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已不再属于康德的思想世界。之所以如此，不仅仅是因为他对冲突有着不同的看法。通过研习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黑格尔认识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必定会产生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样一来，自由国家或共和国家面对的不仅有来自外部战争的威胁，还有内部的阶级斗争所带来的危险。同时，黑格尔（除谢林外）还是现代自然法学说最重要的批评者之一。现代自然法首先是在个人主义—机械主义假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法律和政治秩序的形式是从个人的自然权利中衍生出来的，因此，这种秩序必须与个人的需要和权利保持一致。故而，与个人目的割裂的、独立的“国家目的”是不可想象的。这甚至也适用于可以称之为绝对主义辩护词的托马斯·霍布斯的论证。在他看来，保护公民的自我保存利益是利维坦的任务，也是其社会理论的最终出发点。
把政治整体作为单个个人的加总或表现，本属于机械论的或静力学的思想，但后来却被浪漫派拿来作为辩护的工具。那时，有机体的比喻越来越受欢迎，以致最终被运用于政治领域或整个社会领域。在19世纪的前几十年，“政治体”这一概念迅速传播开来。这些“有机体”的属性主要有总体性、自主性以及充满活力的运动性。这些属性与有机体概念从而与战争现象的结合，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动力学。这种动力学在黑格尔那里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并很快与自由主义的和平论分道扬镳。
至少如黑格尔耶拿时期的《笔记》所表明的，他对德国在面临拿破仑的攻击政策时表现出来的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被动和不统一而感到丢脸。在《笔记》中，黑格尔抱怨道，德意志国家已然不存。德国人在任何时候都是“欧洲的贵格派民族。把他们的一切都拿走，他们也不会吭一声，要是拿走了他们的外套，他们处于不让任何人生气的好心，就会献上自己的短襟。要是某个正与之作战的国家在他们的左脸上抽了一个耳光，他们就会奉上右脸，非要再挨上一个不可”。德国人被吓得不敢组建一支强有力的武装力量，去抵抗拿破仑的扩张主义。在黑格尔看来，这总归是让德国人不配称为真正的民族的耻辱。这些在他生前没有发表的私人笔记实际上只是一些临时的想法，并没有在其已出版的系统著作里反映出来。不过，和托克维尔不同，黑格尔已出版的著作和未发表的材料不存在断裂。而在托克维尔著作的阐释方面则长期存在这种情形，因为从他的“主要”著作中，阐释者很难辨认出他关于阿尔及利亚的思想的只言片语。
这一点在黑格尔于1800-1802年写就的所谓“宪制论”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在《德国宪制》中，黑格尔毫不掩饰地指出，一个国家只有在战争中才能证明它的活力，因为只有在那种极端条件下，“全体与整体相结合的力量”，以及我们要求公民必须具有的准备牺牲自己的强烈意愿才能得到显现。黑格尔认为，社会各部分对于国家整体的关系应当表现为“对于最高国家权力的普遍的、自由的服从”。但德国所缺少的，前期是各个部分与一个人的、普遍的整体的有机结合，因此，在这里不存在真正的国家，对于拿破仑的政府政策才会普遍采取惊人的中立态度。国家是什么？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其根本的构成要素是什么，“偶然”的构成要素又是什么？黑格尔对他自己提出来的这些问题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国家不是通过共同的习惯或共同的宗教来界定的；即使一个国家对其公民实行全面的控制，它也算不上一个真正的国家，因为国家不应只被视为庞大的机器。国家存在的条件是，公民发自内心地认识到与其国家保持一致的必要性，尤为关键的是他们准备共同捍卫其财产的完整性：“一群人要组建一个国家，他们就必须组织一支共同的防卫力量，构建一个共同的国家权力”。
