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帝国通讯》丨美国神话的终结

史诗般的历史进程展现了美国边疆的动态迁移。“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美国就像一纸巨大的书页，”当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曾在1893年这样写道： “当我们从西到东逐行阅读这本大陆书时，社会进化历程展现在我们面前。”欧洲大陆的扩张使欧洲人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也使欧洲民族成为一个粗野而奇特、自律而随性、务实而创新的民族，它既充满着“不安和紧张”，又伴随着“自由带来的鼓动和兴奋” 。特纳的学术生涯横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当时正值严重的种族隔离时期，三K党卷土重来，反种族间通婚和本土主义排外法得到强化。具体表现为墨西哥工人在德克萨斯州被私刑处死，美国军队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参与致命性的镇压行动。 然而，特纳提出的著名的“边疆理论”（Frontier thesis）认为，“自由土地”（free land）边疆的移民扩张打造了一种独特的美国政治平等形式，一种充满活力、勇气和信心的个人主义。”

特纳所代表的美国主义对建国之初所取得的进步信心十足，因此他们主张不断向前迈进，向世界迈进。这不仅会冲淡了种族主义的影响，还会弱化包括贫困、不平等和极端主义等其他社会问题，甚至还让不同的人学会和平共处。 1902年，弗兰克·诺里斯（Frank Norris）希望， 领土扩张会带来一种新的普遍主义，带来“人类的兄弟情谊”（brotherhood of man），那时美国人会意识到“我们的国家是全世界，我们的同胞是全人类”。

西方犹如一片应许之地，一个伊甸园式的乌托邦，在那里，作为新亚当的美国人仿佛摆脱了自然的限制、社会的负担和历史的狭隘。在美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神话比不断扩张的拓荒者的神话更强大，更能被多届总统援引。 向前扩张，然后继续向前扩张，是那个时代的特征。 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经历过平静时期，甚至是怀疑和反对时期，但是几个世纪以来，扩张主义一直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存在。 正如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在19世纪90年代所言，“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历史上的关键事件，就是我们的货车里总是坐着一群拓荒者，”威尔逊说：“我没有想到要退缩。”

直至2015年6月16日，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J. Trump）参选总统的宣告让这场史诗般的扩张运动步入尾声，同时撼动了特纳的“边疆理论”观点。特朗普说:“我将建造一堵举世瞩目的边疆之墙。”

特朗普很可能从未听说过特纳或特纳对美国思想的巨大影响，但在曼哈顿第五大道他的高楼大堂里，他发表了对历史的看法，其中特别提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他认为，现在必须停止美国对自由贸易的承诺。

所有的国家都有边界，甚至今天许多国家还有围墙。但是，只有美国有边疆，一个代表着不断开拓和解放的边疆。这个边疆象征了现代生活的希望和可能，成为了其他国家效仿的典范。

在赢得独立战争的几十年前，美国被认为处于一个不断扩张的阶段。1651年，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将英国在美国的殖民主义描述为“贪得无厌或像得了暴食症的统治扩张”。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在《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发表前两年写的一份政治宣言中，把“定居者离开国家寻求新住所”列为一种普遍权利的要素。

边境的概念既是一种“诊断”（用以解释美国的权力和财富），也是一种“处方”（用以建议决策者应该如何保持和扩大权力和财富）。当看得见的边界被闭合起来时，这样的意象也容易被延伸至其他领域，如市场、战争、文化、技术、科学、心理和政治领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年时间里，“边疆”成为了一种世界新秩序的隐喻。在过去，帝国被认为在有限的资源中确立统治地位，扩大自己的优势，以达到尽可能多地攫取世界财富、损害竞争对手利益的目的。然而现在，美国发出了一个可信的声明，声称自己是另一种类型的全球强国，它主导着以无休止增长为预设的世界经济。美国领导人华盛顿（Washington）称，与其说是在统治，不如说是美国在帮助建立和巩固一个自由的、普遍的和多边的国际社会。无限边界的承诺意味着财富增长是可以被所有人共享的，绝非是零和博弈。战后的政策制定者借用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及其追随者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使用的边疆概念，表示美国将扩大世界的“自由区域”（area of freedom），扩大其“自由组织的圈子范围”（circle of free institution）。

