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有句俗话：“精明得像费城律师！”
这句话出自曾格案。这个费城律师，叫汉密尔顿。
曾格被关9个月之后的1735年8月，曾格案艰难开庭。这一次，莫里斯从费城请来全北美最有名的律师汉密尔顿。
如前所述，此案的症结在于法律有利于控方而不利于曾格，汉密尔顿遂上来就走了一步险棋：他承认，曾格刊登了针对总督的文章，即被起诉的“犯罪行为”。
这等于招供了。既认了“罪”，汉密尔顿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根据“特别判决令”，确认“罪行”后，审判可跳过陪审团，直接由法官定罪。
然而，自信的检察官觉得已胜利在握，竟然同意由陪审团裁决。
这是本案最关键一步。没有这一步，汉密尔顿纵有天大才华也无法施展。
但汉密尔顿对得起这一步。甚至可以说，他早将希望寄予在这最后的庭审，否则，也不会上来就认“罪”。汉密尔顿早料到，庭上纵使援引再多案例，也无法打动首席法官德西兰（科斯比的死党）。他只能期待在本案最后阶段，由他来引导陪审团并做出最符合其本意的判决。
这句话如此绕口，是因为这其间无比艰难——
他要通过强悍的逻辑推理，来争取使陪审团做出颠覆性的判决！
因此，他的辩词与其说是法律辩护，毋宁说是政治理论的宣扬。
他抓住了这最后机会。而当时并没多少人认为这是机会。总之，汉密尔顿的辩词如滔滔江水，瞬间掌控了整个法庭。
他不愧是全北美最好的律师。他的三点陈述如下：
第一，颠覆了“诽谤罪”的定义。他承认印刷了攻击性文章，但他强调“无罪”。针对“诋毁官员的言论无论真假一律构成诽谤”，他斥其荒谬，坚持“虚妄与污蔑加在一起才构成诽谤”；针对“公民若对总督有意见，应向州议会反映或向英王上告”，他指出：州议会可以受总督左右，而千里迢迢去英国告状对多数人来说并不可行。
针对“政府不可被批评”的背后逻辑，汉密尔顿更是振聋发聩地指出：
何种社会秩序要靠虚假来维持？
靠虚假维持的社会秩序又能维持多久？
不可挑战的权威正是通过蛮不讲理的方式建立并维持的！失去纠错机制、社会积重难返，是否会带来更大动荡？
第二，提高陪审团的职权。根据案件性质，陪审团可能被要求作出“专门”和“一般”两种裁决。专门裁决只对法官提问作出答复，曾格案中就是按法官要求裁决曾格是否出版了被指控报纸就可以；一般裁决则可判断言论是否构成诽谤——这至关重要。汉密尔顿清楚，法官唯总督之命是听，只有寄望于陪审团，才有可能让曾格咸鱼翻身。
汉密尔顿道：
设立陪审团，就是为保证被告能得到与他地位相当又了解背景的当地人的裁决，这也是人民惩罚坏人的重要方式。
当事实与法律难以区分，陪审团应该有权作出判断——不仅有权进行事实判断，更有权进行法律判断。
第三，呼吁“表达自由乃公民权利”，直接诉诸言论出版自由。既然法庭不准他证明被控报纸的真实性（因为“真实更是诽谤”），汉密尔顿只能向陪审团呼吁。汉密尔顿充分发挥他的政治理想和引申宪法精神，而不是依据法律条文——他将问题上升到自由与奴役的高度，将表达自由视为防止政府滥权的唯一保障，中心论点便是人民有权批评官员、批评政府。
出版自由尤其是出版批评政府言论的自由，当时并没法律依据，这再度颠覆了现行法律。他慷慨激昂地说：身份为何能使人凌驾于批评之上?君主立宪制保障人民利用报纸说话的权利，总督是完全可以批评和弹劾的。
是否容许人民说话是一个大问题，表达权不容侵权！
尽管这三点陈述都出离了当时的法律条文，然而其自由观与公正意识，正符合北美民众的潜在共识，汉密尔顿伟大的人格、雄辩的才华、渊博的知识、严谨的逻辑，征服了法庭上每一位听众，人们为之欢呼鼓掌，全然不顾法庭的肃静令，德兰西法官垂头丧气，汉密尔顿答辩胜诉，陪审团一致作出无罪裁决，法官迫于法庭气氛和群众压力，被迫宣告曾格无罪，当庭释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