黑格尔关注国家和民族运用暴力的意愿和可能性是有充足的理由的。对他来说，永久和平完全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他追随霍布斯，也假定国家质检必然总是存在利益冲撞。他也是在这一背景下理解国际法的。如果单个国家的国家至上原则不能违反法律，那么这种国际法在黑格尔看来，也就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法律的权威只有强权才能维护。由于不存在世界国家，而且世界国家也不值得向往，因此，这种法律是无效的，也即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就此而言，启蒙时代提出的那些基于国际法的和平构想，包括康德的世界主义，都应在世人断然鄙视的目光下被抛弃掉。“如果法权和道德的博爱的朋友们都具有利益，那他们就会意识到，各种利益从而各种法权本身就会陷入冲突，因而把国家的利益或者——用道德上比较遭人厌恶的词儿来表达——国家的功利与法权对立起来是愚蠢的”。正是这种法权依赖于强权的观点让黑格尔号召对暴力——当时有利于德国统一的暴力——予以正当化。对他来说，这种暴力表现为一个强权政治问题，而非法学或道德哲学问题。因此，黑格尔才会满怀希望地呼唤这样一位“征服者”：他将用暴力让所有德国人联合为一体，强迫他们“把自己视为德国统属的人”。黑格尔预设存在着一个德意志民族，即一个德意志人的民族。这个民族可能会为了自己的存在，被迫清除自己历史的“疯狂”：“因为疯狂无非是个人与其所属的族类完全分离，尽管德意志民族对其特殊性的顽固坚持未能达到像犹太人那样疯狂的地步——后者是一个无法与他人步调一致从而互相交往和结成共同体的民族，尽管德意志民族不可能达到杀人而被杀以致国家都毁灭这种罪大恶极的分离境地，但是特殊性、特权和特惠毕竟是一些紧紧附随于个人的东西，以致必然性的概念以及对它的动检太过于软弱无力，不能对行动本身起作用。这样一来，概念与动检便总是与对自身的怀疑相伴随，以致概念必须凭借暴力才能证明自己的正当性，然后人类才会顺从于它”。
黑格尔在其于1802-1803年写就的关于自然法的论文《论自然法的科学探讨方式，其在实践哲学中的地位及其与实证法学的关系》中进一步强调了这一观点，并在此文中重新阐释了当时常见的现代自然法观点。他批评了企图以启蒙观念建构自然法的流行做法，因为这些做法的出发点是一种你拟制的自然状态。黑格尔认为，单是这种建构就已经走上了歧路，因为像霍布斯的思想实验中的那种孤立个人的设定，会自动导向一种承认偶然“多样性”的原始命题，而根据这一命题，原子化个人的所有偶然性之间的统一性几乎是无法想象的。“现在就这种区分而言，经验主义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有关的标准，无法在偶然之物和必然之物之间划出一条界线，从而也就分辨不出在混乱的自然状态或在抽象的人中必须保留哪些东西，又必须丢弃哪些东西”。
黑格尔认为，对哲学研究来说，这样的出发点是错误的。一个例证是，这种“经验主义”对自由的理解太过于简化。在这种理论中，个体总是紧紧被理解为单一性。但在其鼓励状态中，个体又必然是一个被外物决定并依赖于外物的东西。然而，这意味着真正的自由只能被理解为一种扬弃、一种“对单一性的否定”，而这又直接导向了整体是包罗万象的这样一个假定。黑格尔在提出把民族作为“绝对的伦理的总体”时，利用了有机体的比喻。这种比喻由于与战争现象有着独特的联系，一般都会被具有尚武倾向的论证框架拿来利用。紧接着，黑格尔明确指出，只能在跟其他的总体即其他的民族划清界限的情况下，这些民族的伦理的总体才能维护自身。这样一来，战争就被赋予了一种尊严和功能，而由于这种尊严和功能，我们到此为止一直在讨论的启蒙思想便被断然弃置一旁了。因为这里的问题不再是，先承认人类早期战争的效用，然后举出一些与之相对立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力量，拿它们充作战争即将消失的理由。恰恰相反，这里的论证逻辑是：如果战争承担了确立同一性的功能，那么它就不仅是国家间体系的真正的、经常的构成要素，而且也可以为了同一性而发动——黑格尔提出此论，显然是为了德国的统一事业——在这种情况下，手段和目的就能格外快速地结合在一起了。战争只是为达到确立和维持伦理总体性的目的的手段吗？还是说战争由于本身就体现了特定的民族活力，甚至也可以被理解为目的本身？对于第二个问题，黑格尔不会给出肯定的答案。这是后几代的学者才会做的事。但很难否认，黑格尔为第二个问题的肯定答案铺平了道路。
