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青年工作的历史性成就和基本经验

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开始进入政党政治时代。也正是从这一时期起，青年群体的集体行动越来越明显地影响着社会变革的进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革命、建设和改革，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这场伟大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始终由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充当急先锋的角色。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革命的主体性力量，其一诞生就推动青年团的组建，100年来始终高度重视青年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在不同历史时期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中，党的青年工作在探索中前行，在困局中创新，取得了重要历史性成就，形成了一系列基本经验。

一、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实践和青年特征相结合，形成了一系列中国特色的青年工作论述和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青年观

任何一种社会力量作用的发挥程度和影响边界，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所处历史时期主导性政治力量认同与支持的程度。中国共产党作为青年工作的领导者和推动者，从党的早期领导人到第一代领导集体，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到改革开放时期，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青年观，在把控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大格局中，领导中国青年运动和青年工作，前后有机衔接，接续思考探索，形成了一系列认知青年、引领青年、动员青年、服务青年的重要论述和思想，不断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形成、丰富和发展。

自1915年《新青年》创刊开始，陈独秀、李大钊等思想先驱在提倡新文化过程中极力讴歌青春的力量，肯定青年创造新世界的生命力，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也颇多依重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在创建共产党早期组织之后，随即指导组建地方青年团作为党的预备学校。很多革命者一开始都是从事青年工作的。1925年党的四大决议案指出:“青年运动是共产主义运动中一部分重要的工作”，“青年运动必须在共产党指导之下”[1]。1927年党的五大决议案强调:“在革命运动发展中，中国的青年们有很大的作用”。“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一条运河，党须经过这条运河，而影响到广大的劳苦青年群众”[2]。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毛泽东明确指出:“‘五四’以来，中国青年......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队伍中，有由中国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组成的一支军队”[3]。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更是将国统区的青年学生运动称为第二条战线。周恩来也坚定地预言“谁有青年，谁就有将来”[4]。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党的领袖均无一例外地肯定青年群体对新民主主义革命重要的先发推动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培养一代新人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全面系统地论述青年的时代特点、历史地位、社会价值。毛泽东生动地将青年比作“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指出“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5]。他以政治家、战略家的视野，将青年定位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提出要培养“又红又专”社会主义接班人，强调“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6];他注重青年身心健康发展，号召广大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强调青年的成长路径是“教育要与生产相结合”，理论学习要和生产实践相统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对青年成长、青年工作给予具体指导。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从党的事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出发，对青年发展和青年工作提出新见解。他把青年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提升到新的高度，多次重申“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7]。他极具预见性地提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四有新人”的培养目标，强调“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8];“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9]。面对干部梯队建设存在的问题，邓小平将培养年轻干部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他指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10]。“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善于发现、提拔以至大胆破格提拔中青年优秀干部”[11]。

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建与青年创新创造的勃勃生机产生强烈同频共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对青年地位作用的评价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脉相承且与时俱进。江泽民指出:“青年是社会中最富有活力的部分，是我们事业的希望”[12]。“赢得青年，才能赢得未来”[13]。“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有希望，未来发展就有希望。”他强调对青年要充分信任，严格要求，积极引导，努力培养和造就千百万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在他看来，加强对年轻干部的培养，是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任务。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发展党对青年的总体认知和评价，从战略高度指出:“一个有远见的民族，总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青年;一个有远见的政党，总是把青年看作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前进的重要力量。”要求进一步做好组织青年、引导青年、服务青年、维护青少年权益的工作，力争团的基层组织网络覆盖全体青年，团的各项工作和活动影响全体青年。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青年、关心青年、关爱青年，习近平对青年特点、青年价值和青年发展有着更多深刻思考和精要论述。他指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就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力量”[14]。

“青年是引风气之先的社会力量。”关于新时代青年成长和发展，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提出六项要求，即树立远大理想，热爱伟大祖国，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练就过硬本领，锤炼品德修为。他强调青少年要“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一点一滴积累。他鼓励广大青年要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让青春成为中华民族生气勃发、高歌猛进的持久风景，让青年英雄成为驱动中华民族加速迈向伟大复兴的蓬勃力量!”

