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当代美国的政治与文化困境

作者 ： 吴冠军，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奇点研究院院长。

来源： 《天府新论》 2025 年第 1 期

【摘要】 2024 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使我们有必要重思当代美国政治与文化的深层逻辑。美国社会今天面临着剧烈的族群问题、白人至上主义的回归、“另类右翼”的兴起。从精神分析学与政治哲学的双重视角和理论资源出发，我们可以把当代美国政治与文化困境，定位到“文明及其不满”的机制在发生作用。政界的“政治正确”的政客们与知识界的“文化左翼”制造了大量的“对文明的不满”，当这份不满无法在垂直向度化解而只能在水平向度蔓延时，社会就会快速陷入撕裂乃至解体边缘。“文明及其不满”的机制使得人类文明结构性地无法抵达终极性的“理想社会”，而如何处理从该结构性缺口中产生出的“对文明的不满”，深层次决定了一个社会的稳定性状况。

【关键词】 美国总统大选 ； 大他者 ； 文明及其不满 ； 多余快感 ； 帝国 ； 文化左翼

一、 引言 ： 罪犯 vs. 执法者

2024 年美国总统大选，以唐纳德 ·特朗普战胜卡玛拉·哈里斯成为候选总统告终。时隔四年，特朗普将再次入主白宫，成为该国历史上就职年龄最大的总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的胜利确保了他不会因一系列被指控的违法行为而承担法律责任。换言之，在这场选举中，特朗普不仅击败了民主党候选人，还战胜了试图将他送进监狱的司法体系——作为历史上首位因重罪被起诉并被刑事定罪的前总统，特朗普如今又成了首位赢得总统选举的被定罪罪犯。而被他击败的候选人对手哈里斯，不仅是一位女性总统候选人（她是首位女性副总统，也是目前美国历史上级别最高的女性官员），而且是一位少数族裔候选人——身上兼有非裔血统和亚裔血统。可以说，哈里斯几乎是民主党当下价值的最理想的代表者。更为关键的是，哈里斯在职业生涯中长期是一位执法者（曾最高担任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而特朗普则是一位被正式定罪的罪犯。在这场选举中，特朗普不仅赢了选举人票，而且赢了民选得票。“美国人民”（至少过半美国民众）选择了特朗普。

这样一位在反对者眼中谎言满满、劣行斑斑（曾煽动 “占领国会山”事件）甚至被正式定罪的人，前后两次获选总统，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国家形象代表。而无论在政治资历抑或道德品行上看起来都远胜他的对手，却败下阵来。这是民主的失效吗？ 2024 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使我们有必要重思当代美国政治与文化的深层逻辑。本文将从精神分析学与政治哲学双重视角和理论资源出发，来对当代美国政治与文化困境展开深入的分析与批判性的探究。

二、从 “文明及其不满”到“多余快感”

精神分析学奠基人西格蒙 ·弗洛伊德曾提出一个著名论题——“文明及其不满”（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在弗洛伊德看来，文明是人类社会为了维护秩序和共同生活而建立的一套规则、制度和文化形式，包括法律、道德规范、宗教和艺术等。这些制度的主要目标是，压制个人的本能冲动（尤其是作为 “爱欲本能”的性冲动与作为“死亡本能”的破坏冲动），以防止社会陷入混乱。换言之，文明通过压抑个人的“原始本能”来保护共同体的利益，这就导致了不满。

质言之，弗洛伊德深具洞见地提出，必须要先有压制和对压制的不满，才会有文明。文明创造出禁止杀戮、偷盗、强奸、通奸等的法律，并对犯法者施加严峻的惩罚。由于其 “原始本能”的满足被阻断，因此“文明人”恰恰总是对“文明”心怀不满。“文明及其不满”这个论题，使得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具有了政治哲学的向度。

在弗洛伊德论题的基础上，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提出这样一个政治哲学命题：心怀不满，对于共同体的稳定性而言是一柄双刃剑，它既潜在地构成了威胁，又潜在地激发了团结。文明社会，必须先有压制，然后再在反抗压制的过程中形成社会团结。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是这种性质的反抗的体现——人们不是在“政策”中形成团结，而是在“对策”中团结起来的。换言之，颁布规范性禁令的“父亲”，也恰恰正是文明得以延续至今的秘密——他所颁布的那些规范使得人的符号性联结成为可能，与此同时，对他的仇视，则成为社会性团结的符号性基础。