在影响力比上述理论广泛得多的法哲学中，黑格尔也没有改变这种立场。《法哲学原理》首版于1821年。彼时，拿破仑时代的激情已然消褪多年。在这部著作论“国际法”的一张里，黑格尔再次明确指出，康德的永久和平理想是不可行的，因为国家之间的自然状态是不可能消除的。在多国关系或两国关系的层面上，根本不存在足以推行法律的政权，最好的情况也就是各国都承认法律应该推行而已。这样一来，和平总是处于一种岌岌可危的状态。因此，国家之间的争端只能通过战争来解决。由此导致的结果使，政治的首要目的是维持国家自身的存在，即它的“实体性的福利”。不过，这意味着——特别是鉴于国家也体现着伦理总体——“国家福利具有与个人福利截然不同的正当性。伦理的实体，即国家，直接在具体而不是抽象的实体中获得它的定在，即它的权利。它的行为举止的原则只能是这种具体的实存，而不是许多被视为道德戒律的普遍思想中的任何一种思想”。黑格尔认为，道德因而不能同政治混为一谈。作为伦理的实体，国家的活动领域超出了个体偶然的道德要求。
黑格尔关于国际法的这些评论，是在他阐述国家“对外主权”基本特征时得出的结论。在这一章中，黑格尔再一次申明，他认为国家相互间的关系问题与他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出来的承认问题有类似的地方。国家被理解为个体，它只有同其他个体及其他国家划清界限，才能获得对自身的认同。在《精神现象学》中，主奴之间的承认问题被描述为生死斗争问题，处于自然状态之中的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同样被理解为生死斗争关系。然而，现象学和法哲学解决承认问题的方式肯定是差别很大的。当然，主奴之间的承认斗争绝对不会因斗争中的一方或两方的死亡而告终，因为这样一来，承认问题也就不复存在了。黑格尔在论述国际关系时也采用了类似的方式：由于其他国家必定也会继续存在下去，所以从这个视角来看，世界国家从而其他所有国家的“死亡”便成了不可能的事。正如黑格尔在第338节所阐述的，“即使在战争中，在这种无法无天的状态中，各国”也彼此承认对方为国家，以致各国之间形成了一种“纽带”。“在这种纽带所建立的联系中，他们彼此都认同对方为自在自为的东西，因此，在战争中，就连战争也被规定为一种应当消失的东西”。但在现象学中，情况却与此大不相同，承认问题的出路或解决办法是强调劳动，在劳动中，奴仆也能够作为人来实现自身。这种解决办法在国家层面就行不通了，因此黑格尔不得不认为，国家相互间的战争是永无休止的。战争总是围绕着认同问题，并且显然也找不到最终的解决之道，因为这种脆弱的认同只是在战争中才能得到更新和巩固。
实际上，对黑格尔来说，相对于别国的独立性和与其划清界限是“一个民族最基本的自由和最高的荣誉”。正是这种与外部划清界限的行为，构成了其“独有的环节”。正是与其他以国家形式存在的个体的纠葛，使国家的实体“获得了定在和意识，成为对抗一切单一性和特殊性的，对抗生命、财产及其权利的……绝对权力”。在战争的伦理环节，为维护国家独立而牺牲个人的必然性展露无遗。战争环节既不是“绝对的罪恶”，也不是“纯粹外在的偶然性”，相反，它本身就显示了国家的有机实体：“在战争中也就是在一种偶然的对外关系中所存有并显现出来的理想性，以及国家内部的各种权力拒以构成整体的各个有机环节的那种理想性，是同一个东西。这同一个理想性在历史现象中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形态，其中一种形态是，取得胜利的战争既制止了内部的骚乱，又巩固了内部的政权”。正是在战争中，公民才被要求勇敢无畏。准确地说，这并不是个人的英勇，而是保卫国家主权的那种英勇。在此，公民必须将自己视为一个较大整体的一员。为了说明这一观点，黑格尔甚至自创了一套精妙的说辞。他声称，作战的机械化，即“枪炮”的发明，体现和证明了对个人英勇的超越。“现代世界的原则，即思想和普遍物，已经把更高级的形态赋予了英勇，以致其表现方式看起来更加机械化了。英勇不是表现为某个特殊的人的活动，而只是表现为某一个整体的一员的活动。同样，它不是针对单个的人，而只是针对一个敌对的整体，这样一来，人身的勇敢似乎成了无人身的勇敢。现代世界的原则因此就发明了枪炮。这种武器的发明并非偶然，它把英勇的纯粹人身的形态转化成了较为抽象的形态”。
玛西莫·莫里在阐释此处提到的黑格尔论述战争的著作时说，黑格尔把康德著作里对幸福的贬低继续深化了，而贬抑幸福论所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对战争的全面重新评价。因此，战争的崇高性观念看起来比以往要更加突出，尽管我们必须承认，启蒙时期关于永久和平的争论就曾多次引发一些鼓吹战争的反应。不过，黑格尔的思想框架毕竟颠覆了孟德斯鸠的论断，即贸易具有文明开化和促进和平的功效。但这里，并不是贸易削弱了战争的激情，反而只有战争才能克制各民族的市侩习气，因此，和平的未来也不再是有望实现的前景了。必须重申的是，黑格尔的这种通过总体的否定来达到承认的理论框架，几乎必然要导向以冒险的暴力行动达到复兴这样一种思想，因为国家可能会通过有意识地危害其尚未受到威胁的自身实存来寻求其真实性。作为对一切安全的彻底否定，战争对于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而言，似乎甚至成了位“重新发现”自身而必须要做的事。就这一点来说，与启蒙运动截然不同的是，现在没有了战争与文明的对立，相反，战争甚至可能表现了文明的固有本质。这里还潜藏着当下承认理论的哲学复兴要面对的一个挑战。
