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声音认为企业税负过高，其实仔细掰开来算细账，主要是企业的非税负担过重。企业成本高在哪儿，还不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在国务院第一次常务会议上，李克强一语中的。
文
｜
梁宵
编辑
｜
徐昙
2017年国务院的第一次常务会议上，“简政放权”连续第五年成为首要议题，而总理李克强也就此提到了最近热议的“企业税负”。
这个话题的热度已经持续了近一个月，从学者到企业家，从官方到民间。
在这个时间点上，几件足以搅动中国制造神经的事件看似偶然地重合了：
一直希望提振制造业的美国迎来的新一任总统给企业允诺了丰厚的减税政策，此举已经造成了示范效应，比如英国就紧随其后批准了“进一步下调企业所得税”。而后，接受媒体采访的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透露计划花10亿美金去美国建厂，并指出在其所考察的国家里面，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是最高的；另一方面，传闻中要“转移”的富士康尽管在广州投资了610亿元人民币以证“决心”，但对美国设厂一事依然不置可否。
这些“碎片”拼凑在一起，引发了“税负问题导致中国制造大企业外迁”的不安猜测，而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这些“重负”又意味着什么？
「
“税”非税
」
在2016年11月初举行的“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上，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第一次提出“死亡税率”的说法，一个月后，这个话题突然引爆，让他自己都觉得始料未及。
企业的税负到底重不重？不同的企业会有不同的感受，一个普遍接受的比较方式是参考宏观税负，因为中国政府税收90%由企业承担，宏观税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微观企业税负情况。
世界银行工业部原顾问基思·马斯顿研究指出，宏观税负每提高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就下降0.136个百分点——高税负会以经济增长为代价。而在2016年7月2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已经确立了“降低宏观税负”的政策导向——这也是首次将基调从“稳定”变为“降低”。
方向没有问题，关键在于对于宏观税负，不同学者、不同部门的统计口径不一：分母位置的，一般是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标，但是，对处在分子的税收量指标，却存在诸多争议。
“我国宏观税负率约37%，微观企业税负率则接近40%。在我国，除新兴行业以及金融等领域外，大部分企业的利润率都不到10%，30%~40%的税费负担足可以导致大多数东部沿海加工业企业处于困境之中，甚至亏损倒闭。”李炜光在“中国民营企业税负问题研究”课题发布上表示，其实这也是我国当前经济持续低迷的真实原因之一。
37%的数字来自于中金公司2015年8月所发布的报告，其中指出如果包括一般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社保基金总收入以及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在内计算，2014中国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重年高达37%，已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平均在30~35%之间），与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极不相称。
但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李万甫看来，这种计算方式高估了中国的宏观税负，他撰文称，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口径测算，2012-2015 年中国宏观税负接近 30%，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42.8%。
这样的一幕似曾相识，2014年国税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称中国宏观税负达44%的时候，时任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就表示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口径，中国的宏观税负不超过35%，属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口径下，政府财政收入包括税收、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和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有人评论指出，在此口径之下，只是将中国政府收入的一部分纳入到了分子中，并不能反映中国企业的真正税负水平。
“算税负重不重，不能玩数字游戏。”李炜光在接受采访时就指出。正是因为在统计口径上的选择性使用，或许才造成了官方数据与企业家感受之间的强烈反差。
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近几年一直在强调中国民企的税负太重，“对我来讲税费没问题，对小企业绝对有问题。”而在最近接受浙江卫视《大牌对大牌》的采访时，他进一步指出，“特别是费，乱七八糟的费太多了，光我们这个企业就500多种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