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与不变，乡土气息与现代观念相间，这是河边村的十年。
得益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实施，河边村成了有名的脱贫示范村，成为世界了解中国乡村发展的窗口。
“河边村的发展模式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目前已有来自德国、新加坡、韩国、老挝、柬埔寨、罗马尼亚等国的200多名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来到河边村调研交流。
但是，细究之下，河边村的人还是原来的那些人，十年前的小孩长大了，读了书回到村里，很多事如旧，乡土未改。
河边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从中可以窥见中国小农户发展的独特性和发展路径的创新性。
【编者注】为把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大格局，相关政策持续发力。
2019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以小农户为基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重点、社会化服务为支撑，加快打造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高素质生产经营队伍。
图为
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腊县河边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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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新动力
“10亿—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当今世界向社会学家提出的主要问题。”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其著作《农民的终结》中写道。
按照欧洲现代化的经验，农业发展积累的资本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家庭农场规模扩大，农业产业资本化和现代化，乡村数量减少，小农户逐渐消失，最后部分乡村再出现逆城市化。
以英国为例，其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在农业革命的基础上展开的，农业发展的资本积累迅速转向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乡村人口不断流入工业和城市，至1900年，英国乡村人口已经降到了总人口的10%以下，农业产值也降到总产值的10%以下。
同时，英国国内农产品供给的缺口又有殖民地提供补充，农民数量大规模减少，乡村出现了严重的人口稀疏化，留下的农民逐渐资本化，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也随之逐渐消失。
直到过去几十年，英国乡村才逐渐出现逆城市化，乡村的经济结构逐渐多元。
但是这一多元化的主体并不是小农户，而是外来投资者。
然而，过去100多年的全球发展进程中，西方之外地区的现代化过程远比外界预想的复杂，这一复杂性集中表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问题”和“乡村问题”两个方面。
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自19世纪中叶起步，后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迅速发展，其社会经济转型呈现出与西方现代化进程相似的景观；与此同时，中国延绵不断的传统与西方现代进程在政治、经济与社会诸多方面产生碰撞与缠绕，出现了复杂的“发展转型问题”，呈现出了明显的中国特色。
中国的“乡村问题”是这一特色的典型代表，中国数量巨大的小农户生存与发展则是这一问题的核心所在。
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全国小农户数量占到农业经营主体98%以上，小农户经营耕地面积占耕地面积的70%。中国现有2.3亿农户，户均经营土地7.8亩，经营耕地10亩以下的农户高达2.1亿户。
著名历史社会学家黄宗智敏锐地捕捉到了中国小农户生存与发展的路径创新。他认为，中国小农户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实践中形成的“劳动与资本双密集化”的“新农业”已经展示了相当高程度的“现代化”，这一实践与基于西方发展经验而得出的小农户必然被淘汰、农业必然规模化的结论截然不同。
一方面，无人机、无人驾驶、全自动化等劳动力替代技术，大大缓解了由于劳动力转移导致的农业劳动力缺乏的问题。同时，智慧灌溉、水肥一体化等技术的进步提升了土地生产力和农业劳动生产率。
我们曾经到访华北平原某村庄。村庄以种粮为主，部分农民流转村里的土地组成农民专业合作社，小农户成了农村新的经营主体，村委会的大院成了合作社的办公室，大院里停放着各种农业机械，大院里的墙上写着“你们去打工，我们来种地”。
另一方面，现代消费主义推动了消费图谱的扩张，如有机农产品、土特产；乡村旅游、乡村研学、乡村康养产业等的发展极大地拓展了乡村的经济社会功能，开拓了乡村新的经济空间。
城市动能进入乡村，各种新业态、新模式将这一动能转化成了乡村振兴的动力。
小农户不再需要仅仅依靠生产农业初级产品维持生计，而是可以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语境下，借助城市消费动能发展多元生计，大幅度提高收入。
在这样的条件下，小农户不仅可以生存下来，还可以发展演化为“新农民”；农业不仅是生产初级农产品的产业，而且也成为了具有观光和休闲功能的消费品产业，成了“新农业”；乡村也成了“新乡村”。