二、中国共产党科学把握中国青年运动规律，不断增强政治认同，通过有效组织动员，把青年力量凝聚成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磅礴洪流

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植根于深厚的中国土壤，其自成立以来的使命就是挽救民族危亡，解放劳苦大众，建立民主共和，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就是要创造一种新的现代文明以实现民族复兴。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研究中国青年运动规律，把党的政治主张、方针政策传播到青年中去，充分调动发挥青年群体这一先锋性力量的内在能量。

青年集体行动依托的不是一时情感冲动，而是深刻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活动主要是基于苏俄经验，动员宣传民众发起社会运动。不论是工人运动还是农民运动，青年工农都是革命性最强的群体，学生运动的主体更是青年。从二七大罢工到五卅运动，从非基督教运动到两湖农民运动，年轻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组织动员广大青年冲在最前列。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革命的青年军人、青年工农、青年学生投身到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暴动中，为创立红色根据地、保卫和建设根据地做出应有的贡献。

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步步紧逼，中国民众的抗日情绪越来越激昂，学生运动的浪潮也愈益高涨。在中共北平临委领导下，北平学生发起了唤醒民众抗日的一二九运动。随后，中共北方局及时纠正青年抗日救亡运动中“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使得这场爱国学生运动逐步向纵深发展。进而，党审时度势，领导组建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北青年救国会等一大批青年抗日团体。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广大爱国青年千里迢迢投奔延安。全面抗战初期的两年间，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就多达4万余人。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周边建起30多所干部学校，创办五六十份报纸和杂志，经营十余家书店和出版社。来到延安的青年在这里创造着一种新生活，升腾一种新希望。“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延安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就是全国的青年运动的方向”[15]。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统治集团违背全国人民迫切要求休养生息、和平建国的意愿，坚持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政策，国统区广大人民尤其是青年学生对此表示强烈的义愤，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由之前的希望转为失望乃至绝望。以一二一运动为起点，中国共产党通过发动、组织、领导抗议美军暴行运动、五二○运动、反美扶日运动等一系列运动，形成了配合人民解放军作战的第二条战线。

新中国成立后，翻身做主人的存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使包括广大青年在内的中国民众高度认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基于以往的成功经验，当执政党需要完成某项重大社会目标和经济任务时，常常采取举国动员体制，而且总是先在青年群体中发动。广大青年在党的号召下，在青年团带动下，以极大热情参与抗美援朝爱国运动、土地改革运动、“三反”“五反”运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等。同时，各行各业、各族各界青年勇敢地向困难进军，满怀激情地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通过青年突击队、青年志愿垦荒队、青年节约队、青年扫盲队、向科学进军等一系列“运动式”的生产建设活动，发挥出这一时期青年运动的时代正能量。

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毅然开启改革开放新征程。改革对打破旧思维、旧框框的内在需要，和“文革”结束后青年挣脱思想羁绊的热情释放形成同频共振。在党和国家宏观政策引导下，青年群体中产生一波又一波“文化热”“经商热”“出国热”“民工潮”。中国共青团在党的领导下，相继发起新长征突击手活动、“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希望工程、青年志愿者行动、中国青年科技行动、创建“青年文明号”活动、“保护母亲河”行动、青春建功新农村行动、青年岗位能手创建活动、“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等，组织动员广大青年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贡献聪明才智。这一时期青年运动理性地嵌入国家建设和社会生活，以新的形态与改革开放相向而行。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当代青年以坚定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文化自信，在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正确领导下，在中国共青团有效的组织动员下，助力“三大攻坚战”，投身“一带一路”发展，聚焦重大科研攻关，致力建设美 丽乡村，勇敢抗击新冠疫情，用中国梦激扬青春梦，自觉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