然而，边疆的不断扩张也遮蔽了很多值得批评的社会问题。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认为，扩张的理想滋生并固化了种族主义和暴力的白人男子气概，同时也暴露了扬富惩贫的社会病态问题。 从1967年初到1968年4月金被谋杀，金在一系列布道场合和新闻发布会上都发表过美国对越战争升级的谴责性言论。他认为，国外军事扩张加剧了国内两极分化。“越南不断喷射的焰火点燃了我们的愤怒。在越南，炸弹会在居民楼直接引爆。”

马丁·路德·金的观点既简单又深刻：不断地扩张让美国回避了对其社会问题的真正反思，如经济不平等、种族主义、犯罪和惩罚以及暴力等社会痼疾。 当时其他批评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一些学者认为， 帝国主义的扩张帮助美国利用社会福利或从第三世界剥削来的高工资“收买”了国内的白种人工人阶级。另一些学者则强调政治利益的扩张会缓解竞争冲突。还有一些人的动机是弗洛伊德式的，甚至是荣格式的根深蒂固的暴力幻想，这形成于久前对边疆有色人种的战争，并且影响至今：士兵们强化了他们的“罪恶感”（own guilty desires），他们在战争暴行中将近病态的残忍。

在美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无论是通过土地扩张，还是通过资本市场和军国主义，无休止扩张都在转移国内的极端主义。 历史上的创伤和怨恨、神话和象征如何代代相传?美国是否在客观上需要扩张以保障非本国资源供应和国内生产市场开放?还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只是认为他们必须扩张?无论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什么，美国从建国之初就一直在努力，并在道义上为这种努力辩护，认为这使境内外的人民同样受益。历史学家威廉·阿普尔曼·威廉姆斯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在1966年就提出了扩张的想法， “从心理学和哲学的角度看，这令人振奋”，因为它“预设着无限”。然而事实证明，这并非无限。

今年是美国对阿富汗战争的第十八年，而这是一场永远不会赢的战争。本世纪初曾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作战的士兵现在看到他们的孩子参军。一位退休的海军陆战队将军认为，美国在阿富汗至少还要再呆十六年。到那时，第一代退伍军人的孙辈将会入伍。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认为，美国正在打一场“没有边界、没有时间和地理限制的无休止的战争”。另一名前任军官（指对尼日尔等非洲国家扩大军事行动）说，战争“永远不会结束”。他说:“我们的子孙后代将会为这个计划埋单，现在预估这个计划将耗资6万亿美元。

当美国陷入无休止的对外战争时，我们再也无法想象这个国家还能持续地发展壮大。 2007-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出现了一种反常的复苏，表现为投资水平持平、财富累积增加、股市突然飙升和工资停滞不前等特征。因此，整整一代人的预期被彻底缩短。 而这场危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根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始于农业衰落和去工业化的经济重组，随之而来的放松金融管制、削减税收、巩固低薪服务业就业岗位和个人债务等也触发了危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的政治阶层巧用“没有极限”（limitlessness）的说辞来推动经济重组。“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说道：“增长没有极限。”紧跟其后的几位总统——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H. W. Bush）、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和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George W. Bush）——美国在他们的领导下出现了意识形态泡沫，这场泡沫被克林顿的一位顶级经济学家在1998年认为是不值得关注的，“看似即将破灭的互联网泡沫实际还会永远存续下去”。因此四位总统都逐步加大了赌注，将全球“参与”（engagement）作为一项基于道义的当务之急，由此将美国的扩张脚步迈向波斯湾。然而结果不尽人意，美国的财政被消耗殆尽，人们也不再相信所谓战争的正当性。

所有的民族主义在理想和实际之间都存在着差距。对越战争战败后的几年里，顽固的个人主义和扩张边疆的主张的再度复兴。 这是由于去工业化使越来越多人的生活变得不稳定，当这种不稳定达到了他们的忍受极限时，他们会选择制造了一种令人不安的不和谐，这种不和谐削弱了社会团结机制，尤其是削弱了政府福利和工会的力量，而这种团结的力量恰恰是此时人们最需要的。由此可见，神话与现实之间的隔阂现在已扩成一道鸿沟。

美国政府以追求个人自由和个人利益为原则。即使美国带着道德使命感走向世界，腐败和贪婪也依然由内滋生。但是，难以想象历史上还有哪个时期会像今天一样，贪赃枉法和信念颓丧占据着美国人的思想，许多富人除了蔑视穷人之外别无他求。