要是我们把黑格尔的尚武主义解释为对德国人或普鲁士人典型的盲目服从性格的意识形态辩护，那我们就一定是错怪他了。因为这种尚武主义被嵌入了这样一个论证框架，即，这个框架强调的一是战争超越日常生活的性质，二是由于这种超越而可能产生的各种新的经验维度。正如我们即将证明的，这种思想不只触动了19世纪的德国知识分子。当然，黑格尔对战争的评论也包含了意识形态上的拔高。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法国思想史也充满了用神秘化的方式为暴力辩护的做法。其中就包括约瑟夫·德·迈斯特站在极端反动的、反自由主义的立场对法国大革命所做的批判——有人将其解释为法西斯主义的原型。此外，乔治·索雷尔思考过工团主义暴力斗争对工人解放有何影响；弗朗茨·法农也讲述过殖民地人民如何利用暴力把自己从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并得到了让·保罗·萨特的盛赞。在美国这个堪为典范的民主国家，一种与黑格尔的思想有密切关系的思想框架也产生了巨大影响。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是那种在现实生活中被使用、在神话中也一再被召唤的“前线”发生的战争暴力。这个“前线”就是指与尚未开化的自然界和“野蛮的”印第安人的边界，它始终与这个民主共同体的建立和巩固相伴相成。论述暴力激发活力的经验也可以不谈前线问题，而这种论述就见之于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的著作中——当然，这其间也是充满了惊人的转折。萨姆纳的著作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不仅对美国公众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在社会学这一新兴学科内也具有重要地位。而之所以说萨姆纳的转折令人诧异，是因为尽管他在美国努力推广普及赫伯特·斯宾塞的思想，但他在和平政策上却得出了一些与斯宾塞截然不同的结论。
萨姆纳的文章《论战争》成稿于1903年，此时，距离这里正在探讨的黑格尔著作的发表恰好将近一百年。这篇文章之所以有趣，主要是因为他吸纳了斯宾塞和黑格尔的某些主要看法，然后把它们融入了一种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假设为支撑的观点之中。萨姆纳从19世纪70年代早期起就获得了耶鲁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席，但在此之前，他一度担任过传教士，所以他感到很有必要去影响学术之外的广大社会。他大概可以说是美国第一批社会学家中的一员；显然，他也是这样看待自己的。不过，这些都发生在芝加哥大学对这门学科进行实际的专业化之前。
和斯宾塞一样，萨姆纳也尝试着建立社会学和生物学之间的联系。在发表于1881年的一篇题为《社会学》的文章中，他为了解释这种联系，指出这两个学科在某种意义上都把跟自然作战作为一切理论化的基础。“我们都已经知道，在生物学中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地球上的生物只有与自然作战，并与别的物类竞争，才能维持自身的存在。在后一种事实中，生物学和社会学发生了联系。社会学是一门研究一系列由生存斗争引发的现象的科学，而生物学则是另一门这样的科学。影响因素是一样的，只是作用于不同条件下的不同领域而已”。在萨姆纳看来，人口数量和土地面积及其肥沃程度的比率是决定人类生活的关键因素，也是社会学理论的基础。因为人为了确保自己的存续与自然作战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体据以构建的自然基础。社会体的构建严格说来是一个冲突的过程，它首先是为了确保自己相对于他人的对土地的支配权。因此，这种构建是人们为获得资源而互相斗争的结果，是“生存竞争”的结果。萨姆纳认为，既然这种冲突无可避免，那么“适者生存”的基本原则就是所有人生存的基本条件。这是人类行为必须遵守的永恒原则。“人既不能创造也不能废除适者生存的法则。我们只能通过阻碍这一法则的实施，才能使不具备适应能力的人生存下来”。由此，萨姆纳推导出来其自由放任的激进信条。按照这一信条，一切国家干预，力图试图消除贫困的国家干预，都应遭到拒绝，因为它违背了自然法则。