长期受制于人地关系约束的农民、农业和农村发展困境在新的条件下得以逐步缓解，中国的小农户开始脱胎换骨走上逐步实现现代化的新道路。
河边村和我们到访的华北平原村庄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代表性的案例。
图为2024年6月的河边村。李亚飞摄
这些案例都包含了小农户和村落命运的议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型大国而言，在新的发展语境下，能否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实现乡村和小农户的同步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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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变迁
多样性
【编者注：
2015年，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资深讲席教授李小云带领团队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腊县河边村，展开脱贫攻坚与乡村建设实践研究。
在这个深度贫困的瑶族村庄，探索出复合业态、综合治理、公益先行的“河边模式”，被誉为“扶贫的中国案例”。
】
河边村是一个瑶族村寨，十年前，这里的村民还在为基本生计发愁。
尽管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原因他们不愿意离乡，但单靠种植业不足以维持生计，村民被迫走出山村、远赴他乡。
图为
河边村动员青壮年进行村庄建设。
自2015年起，我一直在此驻村扶贫，开展乡村建设。团队借助热带雨林和瑶族民族文化的条件，利用脱贫攻坚的资源，支持村庄打造以“瑶族妈妈的客房”为主的高端民宿新业态。
如今，河边村逐渐发展起来的复合型产业，不仅留住了村民，吸引了走出去的年轻人“飞回来”，还让城市里的人流连忘返。
村民的收入形式颇多：种水稻有收入，割胶有收入，经营民宿有收入，出租土地有收入，冬季种蔬菜有收入，到山下打工也有收入。
2024年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7.00%，比2023年末提高0.84个百分点，
在乡村数量相对减少、乡村人口相对稀疏化的今天，河边村没有出现类似国外乡村的“萧条”景观，这为研究中国乡村和小农户发展提供了一个绝佳案例。
与此同时，中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和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小农户生存与发展的模式也存在不同。
从地域的角度看，中国的农村和农业大致有两大类型：
其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农业生产条件较好、农耕历史悠久的平原农业区，如长三角、珠三角等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
这类地区原有人均耕地少，农民成为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主体，多数农民的生计基本与农业生产脱钩，农业主要通过土地流转形成了不同规模的现代化家庭农场。
这类地区小农户已经逐步消失，留下的小农户逐渐拥有现代化的专业农场，这些家庭农场多雇佣外来人员，机械化水平高，小农户特点已经不明显，有着典型的现代化农业特点。这些地区的农村出现不同程度经济社会功能的裂解，同时也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这一特点在浙江、江苏等地域内部较为发达的地区尤为明显。
图为
河边村的民宿。
再如华北和东北平原农业区，东北地区人均耕地较多，华北地区人均耕地较少，但由于地理和交通等便利因素，受发达地区和本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虹吸作用影响，农村劳动力逐渐转移，留在农村的农户流转别人的土地进行规模经营，逐渐发育出了不同规模，专业或者兼业的家庭农场，并为保留自留地的小农户提供机械化的整地、喷药施肥和收获加工等各种社会化服务。
这些地区的很多家庭农场仍然以家庭劳动力为主，存留着小农户的部分特征，但出现了很多小农户现代化的模式创新。此外，这类地区的农村多数出现了人口稀疏化的现象。
其二，丘陵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地区，如西南地区以及全国的山区等。
这些地区缺乏推动区域性规模农业的资源条件，很难推动较大规模的现代家庭农场的发展。
虽然这些地区一直也是发达地区劳动力供给的来源地，但囿于经济发展水平、交通以及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城市化的虹吸作用对于其影响往往是季节性的，农户生计对于资源的依附性较高。
一般来说，这类地区很多乡村的社会性比较完整，人口的稀疏化程度较低，农业发展与农民生计的相关性比较高。河边村正是这类地区的典型代表。
这一类型地区的小农户与乡村发展的路径显然不同于发达地区和平原农区。
从已有的实践看，城市郊区的村落、部分小农户会消失；一些村庄小农户消失了，但村落留了下来。
当然还有很多村庄，比如河边村，村落历史依然继续，小农户在新的环境下顽强地存在着。这一多样性的乡村变迁模式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
图为2024年6月的
河边村。李亚飞摄
3
变与不变
在
河边村村民眼中，河边村一直都在变。
当年，村里的男人们用砍刀在雨林里砍树开出一片地栽旱谷，在山里养冬瓜猪，用猪肉换傣族的织线织布，然后用自己泡制的靛蓝染布。今天，河边村还能看到当年的织布机，还能看到挂在外面正在晾晒的蓝布。因为他们穿的是自己织染的蓝布，所以民族学者把他们称为蓝靛瑶。
图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