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他在竞选中表现的苛刻尖酸被评论人士认为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可能性。特朗普主义要么代表着一场决裂，一场夺取了政府机构的完全非美国运动；要么代表着一次根深蒂固的美国式极端主义的实现。特朗普对本土主义的粗鲁和残酷，是否意味着他打破了传统，拒绝了宽容和平等，放弃了对多边主义、民主和开放海外市场的坚守?或者，用迪克·切尼（Dick Cheney）那句富有共鸣的话来说，这不过是美国历史步入光辉历程中的“黑暗面”（dark side）？那么，特朗普主义究竟是一种反叛，还是一种延续?

大多数评论都忽略了一点，那就是扩张和无限承诺在淡化种族主义和极端主义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可以肯定的是，之前的紊乱时期已经催生了类似于特朗普的煽动家，比如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和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但是这些本土主义者领导的运动仍然是边缘的，并且受到地理、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限制。美国也有过公开的种族主义者，比如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为赢得南部的新联邦（neo-Confederates）的选票，实施了他的“南方战略”（southern  strategy）。在此之前，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把真正的联邦同盟（Confederates）及其后代留下的东西发展成了一个选举联盟，重新隔离了联邦官僚机构，并使三K党合法化。在威尔逊之前，有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他亲自驾车往来纳齐兹（Natchez）和纳什维尔（Nashville）之间，进行了一项种族清洗政策，即为白人定居者腾出大量土地，同时将联邦政府的全部权力用于打造“高加索人的民主”。

然而，杰克逊和威尔逊等早期奉行种族主义的总统与特朗普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是在美国逐渐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担任总统的，因此当时可以通过无休止的增长承诺遏制政治两极分化，国家也可以团结在一起——即使经历了几乎将其分裂的内战。而特朗普主义是一种极端主义，它转向了内部，吞噬一切，也吞噬自我。任何形式的扩张都再也无法满足利益，无法调和矛盾，无法冲淡派别。

正如作家萨姆·塔南豪斯（Sam Tanenhaus）所描述的那样，曾在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任期内获得支持的保守派边缘势力“愤怒者”（furies），现在已经无处可去。特朗普接触了美国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譬如和出生地主义者交易，接受奉行法律至上的极端主义者，拒绝与三K党和纳粹支持者保持距离等等。但随之而来的焦点问题是，他们给墨西哥人贴上强奸犯的标签，将移民称为蛇和动物，惹怒非法移民并且提议取消与生俱来的公民权利，同时还允许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突袭检查学校和医院，不但使家庭无法团聚，还不断扩散着悲痛——这都向特朗普主义释放了最引人注目的信号： 世界不是无限的，不是所有人都能分享它的财富，国家的政策应该照顾到这一现实。 这种观点并不新鲜，多年来这种观点表现为两种立场。一个是人道主义，它承认现代生活强加的责任和义务，因为自然资源不是无限的，因此社会应该以一种尽可能公平分配财富的方式组织起来。另一种观点认为，分辨出极限本身就需要统治控制。

加拿大诗人安妮卡森（Anne Carson）曾说过:“活在神话的尽头中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因为特朗普，美国意识到自己处于神话的尽头。

谈论边疆，也就是谈论资本主义的力量和可能，以及它带来的无限希望。 特朗普认为，谈论边界——并承诺修建一堵墙——是承认资本主义局限性的表现，而不必挑战资本主义地位。特朗普在竞选时承诺结束战争，承诺逆转党内极端的反监管和自由市场计划。然而，一上任他就加大放松管制，增加军费开支，扩大战争规模。而他却一直在谈论他的边界之墙，那堵墙可能建，也可能不建的墙。但是，即使它只是停留在未落实的预算阶段，国会和白宫之间那持久的谈判筹码，那沿着美国南部边境修建一条2000英里长、30英尺高的钢筋混凝土带的承诺，也足以发挥作用。

这是美国的新神话，预示着边疆的最终确定。它是一个国家的象征，这个国家过去认为自己已经逃离了历史，或者至少驾驭在历史之上并大步前进，但现在却发现自己被历史困住。它也是一个民族的象征，这个民族过去认为自己是未来的引领者，但现在却成了过去的囚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