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唐人街：中国人的东京折叠

在东京安顿好后，艾瓦想去的第一个地方是池袋。

作为 8 条铁路的交汇点，池袋地铁站交织的线路和巨大的人流量不免令人头晕目眩。20 世纪以前，这里还是一片「不存在的地方」，被监狱和农田覆盖，但如今，池袋已经成为繁华熙攘的商业中心。对于中国人来说，尽管没有官方认证，这里和唐人街没什么两样。尺寸和颜色各异的霓虹灯牌簇拥在一起，上面写着中文：麻辣烫、东北菜、凉皮、牛肉面、小龙虾 …… 应有尽有。

艾瓦此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在异国寻觅家乡的感觉，而是缘于初中时看过的一本小说《池袋西口公园》。在这本 1998 年出版的小说里，池袋是叛逆青年活动的地方，社会边缘人士聚集于此，书中描述了破旧的公寓和小巷里的阴影。25 年过去，这本书的名字「池袋西口公园」已不复存在，只留下一片用于休息的空地，远处是崭新的商场大楼和剧院。站在空地前，四周灯光明亮，她脑中涌起一个念头： 「原来世界是流动的，我几乎忘了这件事。」

正因不再能感受到自己和周遭世界的变化， 艾瓦作 出了移居东京的决定。她大学毕业后在长沙工作，过去的 10 年几乎没有长时间的休息，而是在职场勤恳耕耘，跳槽去更好的公司，接受更多的挑战，成长为一个更成熟的职业人。倦怠感已经充满生活，这种感受在疫情之后愈发显形。女朋友已经在一年前来到东京，2023 年 4 月， 艾瓦 也来到了这里。

至于池袋是民间公认的东京唐人街这件事， 艾瓦 没注意过，也不怎么关心。 为了改变而来的人们，并不打算在东京寻找熟悉的元素，他们要的是全新的生活。

黄鑫也是抱着这样的决心来到东京的。 他入读了大学别科 （日本大学附属的特别教育课程） ，告诫自己，前两年的时间只用来学习日语，其他什么也不做。 但仅仅 1 年，他就放弃了。 坐在咖啡馆里，他通过菜单上的图片和英文来选择自己喝什么，手指自己的选项，用简洁的日语和服务员说「这个」「是的」，如此应付在东京的日常生活。

在北京时，黄鑫是一名独立制片人，每年接 4 到 5 个项目，剩下 80% 的时间都是空闲的。2022 年，30 岁的某一天，也许是睡了太久，他睁开眼后突然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大脑空白了 3 秒才意识到正躺在自己的床上。「如果明天我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醒来，会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他脑中突然冒出这个想法。

日本干净整洁，移民成本低，和中国有相似的文化。没有花费太多时间，黄鑫就确定自己要搬去东京生活。2023 年，日本对中国的旅行签证在疫情后放开的第二天，黄鑫申请了签证。

东京的生活，有些部分和想象中一样。街道干净，人与人之间有边界感，文明。所有的手续和流程都有固定而明确的规则，公务人员态度友好、一视同仁。黄鑫把钱包忘在了公园，2 小时后他回去找，公园里人来人往，而自己的钱包完好无损地躺在长椅上。仅仅是走在街道上，环顾路两旁的招牌和楼房， 黄鑫 就感到心情愉悦。

然而没过多久，他就意识到，恪守边界与规范的另一面，是死板和冷漠。 在学校时，老师教大家礼仪，在面试一类的正式场合，初次见面要先鞠躬，角度是 45 度到 60 度，开始说话时，两手朝下放在膝盖，双腿并拢不得岔开。 黄鑫 心生不解。

很多次，在社交场合，第一次见面的人会递给 黄鑫 一张名片， 黄鑫 接住，回答：「不好意思，我刚来，还没有这个习惯。」次数多了，在东京生活多年的中国朋友责备他这样不礼貌，不尊重人。但是，「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才算表示尊重？」 黄鑫 反感这些事无巨细的约束，再加上学日语不顺利，干脆决定放弃。