三、中国共产党致力推动生产建设、社会改造和民生事业，不断制订完善相关法律和政策体系，为中国青年的利益实现、成长成才奠定物质基础，提供相应制度保障

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党的一切战略决策和政治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广大青年是党依靠的重要群体，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所有成就都凝聚着青年的热情和奉献，广大青年始终与祖国共奋进，与时代同成长。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就相当关注青年利益和需求。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通过发展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为广大青年的全面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另一方面，通过制定完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为青年利益实现、成长成才创造条件。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全党要关注青年、关心青年、关爱青年，倾听青年心声，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16]。

大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青年团坚持为青年工人争取“无论成年未成年的青年工人，凡作同量工作者，须得同量工资”;“举办青年工人义务教育”等利益[17]。对于农民，青年团认为应“为他们要求减租、减税，增加农产品的价格，并帮助他们反对地主的预收租，官厅额外税、贿税，......使他们的生活得逐渐改良”[18]。在土地革命战争中，中央苏区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及劳动法、土地法、婚姻法等，来保障红色根据地的人民权利。为发展苏区的教育和文化，党和苏维埃政府明确提出“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中心任务“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被毛泽东誉为“模范兴国”的兴国县，1933年共建立130个乡识字运动总会，561个村识字运动分会，3387个识字小组，参加识字小组的有22529人。全县35岁以下的不识字的男女青年差不多都上了夜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人民战争，主要依靠的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根据抗战形势和需要，党及时调整政策，各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1942年1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和三个附件，对执行土地政策的基本原则和具体办法做出详细规定，在最大范围内争取共识，充分调动各阶层青年抗日救亡的积极性。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涌现出的小说《小二黑结婚》 《李有才板话》、歌剧《白毛女》、秧歌剧《兄妹开荒》、京剧《逼上梁山》、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等优秀文艺作品，其主人公基本上都是足以引发青年共鸣的同龄人。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1946年5月4日)，颁发《中国土地法大纲》(1947年9月)，彻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军，解放区的经济建设和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得到迅速发展。 所有这些，都极大地激发了广大青年农民保卫胜利果实的决心和勇气。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恢复国民经济和工业化建设。1957年全国工业生产总值达到783.9亿元，比1952年增长128.3%。教育、文化、卫生各项事业也展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1957年，全国共有高等学校229所，在校学生44.1万人。中等专业技术学校728所，在校学生48.2万人。1976年与1965年相比，小学生人数增加了29.1%，初中生人数增加了4.4倍，高中生人数增加了10.3倍。《中国青年》杂志继续出版发行，《儿童时代》(1950年4月)、《中国青年报》(1951年4月)、《中国少年报》(1951年11月)、《少年文艺》(1953年7月)等先后创刊，为广大青少年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分别于1950年、1956年创立，成为给青少年群体提供精神食粮的专业出版社。1949年至1952年，在青少年群体中种痘5亿多人次，天花病例数大幅下降。从1952年6月底到1954年年底，全国有187所中等以上学校的12.7万名学生参加“劳卫制一级”锻炼。20世纪70年代，农村合作医疗在全国各地农村普遍推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都有关于青年发展的明确规定。1950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前者是人的解放，后者是土地的解放，青年都是主要或重要的受益群体。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定、完善、调整经济、教育、科技、文化等各领域政策，不断满足包括广大青年在内的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经济文化需要。

改革开放40多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101.6万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100多倍。商品和服务供给能力极大提高，青年自身发展具有了极为丰富和充足的物质基础。1978年，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为228万人，毛入学率为2.7%;2019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4002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1.6%，高等教育总规模位居世界第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青年就业创业拥有广阔舞台和更多机遇。1978年，全国就业人员4.02亿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9514万人;到2019年，全国就业人员7.7亿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4.4亿人。40多年来，青年的职业分布除工、农、商、学、兵等传统领域外，进城务工青年、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青年网络作家、IT行业青年、自由职业者、电商从业者、“双创”青年、独立演员/歌手等青年群体不断涌现。40多年来，青年精神文化生活发生巨大变化。2017年，全国图书出版种数51.2万种，比1978年增长33倍以上;全国电影票房收入559亿元，近十年年均增幅约23%。截至2020年3月，中国网民规模为9.04亿，学生最多，占比为26.9%。网络对青年人口渗透率接近100%。青年是网络文学、网络音乐、网络视频、网络直播、网络游戏和在线教育等网络文化应用的主要用户群体。