当代精神分析学家、政治哲学家斯拉沃热 ·齐泽克提出，人们真正确认彼此属于同一个共同体的内部成员，并不是当他们都遵从同一套规则时，而是当他们都知晓如何对这套规则进行淫秽越界（ obscene transgression ）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淫秽笑话、脏段子往往成了一块试金石：你去另一个国家留学，尽管你语言学得很好、听说都很顺畅，但当身边所有人都在哈哈大笑而你却不知所谓时，便会对自己仍然没有融入当地的共同体有了实感。

对压制者的不满、对 “政策”的逾越，恰恰构成了文明的基石，构成了共同体团结的隐秘基础。在中国古代王朝政治中，有一个“罪己诏”的概念。据称，“罪己诏”起源于夏商时期，由禹、汤等圣人提出，所谓“禹、汤罪己”（《左传·庄公十一年》）。在儒家政治哲学传统中，古代中国帝王碰到天灾人祸，必须要下“罪己诏”，必须要成为民怨的靶子、“处士横议”的目标。汉文帝首次明确颁布“罪己诏”，此后它便正式成为历代帝王自省、检讨过失的文书，历史上统共有 79 位皇帝下过 “罪己诏”。儒家政治哲学的这个发明，实则是中国古代王朝社会“超稳定结构”的一个根源：不能痛恨“昏君”，不能痛恨“贪官”，难道要让老百姓彼此痛恨？换言之，君主或国王实际上不是被爱戴的，而是被咒骂的，是社会出问题时背黑锅的。

儒家思想认为，政治结构与家庭结构是同构的 ——这点使得儒家思想同精神分析很相似。在儒家视野中，政治领袖和官僚系统对于一个共同体就如同父亲之于家庭：一方面，两者皆通过确立抑或执行规范与禁令而大权在握；另一方面，两者皆是共同体（社会抑或家庭）成员们不满与仇恨的对象。从精神分析学出发，这两者之所以成为仇恨对象，一方面肇因于弗洛伊德所揭示的“文明及其不满”机制，另一方面则肇因于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所分析的“多余快感”（ surplus enjoyment ）机制。 “天子”和“父亲”皆被设定拥有多数人无法享受的“多余快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小雅·北山之什·北山》），“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并不会使拥有者更受爱戴；这些“多余快感”，恰恰是“处士横议”的一个根本性源头。“天子”以及“父亲”通过这种方式彰示权力，却也因此吸收了全社会的不满与仇恨。通过这个精神分析视角，我们可以抵达如下政治哲学论题：共同体之稳定性，同“多余快感”的集中占有者们能否有效吸收所有仇恨直接相关。

拉康的 “多余快感”论题，是对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论题的一个发展：这份快感之所以是“多”（ surplus ）出来的，是因为它恰恰就是被规范与禁令所压制下去的本能冲动（如性冲动）的幻想性投射。而作为规范与禁令之具身（ embodiment ）的父亲，则被子女认为拥有这种被禁止的快感。故此， “多余快感”就是“对文明之不满”的一个生成性肇因。

进而， “文明及其不满”与“多余快感”机制通向如下政治哲学命题：人类永远不会迎来一个彻底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那种社会必须永远只能是乌托邦。那是因为，一个没有压制、充分自由的“万事可为社会”（ permissive society ），恰恰是人人都不知如何相处的社会：当没有那个设立诸种禁令并占有 “多余快感”的人物（ figure ） ——拉康所说的“大他者”（ the big Other ）的具身化 ——可以咒骂时，人们碰到问题便只能互生嫌隙、看彼此不顺眼了，共同体的凝合力、社会的团结就会瓦解。