44 岁的创业者周昆和 黄鑫作 出了同样的决定。稍有区别的是，从确定要移民东京的第一天，他就已经想好了「绝不学日语」。

2020 年，因为疫情，周昆所在的旅游业集团裁掉了 50 多位高管，他就是其中之一。好在那时周昆已经和朋友建立了自己的数字营销公司，他原本打算在被裁后专心投身于自己的公司业务，但在随后的两年里，疫情带来的限制让中小企业危机重重。弹窗，扫码，层出不穷的新规，种种这些令他心力交瘁，迫切地想要换一个环境。和 黄鑫 一样，周昆也是签证开放后第一批申请的人，但这并不是因为他有先知能力，而是一种阴差阳错。这种冥冥之中的顺利令他更加相信自己决定的正确性。

然而，还没等他正式移民到东京，他就体会到了这个印象中一衣带水的邻邦，和自己的想象其实并不相同。有一天，他为了办理签证手续来到品川地铁站，那附近有许多办公楼，又正值早高峰。走到地铁站的通道，几乎所有人都穿着黑色西服，拎着公文包，乌压压一片，穿梭踏步，「就像蚂蚁军团一样」。周昆就这样被人群推着走了出去。过去，他只作为游客来过东京，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这座城市「压抑的社会氛围」。

这种氛围最直观的表现是安静。地铁上很少有人讲话，咖啡馆和健身房里不可以打电话。不过，周昆也隐隐察觉其中微妙的区别对待：用日语打电话不会被人提醒，但用中文打电话的自己却总是被人制止。

也许是一种巧合， 黄鑫 和周昆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同一个事例来佐证日本人的压抑和冷漠，这件事挑战着中国人的价值观。一个在东京工作、父母家在横滨的日本人，几十年没有回家看父母，哪怕只是坐地铁一个多小时的距离。这个人只在父母去世后去见了最后一面，而后又仿佛无事发生一般回到东京和朋友聊天喝酒。

「如果一个社会里 80% 的人都是这样的漠然，即便你只是生活在其中的中国人，也无法幸免不被这种社会氛围卷入。」 黄鑫 说。

近 3 年来，日本正越来越多地成为新移民群体的选择。根据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最新数据，截至 2023 年 6 月，中国是日本第一大移居来源国，在长期居住在日的外国人里，约有四分之一来自中国。而到了 2023 年末，居住在日本的中国大陆人已经比前一年增加了超过 6 万。

很显然，如今的东京早已不是一片掘金之地。 驱使他们来到这里的并非远大前程或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种想要逃离什么的强烈愿望。 在发达国家中，移居日本的初始门槛可以说是最低的 —— 相比于美国约 576 万元人民币至 756 万元人民币的投资移民要求，申请日本的经营管理签证只需要大约 24 万元人民币 （500 万日元） 。2024 年起，日本还进一步放宽了永居政策，将年龄要求从 55 岁降低至 60 岁，且全程无需语言能力证明。

或许是出于自嘲，又或许是为了表达某种无奈，这些新来者将自己戏称为「东京同润会」。在国内，他们大多过着标准的中产生活，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较为稳定的事业 —— 简而言之，一群带着家底来的人，这笔钱也许可以支撑 3 年，也许可以支撑 10 年。国内生活的问题清晰可见，而来到东京，他们发现网络世界里「与中国文化共通、饮食相似，语言里还包含着汉字」的邻国事实上一天比一天让人窒息，隐秘的社会氛围如同渐渐上涨的水平面。与上世纪 90 年代那些努力想要融入这里的前辈相反，这些为了离开而离开的人，决定尝试建立一种「折叠」式的生活：不使用日语，不结交日本朋友，不进入日本职场 …… 试图把自己放入一个真空般的气泡，和日本的社会体系隔离开来。