正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萨姆纳才写出了《论战争》这篇文章，此文虽然在其身后才发表，但在1903年就已经写就草稿。在这篇文章里，他把战争定义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有组织的冲突。因此，它也被视为人类发展到较晚近阶段的一个产物。作为较晚历史阶段的“生存竞争”的一个结果，战争只是较为发达的社会之间爆发的斗争。正如我们看到的，萨姆纳认为，早在较大的人类群体形成之前，在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中，为了总能确保自己占有尽量多的资源，排斥其他的个体已经成了人的行为准则。而与其他人之所以能实现合作，从而群体之所以能够形成，只是因为人们有理由期望，大家共同奋斗比个体单打独斗获得的收益更多。这一点乍看之下似乎纯属功力主义的理论建构，但实际上要更为复杂。因为萨姆纳假设，人们的动机是极不一样的，并不是所有人都只追逐狭隘的、对自己有用的利益！在他看来，人的行为主要由四种动机引导，它们分别是饥饿、爱、渴望名望和宗教需要。这些动机一方面驱使着单个的人互相争斗，另一方面也形构了群体之间的斗争。据此，萨姆纳提出了他著名的“内群体”和“外群体”区别理论。按照这一理论，群体和社会只有与外部划清界限才能使自身保持稳定——这显然带有黑格尔理论的特点。萨姆纳认为，群体之间的冲突塑造了高度的团结感和归属感，而冲突以及对其他群体的疏远和抵抗则引发了甚至加速了集体认同的过程。“任何别的群体对我们而言都是‘他者群体’或‘外群体’”。进一步来说，“我们现在明白为什么说内部的和平与合作意识是对外部敌意的补充了。这是因为，任何一个群体为了变得强壮得足以抵御外敌，它就必须在内部保持几率严明、和谐和和平的状态。换言之，内部的不和谐可能会使一个群体在与别的群体的斗争中落败……因此，说和平造就了战争，战争造就了和平是丝毫也不悖谬的”。对萨姆纳来说，“种族中心论”可以说是一切群体构建从而也是人类历史的必然基础。种族中心论提供了一种情感上的联系，这种联系制约了内部潜在的冲突和利益分歧，使各个社会在这种永恒的“生存竞争”中实现了必要的内部统一。
在这样的背景下，萨姆纳继承了斯宾塞关于军事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区分。当然，他不想像斯宾塞一样宣称历史发展过程会走向和平的社会。而且，他还认为这种过于明确的区分是于事实不合的。就这一点而言，历史证明正确的是他，而不是那些怀抱过于乐观的和平期望的自由主义者。对萨姆纳来说，即使在当下，人们也总是展现出使用暴力的意愿。他认为，这是由人们的四种基本动机决定的，而这些动机对于分析战争的起因也是极为重要的。因之，他强调了人类行为的非理性因素，特别是引发冲突和战争的感情因素。在萨姆纳看来，如果承认了这些，那我们实际上就不会再希望还有什么和平的未来了。因为“人们显然喜爱战争。”对萨姆纳来说，1898年美西战争的境况表明，像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经常做的那样寄望于人类理性是毫无意义的。他认为，人可能会超然于目前和手段的计较之外，只是单纯地向往暴力。“如果在一个月之内，美国竟有数十万、上百万的人不是因为感到西班牙做了对不起他们国家的事，也不是出于人类本性中的其他强烈的情感，就自愿投入到与西班牙的战争中，如果他们的生活绝非单调，也不乏味，而且生活又提供了各种致富和发达的机会；那么我们的民族必定对冒险和战争有着纯粹的热爱……在这个世界上最纯粹的工商业的国家，竟然出现了这样一种情感，这可真是一个奇妙的现象。与此同时，现代文明世界的社会哲学却充满了人道主义和松松垮垮的感伤主义……在这种哲学的引导下，有知识的公众都认为世界正在沿着他们称之为‘进步’的轨道前进，最终将是和平和兄弟般的博爱。恐怕没有什么比这更荒谬的了”。据此，萨姆纳预计20世纪不但不会实现和平，反而——他用先知般的口吻说——“会让鲜血在革命和战争中喷涌不息。”