改革开放使中国法治建设进程进入快车道，广大青少年的权益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八二宪法”规定，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同时还对包括青年在内的全体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做出规定。全国人大及中央政府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中，明确了青年问题解决的法律措施。义务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婚姻法、残疾人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都包含了青少年群体的特殊要求。很多法律条文几经修订，不断充实完善，体现新形势青年发展的需求。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是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回应人民法治需求，饱含爱民、护民、利民、惠民的人民情怀，蕴含着浓厚的人文关怀。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不断制定完善青年发展各个领域的政策，如青年教育政策、青年人才政策、青年健康政策、青年婚育政策、青年就业创业政策、青年网络文化政策、青年参与政策、青年社会保障政策等。2000年，烟台市出台地方性青年发展规划—《烟台市青少年事业发展纲要(2000—2005)》，这是中国第一个综合性青年政策的文本。2017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内容涵盖思想道德、教育、健康、婚恋、就业创业、社会融入与社会参与、文化、权益保护、预防犯罪、社会保障等十个发展领域，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在国家层面编制实施的面向青年群体的综合性政府专项规划，成为牵动政府和社会关注、支持青年发展的阶段性纲领文件。

四、中国共产党根据变化着的形势和阶段性任务，不断扩大青年工作的内涵和外延，整合青年工作力量，形成基本工作体系

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工作内涵极为丰富，凡是涉及青年成长发展的相关事务尽在其中，包括青年思想政治工作、青年教育工作、青年就业工作、青年人才工作、青年外交、青年婚恋、青年健康等等。从100年的时间跨度来看，青年工作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由专业性力量与相关组织、机构共同实施的。实事求是地讲，共青团是从事青年工作的主要组织，但是青年工作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方方面面，只靠共青团来做青年工作是不够的，需要全党、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

1920年8月，上海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后，陈独秀即委派党组织中的年轻成员组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长沙、武汉、广州等地社会青年团的筹建，也是由早期党员运作的。这一时期党的早期组织常常借助团的早期组织开展工作，所以存在党团不分、党团一体的现象。尽管中共努力在做党团分化的工作，但一直到大革命时期，在基层，“青年团与中共的工作往往纠缠在一起，一般党员与团员也常从事同样性质的工作”。从另一角度来看，可以说当时是全党都在抓青年工作。从建党初期一直到1937年，中国共产党主要通过中国共青团(1925年前称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来推动青年工作，也通过党影响下的全国学联开展学生工作。