在地铁站和咖啡馆被东京的社会氛围冲击后，周昆又在为一家在日华人企业担任顾问时，体验到了与日本人共事的滋味。日本人谈生意时不表态，回复邮件和消息都很慢，更不可能 24 小时在线。在国内一两天可以聊完的工作，到了东京需要五六个月。「这根本不专业，」周昆说，「我不想在工作方面和他们有任何交集。」很快，他就辞去了顾问的职位。

幸运的是，在国内经营的数字营销公司仍可为自己提供收入来源。他每天远程遥控经营，业务往来全部和国内相关，服务的客户也都是过去几十年积累下来的资源。有一次，他从东京飞回国内去见客户，对方得知后格外感动，「所以其实我反而更忙了。」

生活在东京，「生活」却不在东京，周昆发现，这是完全可行的 —— 只要你不对生活抱有太高的要求。在国内，他开名车，吃米其林餐厅，网购了一整面墙的限量款球鞋；到了东京，他出行靠地铁，在咖啡馆和商场的免费休息区办公，也渐渐习惯于没有网购和外卖的生活。

即便如此，也不是所有人都有周昆这样的条件，能够把日本的社会体系完全从生活中折叠起来。

来东京不久， 艾瓦 就通过了日本语能力测试的最高等级 N1 级。她在通过考试后，偶然得到机会，参与了国内一家出版社举办的日语翻译招募。 然而，出版社比稿通过的好消息无法抵消她的焦虑 —— 她总是不由自主地担忧收入问题。如今交着 8000 元人民币每月的房租，在东京也只有 40 平方米的面积。中餐厅再多，这里也还是东京，湘菜的价格当然会更贵，两个人，三四道菜，要花掉 500 元人民币。

她听说一个朋友早已 决定在东京降薪就业。入职前朋友对薪资不满意，但日本企业的薪资结构是固定的。企业方前一天回复她「抱歉，按规定只能给这么多」，过几天又说可以再商量。这样的沟通反复持续了半个月之久，但就是不给出确切结论。日本企业是终身雇佣制，招人尤其谨慎。艾瓦能理解他们的犹豫，也因此体验了日本职场的沟通缓慢和行事僵化。

在东京，成为大公司的职员并不具备性价比。日本企业有着明确且不变的薪资结构，不看学历，不论能力，每个人入职后「公平」地获得 12000 至 15000 元人民币区间内的月收入，之后只能靠熬日子来提升工资。即便工作 20 年，月收入能达到 2 万元人民币的也是少数。职员需要把大部分精力花在琐碎的工作上，比如遵循冗余的流程，按照固定的格式制作文档或或表格，供上级确认，每一个标点符号和空格都不能出错。按照一位在日企工作 7 年的华人的说法，「日企不需要精英，只需要下属对上级的无条件服从。」

素梅在池袋开了一家卖隆江猪脚饭的小店，在她的观察中，如今的华人上班族比留学生还要节俭。他们会在下班后穿着正装赶到池袋，来店吃一碗猪脚饭，顺便与同胞倾吐自己的职场不顺。80 元人民币一份的猪脚饭，他们往往一周吃一次，用于自我犒赏和安慰。

即使了解以上的一切，也得进入职场。对于在国内没有公司和客户的华人来说，东京的生活成本是必须要考虑的事。

29 岁的小董和 艾瓦 是语言学校的同学，她和丈夫原本想开一家既有本地化特色又衔接欧美和中国游客的酒店来「折叠」东京。

早在刚来东京、进入语言学校没多久的时候，小董就感受到这个社会体系中存在一种隐隐的阶级关系。尽管语校的学生都是已经工作过的「社会人士」，但和老师之间依然有着明确的服从和被服从关系，需要遵守大量看起来不近人情的规章制度。语言学校要求每个月必须保持 90% 的出勤率，即使生病也没有额外的病假。有一次，小董得了流感，向老师请假，老师回答：「你应该注意自己的健康管理。」潜台词是，生病也是一种失误。

