interrupted consumption: Disrupting adaptation to hedonic experiences.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45(6), 654–664. 

[5] Tesch-Römer, C., Motel-Klingebiel, A., & Tomasik, M. J. (2008). Gender differences in subjective well-being: Comparing societies with respect to gender equality.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85(2), 329–3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