1937年4月共青团改造，党决定成立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作为各地青年抗日救亡团体的最高领导机关。为了适应政治形势变化，切实加强对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1937年7月，中共中央在党内设立青年部。1938年5月，党的“县委以上地方党部直至中央，成立青年工作委员会”。1938年10月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成立后，与中央青委、西北青救会合署办公，形成了在党直接领导下“三位一体”的青年工作机构。延安时期青年工作另一个承担者是各类学校，从安吴青训班到抗大、陕公、鲁艺等“窑洞大学”，党在艰苦环境中以极其简陋的条件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培养了大批青年人才。当时干部相对年轻，所以党的组织部门的工作主要面对的也是青年干部群体。1946年9月开始重建青年团，到1949年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青年团重新成为党的青年工作的重要承担者。与此同时，党发起成立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重新整合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为适应青年工作新局面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政治运作体系中，青年工作嵌入到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宣传等方方面面的工作之中，青年团、全国青联、全国学联成为党的青年工作专业性力量中的“三驾马车”。计划经济时期，在执政党构建的政治社会结构中，青年团的组织形态得到充分发展。从中央、省(直辖市、自治区)到地区(市、州、盟)、县(区)，再到乡镇(后改为公社)、街道、村，凡是有党组织的地方，一般都有团组织。在那个依靠行政推动和群众工作的时代，中国共青团在整个党的青年工作体系的位置是十分凸显的，比如组织青年突击队、青年垦荒队、青年节约队、造林突击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排头兵作用。在高校、工厂、乡镇等基层单位，团委书记或团支部书记几乎可以介入各项工作。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共青团所承担的青年工作主要是塑造共产主义道德，参与经济建设和社会运动。党务系统中的宣传部门的对象和依靠力量是青年群体(尤其大中学生)，组织部门发展党员、人才工作等主要对象都是青年。政府系统中的教育部门和劳动就业部门的工作对象90%是青年，医疗、文化、民政、人事等也多与青年相关。当然，这些党政部门中一般都 设有团组织，其具体职能是服务本单位中心工作和青年成长。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逐渐深入，青年群体的分层分化越来越明显，个性化需求也越来越旺盛。在管理科学化水平逐步提升和行政体制改革不断深化过程中，党政部门的职能定位和边界越来越清晰，党政开展工作的手段越来越规范。从政策选择到制度安排，从推动经济发展到兴办民生事业，党作为重大战略和宏观政策的制定者，政府部门作为各种公共服务(教育、就业、文化产品等)的直接提供者或督办人，为青年工作的开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也直接承担了青年工作中的基础性项目。共青团是党的助手、政府的帮手，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总体原则下，不断调适自己的方位，从团十三大的“服务经济、服务社会、服务青年”，到团十六大的“组织青年、引导青年、服务青年、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党的青年工作内容在不断拓展，工作方式在不断转变，工作思路在不断创新。具体来说，共青团一方面积极创新有青少年特点的独立工作，比如希望工程、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青年文明号等，另一方面也积极融入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工作之中。比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共青团中央先后全程参与 《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立法过程。21世纪之初，共青团广东省委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承担多项青少年发展具体事务。2004年共青团安徽省委与卫生、财政等有关部门共同承接省政府的农村改厕工作。2011年中央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给各部委的任务分工，一共十几项，其中有两项任务由团中央牵头。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信任青年、热情关心青年、严格要求青年、积极引导青年，为广大青年成长成才、创新创造、建功立业做好服务保障工作”[19]。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党员干部带头示范、群团履职尽责的工作格局”。这就是说，党的青年工作需要全党、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当然，共青团更是义不容辞，其重要作用在于协调、沟通和整合。以推动《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为例，该规划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具体业务涉及35家中央部委，共青团的身份是统筹者、推进者、协调者，力争能够形成党委领导，政府、群团、社会协同，齐抓共管青年事务的重要制度保障。

五、中国共产党通过多领域的青年工作培养了大批青年干部，推动成千上万优秀青年脱颖而出，保证了党和国家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