毕业后，想要与日本社会的体系隔离成为小董自然而然的选择。她和丈夫在伊豆富户站附近买下一栋温泉旅馆，但她忽略了一件事：开民宿从办手续到装修，都需要和当地人进行大量的交流。她和丈夫在这个过程中充分领略了日本人说话方式的「委婉」，一定要像做阅读理解那样结合上下文细细体会，才能明白他们的意思。民宿装修时，当地包工头一直问她买洗衣机了吗？想好洗衣机要买什么型号了吗？小董当时心生疑惑，为什么一直在催自己买洗衣机？直到买好洗衣机，她才明白过来，包工头的目的是想了解洗衣机的型号和尺寸，以预留装修空间，但他说话却有一半的留白。

而这样的沟通是渗透式的、无法逃避的。 在提交民宿手续时，他们无奈地发现，在这个全球推行无纸化和线上工作的时代，日本人依然坚守纸质化办公，很多事情都只通过打电话口头传达。

这样的日子久了，难免让人想要寻求喘息空间。尽管最初是为了新的生活而来，甚至连唐人街都不屑一顾，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艾瓦 却在不知不觉中开始寻找熟悉的影子。

最开始，她的方法是去吃湘菜。后来，在这座井然有序却疏离客气的东京城，竟意外地被她找到一个充满烟火气和熟悉感的隐秘去处。在东京的其他区域，人们必须保持体面，不能大声说话，时刻注意自己的音量，但在那个叫作「高円寺」的社区，路人会同你搭讪，餐厅的陌生顾客会和你讨论食物的味道。 艾瓦 有一个学美术的朋友，为了完成自己的课题，经常坐在路边画画。她告诉 艾瓦 ，只有在高円寺，席地而坐时，会有路过的日本人和她一起坐下来。

为了反对政府对高円寺的商业改造，居民开花车唱歌，用这样的方式「游行」抗议。东京的街道上永远张贴着「不允许坐在路边喝酒」的告示，而高円寺社区举办的集市里，人们摆摊 ，涮火锅，用摇滚 Live 制造混乱，拿着酒瓶坐在路沿上大喝特喝。「在东京，只有高円寺才会发生这种事。」艾瓦说。这让她想到熟悉的长沙，好吃的 餐厅都藏在居民区，大厨会在后门抽烟，与食客聊天。

池袋唐人街的符号性过于强烈，横滨唐人街又太像给外国人搭建的景点，艾瓦在高円寺找到了自己的故乡。 来日本之前，她曾暗暗希望自己可以把东京活成长沙，挖掘出街头巷尾的好去处。 高円寺率先实现了她这隐秘的愿望，街头的热闹喧嚣让艾瓦觉得放松。

黄鑫 把类似的地方称作「精神唐人街」。「区域上的连接不再重要，但和唐人街的概念是一样的。」黄鑫说。他认为，它们甚至不一定有实体，也有可能出现在虚拟世界。这是他在逃脱日本社会体系的努力中发现的。

放弃学日语后， 黄鑫 的生活主要分为工作和休息 —— 有制片项目的时候，他就飞回北京工作，没有项目的时候，就待在东京休息。可以预见的是，来自国内的工作机会很可能会随着长久生活在东京而逐渐减少，他不得不为此提前作准备。于是，他尝试在社交媒体上开设了账号，准备以自己的故事为起点，拍摄「生活在日本的中国人」系列纪录片。去年 10 月，他在账号上发布了第一条寻找拍摄对象的帖子，不到 3 天，回复量就接近了不可思议的 1000 条。

留言者有医学博士、中古珠宝商人、战争遗孤、职场女性、地下乐队的歌手 …… 他们散落在日本各处，就像所有最早移民海外的前辈一样，孤独、缺乏和人交流倾诉的机会，渴望与同伴建立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