文学家费奥多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曾经提出一个影响深远的命题：“上帝死了，一切都可以做了。”实际上，这种绝对自由（“一切都可以做了”）的状态，必然会是糟糕透顶的，甚至是窒息性的。此前人们遭遇困境乃至感到绝望时，还可以咒骂上帝、咒骂瞎了眼的老天，或者骂“大他者”的人间代理人（教会或“天子”）—— Dam You ！现在骂谁？大家共同可见的那个必须终极背黑锅承担骂名的人物没有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精神分析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代表人物之一埃里希 ·弗洛姆曾极具洞见地提出，尽管人们经常口头上高喊“自由”，“逃避自由”才是绝大多数人实际企盼的状况。

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和政治哲学家托马斯 ·霍布斯一样，认为人与人“自然地”就会像狼与狼一样彼此撕咬，无法形成联结与合作。文明就是人压制住了这种自然状态，并构建出符号性秩序而形成的，但诚如弗洛伊德所分析的，“作为人类这种原初的互相敌对的结果，文明化的社会永远会有解体的威胁”。在 21 世纪 20 年代的今天，这个威胁是如此具体可感。

三、重思当代美国的政治困境

现在，让我们把批判性的考察聚焦到当代美国社会上 —— 通过上一节的学理梳理，我们可以取得一个独特的分析性视角。美国社会今天之所以会面临剧烈的族群问题、白人至上主义的回归、 “另类右翼”的兴起，一个深刻的原因就在于：长久以来，政客们 —— 不仅仅是民主党，而且包括绝大多数共和党的政客们 —— 为了获得选票，永远踏在 “政治正确”的线上而不愿背黑锅，老百姓骂“奥巴马们”骂不下嘴，于是只能调转矛头把仇恨撒向彼此。

我们可以把当代美国同 20 世纪 80 年代的苏联做一个对比。齐泽克在其著作中曾反复反主流地、 “政治不正确”地提出如下论题：如若不是亡于“冷战”格局下外部力量的颠覆，那些苏东国家本身其实相当稳定。作为那个时代的亲历者，齐泽克这样分析这份稳定性：在 1980 年代的苏东国家，意识形态的严苛性已经消退，一切错误都可以归咎于政权，各种政治笑话盛行，甚至有传闻（齐泽克自己就是这个传闻的散播者）那些国家有专门机构，负责编政治领导人的笑话，不断更新笑话库。老百姓有任何不爽，都可以在笑话中被发泄掉。那个时代，齐泽克本人生活的南斯拉夫的民众很团结，但到了 “巨变”后的 1990 年代，忽然这些玩笑都不见了，随后种族仇恨迅速蔓延， 1990 年代中后期便演变出大规模种族清洗 ……

我们看到，当代美国社会正在重走这条老路 —— 民众彼此不再将对方确认为共同体成员。在家庭结构里，兄弟在联合对付父亲禁令时，才成为真正的兄弟，所有的苦恼都源自父亲的专断与压制。当代美国和当年的南斯拉夫很相似 —— 社会出现各种问题，这些问题本身尚不至于直接威胁到社会之基本持存；但关键在于，老百姓无法直接找到肯下 “罪己诏”而把仇恨引向自身的“原父”。于是，老百姓无法有效获取快感而只能“乱来”，一来二去社会就乱起来了，最后兄弟反目，导致各种撕裂。大家都把仇恨的眼光看向自己身边、看向彼此 —— 各种社会问题的罪魁祸首，就要么是（ a ）移民与那帮袒护移民的 “精英”（当代网络汉语里的“白左”），抑或是（ b ）白人至上主义者与 “红脖子”们……

在这个意义上，特朗普当选总统，实则可以被视作美国的自救 —— 这份自救并不是在 “让美国更加伟大”（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MAGA ）的意义上，而是在有效重建文明不满之具身化对象的意义上。在他的第一任上，特朗普便已然一反此前 “奥巴马们”严守“政治正确”的做派，异常积极地将尽可能多的仇恨往自己身上引 —— 在吸引仇恨（国内乃至国际社会的仇恨）上，没有谁比他更 “称职”了。套用儒家的传统术语，特朗普就是当代天字第一号“大昏君” —— 每个老百姓都可以骂两句。

在成为总统前，特朗普就是社交媒体红人，在网络上频繁发表各种刺激性的奇言怪语。在当选总统后，他依然在社交媒体上保持超高的出场频率（直到账号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