任何事业的开创和工作的推动，总需要一批先进分子率先行动，走在前列。这些先进分子不能是一盘散沙，而应是先进政治集团的骨干和中坚力量。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指出:“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20]。革命年代，团干部是党的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团创始人中的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谭平山等，本来就是当地党的早期组织的负责人;地方团组织创建者俞秀松、施存统、张太雷、高君宇以及旅欧的赵世炎、周恩来等都是各地党组织的成员。在大革命及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党干部队伍的来源最初主要是知识分子群体、工人群体，后来大多从军队和农村提拔党的干部，这其中包括录用青年团系统中优秀的知识分子、工人、军人和农民。大革命中共青团的负责人张太雷、任弼时、恽代英、林育南、贺昌等后来成为党的重要干部。在土地革命时期从事共青团工作的关向应、顾作霖、陆定一、张爱萍、凯丰、冯文彬、胡耀邦等，日后都成为党政军各方面的重要负责人。在解放战争中试建青年团，目的“主要是学习，但也不限止于学习，要在各种运动中起作用，训练团员的目的即是将来当干部”[21]。这里的“当干部”，指的不是当官做老爷，而是要在党的各项事业中发挥骨干作用。正是在党的政策的引领号召和党的干部的积极动员下，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不同的历史场景:成千上万的热心青年投身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潮流，“打土豪，分田地”后的大批苏区青年踊跃加入工农红军，大批不愿做亡国奴的爱国青年投奔延安，翻身后的解放区青年为建立新中国浴血奋战，义无反顾。黄爱、庞人痊、顾正红、大渡河十八勇士、狼牙山五壮士、张思德、于子三、刘胡兰、董存瑞等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成千上万合格的建设者。中国共产党通过青年团和解放军这两个组织，录用了大量的国家管理和经济建设人才。刘少奇在党的八大上指出:“由于青年团在过去几年的有成效的努力，在我国生气勃勃的青年职工、青年农民、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和其他青年知识分子中，正源源不绝地生长着社会主义事业的突击力量，并且向党输送着大批的新党员”[22]。从1949年到1957年，共200多万名优秀团员加入党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培养和教育下，抗美援朝战争中涌现出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杨根思等英雄烈士，他们是“最可爱的人”的优秀代表。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涌现出来的青年英模有郝建秀、赵梦桃、李瑞环、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还有无数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分子。“雷锋”这个名字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也是一个时代的符号，代表着社会主义社会所崇尚的新道德、新风尚。在雷锋精神影响下，各行业各领域涌现出欧阳海、龙梅、玉荣、麦贤德、王杰、刘英俊等一大批雷锋式英雄模范人物。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青年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1978年到1982年四年间，加入党组织的共青团员有270万人。为了更好地推荐优秀团员做党的发展对象，1982年团的十一大将这项任务写入团章。1986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批转了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关于认真做好推荐优秀团员做党的发展对象工作的报告》。1992年7月22日，中组部和团中央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推荐优秀团员做党的发展对象工作的意见》，使共青团推荐优秀团员做党的发展对象的工作不断制度化、规范化。从1982年到2008年，通过“推优”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团员将近2000万。同时，中国共青团通过选树青年先进人物激励广大青少年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洪流之中。从张海迪、张华、“一山两湖”英雄集体，到五四奖章获得者、“十大杰出青年”，他们在社会各领域都产生广泛的影响和示范效应。2007年5月4日，团中央组织226名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时期的青年英模代表汇聚北京，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国青年群英会”，其中有20世纪50年代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发起人杨华、80年代优秀共青团员张海迪、航天英雄杨利伟、第十一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标兵胡铃心等，分别代表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时期的青年英模，中国青年群英会全体代表发出《致全国青年倡议书》，在社会上尤其是青少年群体中形成了新一波敬英模、学英模的热潮。

进入新时代，从“最美”系列人物到“筑梦计划”梦想导师，中国共青团围绕党政大局，紧扣时代脉搏和青年特点，不断创新偶像示范引领的方式方法。传统的英模依然具有永久的魅力，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做出明确指示，对在抗疫一线表现突出的入党积极分子，可火线发展入党。一段时间以来，不管是在病毒突袭的湖北武汉，还是在严防输入的黑龙江、吉林边防口岸，乃至全国各地医院、社区、农村、企业等，党组织坚持标准、严格考察，及时将疫情防控、患者救治、物资保供、志愿服务等奋战在抗疫一线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截至2020年6月，全国共在抗疫一线发展党员2.5万多名，其中多数是青年。这些主动向党组织靠拢的青年人，切身感受到党中央防控新冠疫情的科学决策和高效处置，亲眼所见身边共产党员冲锋在前，公而忘私，进而深化了对党组织的了解和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