关于萨姆纳的立场，有趣的地方在于，由于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立场，他并非一味地对战争给予正面的评价。他从未把战争意愿即战争理念本身视为目标，也从未因这种意愿和理念可以释放而将其当做激发活力的因素——就像一些学者基于黑格尔的著作所描述的那样。因为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信条在某种意义上也受到很多别的考虑的限制。萨姆纳曾说过，战争的一个常常被人们观察到的效果是“溶解”社会关系，因之，过去的战争确实推动了文明的前进。与此相应，他注意到拿破仑战争了起了“现代化的作用”。“德国人都在说拿破仑在德国的所作所为有多么地残忍无情。他们所说的都是事实。但要论谁为德国做出的贡献最大，恐怕无人能出其右。他摧毁了中世纪的残余，将这个民族的力量从传统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我们看不出还有哪个人做过这样的事”。不能排除的是，未来的战争可能也会发挥类似这样的正面效果。但萨姆纳只是对社会行动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这一点感触颇深，而不是真的提倡以战争手段来达成某些目的。由于“生存竞争”，战争总是一再地爆发，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必须被视为自然的。但根据萨姆纳那种与其自由放任信条相一致的立场，战争不应被设定为手段，因为这本身就高度了人类掌控事态发展的能力。“要是哪位政治家提议把战争作为工具，他就必须承认自己的无能；要是哪个政客在党派斗争中拿战争作筹码，他就是一个罪犯”。
正是那些解释了在萨姆纳的撰述中出现的反帝国主义观点的“古怪”。当他批判“国家至上原则”的草率和门罗主义是对美国对外扩张政策的辩护的时候，以及当他提到在相对来说与世界政治相隔离的美国极有可能会实现和平，但又号召美国社会包容印第安人和“黑鬼”的时候，这些看法并不一定违反了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世界观。恰恰相反，萨姆纳的所有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张都表明，他是一位忠实的反帝国主义者。
早在19世纪90年代，萨姆纳就已加入了与美帝国主义的论战，在《领土扩张的谬误》一文中，萨姆纳激烈抨击了国家的强盛实际上与其领土面积有关这种看法。他因此认为，对美国来说，汲汲于不断扩张领土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最好把帝国主义的冒险任务转交给别人，特别是英国人；美国则由于其反帝国主义的建国史而于此不太适合。在萨姆纳看来，如果领土扩张超过了某个限度，那就会带来越来越多的劣势，其中包括税收增多，限制个人自由的国家机器越来越多，等等。但这一点真正引起轰动，却是在萨姆纳于1898年发表了《西班牙征服美国》之后。这个嘲讽意味十足的标题预示着，这篇文章涉及的是19世纪默契美国和西班牙之间的冲突及其史前史，而且会使一篇反帝国主义的论战文章。萨姆纳承认，美国人占领了西班牙的领土，但他认为，从文化上看，“实际上”发生的是相反的情况。由于帝国主义，美国人也吸纳了从15世纪起就一直带有西班牙殖民政权特性的文化特质。美国将会变得和西班牙一样。它早晚会让自己适应那种既专制又冷漠的政权，而这个政权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一直垂死挣扎的原因则是殖民扩张。就这一点来说，正是这种扩张一直阻碍着西班牙的统治者进行内部变革。
萨姆纳认为，美国能在相对与世界大事隔绝的环境中发展起来，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民主的特性，是它莫大的幸运。“荣耀的蠢虫”，即那种为了国家领土的可疑扩张而采取对外冒险行动的帝国主义欲望，现在正威胁着这些民主方面的成就。因为帝国主义总是与军国主义形影不离——在这里，萨姆纳又援引了斯宾塞在尚武社会和工商业社会之间所做的区分。军国主义只会助长财阀统治从而反民主的趋势，而这种趋势同美国的政治文化根本是背道而驰的。而且，军国主义还让人们注意不到必要的内部改革。在这一点上，他又提到了种族主义和黑种人的无法融入，特别是南部各州的问题。
当然，萨姆纳把社会达尔文和严格意义上的反帝国主义论点熔于一炉的做法在美国并未广泛传播开来。不过，鉴于美国的文化和历史背景，特别是美国人把自己视为一个极其反帝国主义的共同体的公民这一背景，在知识分子和社会科学家中出现这样的一种立场，原本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来临，所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思想都受到巨大挑战时，这种思想路径变成了社会学这一尚年轻的学科在理论上的“保留剧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