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本刊记者 梁辰
“或许是目前中国经济学家中最孤独的一个。”财经评论家水皮这样界定林毅夫并非因为他显赫的成就：出生在台湾地区，横渡海峡到大陆，北大毕业后留学美国芝加哥，第一个回国创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前身是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林毅夫自成一派。
有人给林毅夫贴上“政府派”标签。他不生气，也不去理会别人的评价，“我知道我是按我对问题的分析和研究而提出看法的独立学者”，他的立场从未变过。林毅夫喜欢谈问题，该批判时批判，但不会为批判而批判。他推崇独立研究和思想解放，不预设立场，只就事论事。
林毅夫自觉“处在一个严峻经济的时代，不能辜负这个时代”。作为经济学家，他提倡透过现象了解本质。他的逻辑很简单，“新的理论总是来自于新的经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高速增长，“是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现象。”这足以支撑一套完整而崭新的理论体系，以中国的视角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林毅夫还有更大的目标：推动中国成为新的世界经济理论研究中心，“世界经济的主要中心转移到中国，不可避免，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转移到中国，也不可避免，我们自己要有信心”，他乐观估计这个时间点是2030年。
清明前一天采访林毅夫。温润的空气湿漉漉，林毅夫办公室门前的二乔玉兰正值花期。偶尔风吹花落，勾起无限思绪。
林毅夫坐在沙发上，谈起新结构经济学，滔滔不绝。他的同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薛兆丰说，“他（林毅夫）就是有一点，百折不挠，看准了一个方向，一门心思”，“在我和他有限的接触里面，他只讲经济学，（其他）什么都不讲的，你们试试和他讲点别的看看。”林毅夫本身就是一个传奇，“是大时代就会创造出的很厉害的人物”，一位同行总结。
“或许是目前中国经济学家中最孤独的一个。”财经评论家水皮这样界定林毅夫并非因为他显赫的成就：出生在台湾地区，横渡海峡到大陆，北大毕业后留学美国芝加哥，第一个回国创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前身是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林毅夫自成一派。
北大镜春园之北、万泉河之南，林毅夫带着一帮年轻的经济学家从1994年扎根于此，研究中国经济和中国经验。他以朗润园为家，大部分时间都在此度过。在这一方小天地里，林毅夫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经验，成功提出一套崭新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新结构经济学。这套新理论将为全球发展中国家寻求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提供理论支撑。
时至今日，朗润园早已成为与中国经济改革联系最紧密的地方之一。
一次对话
3月24日晚间，比尔·盖茨在北京大学发表了以“中国的未来：创新慈善与全球领导力”主题演讲。林毅夫主场主持了和他的对话。此前，林毅夫已经连续上了5小时的课，第二天还将飞博鳌参加博鳌亚洲论坛，第三天飞阿布贾。他的行程一向如此紧凑。
比尔·盖茨说，全世界的目光都在关注中国，“中国不仅在解决国内问题方面努力取得新突破，也在利用其对抗贫困和疾病方面的经验帮助其他国家应对类似挑战。”林毅夫在创办国发院之初就考虑到，中国迎来了难得的发展黄金期，就像一个亟待开发的富矿，然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看不懂中国经济，更没有办法总结很多规律性的问题形成中国经验，而很多中国学者又只是照搬西方的东西，没有自己的深入研究。
中国经济问题有中国特色，也受世界格局影响。大家都非常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势，“我们对2017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是6.5%左右，给自己留点余地”，林毅夫说。从2010年至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变缓，这种现象是改革开放以后从未有过的，尤其是2016年增长率6.7%创下了1990年以来的历史新低，“中国经济在2017年是不是真正地达到L型的底部，会不会再下滑？”
2008年6月，林毅夫履新世界银行，当年9月分爆发了经济危机。刚开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门讨论过“这场危机到底会怎么演变”，当时大家的判断是相对乐观的，“（觉得）持续的时间通常是三季度。”历史上来看，201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所以世界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足以应对这次冲击。林毅夫是少数派，“（我在）当时判断认为是长期危机”，“现在看来是正确的。”
根据世界银行预测，美国2017年经济增长速度可能达到2.2％，2018年达到2.1%，2019年达到1.9%，“但是我们知道发达国家包括美国，过去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是3%到3.5%”，“正常增长的速度都没达到，所以并没有复苏。”欧元区也是这样的情况，“发达国家发生的情形一定会影响发展中国家。”
林毅夫提出，发达国家应该听听中国经济学家怎么说，“当一个国家爆发危机，一定有内部的结构性问题”，这一点中国经济学家看到了，结构性改革成为热门话题。林毅夫提供的思路是，“用基础设施投资创造需求，创造就业。”他的逻辑是，基础设施投资是增长，提高经济增长潜力，恢复正常增长时，财政税收就会增加，这时反过来可以偿还基础设施投资造成的空白。林毅夫曾经做过一项研究：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每投资一块钱，就能增加7毛钱的进口，其中3.5毛钱来自于发达国家。从2009年年初开始，林毅夫就倡导全球基础设施建设，以应对这场自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金融经济危机。可惜当时响应的人极少。
不过从近两年开始，意识到基础设施投资重要性的人越来越多。G20峰会也将其作为一个里程碑议题，“不仅是奥巴马赞成这个观点，现在特朗普也赞成这个观点。特朗普上台以后他现在讲在美国的基础设施投资是1万亿美元。”林毅夫想，我们可以抓住这个机会来推动中美合作，进行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这种情况下确实要用我们的智慧找一条出路。”
林毅夫志在“用中国的东西提出一套新的理论”。
一个传奇
有人给林毅夫贴上“政府派”标签。他不生气，也不去理会别人的评价，“我知道我是按我对问题的分析和研究而提出看法的独立学者”，他的立场从未变过。林毅夫喜欢谈问题，该批判时批判，但不会为批判而批判。他推崇独立研究和思想解放，不预设立场，只就事论事。
林毅夫自觉“处在一个严峻经济的时代，不能辜负这个时代”。作为经济学家，他提倡透过现象了解本质。他的逻辑很简单，“新的理论总是来自于新的经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高速增长，“是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现象。”这足以支撑一套完整而崭新的理论体系，以中国的视角认识世界、改造世界。2011年，林毅夫提出新结构经济学构想，对经济学研究提出了挑战。
同行也在挑战他，包括朗润园里的“自家人”。林毅夫见人就谈比较优势理论，原国发院教授海闻直接站起来说，你说错了。林毅夫总是很淡定，温和地说，温和地听。他希望听到批评反对的声音，不搞一言堂，还专门开过几次研讨会。“这是纯学术讨论，不会因为他是林毅夫老师，所以我们就不说了，他也希望我们说。”姚洋说，“大家也不会争论得脸红脖子粗。”他是林毅夫的学生，国发院第三任院长。
“我觉得台湾的知识分子，像林毅夫，通常是一个君子之交的程度，不会因为一点事去争。”汪丁丁眼中的林毅夫，“没有什么竞争”，“因为比较淡定。”平静如水的外表下，林毅夫的眼神是犀利而坚定的。他充满韧劲，认定的事一定要做到。比如刚开始学电脑，由于不会使用拼音，他就给每个按键贴上标签，苦练打字。
林毅夫很少与人闲聊，他最大的乐趣就是工作。国发院副院长张佳利老说他：你活个什么劲儿，你也老了，不要以为还是当年的（小）年轻。有时在外开会，林毅夫会去游泳健身，从这头游到那头，不停地游。仿佛他所有的决断力、毅力、魄力都凝聚在了那著名的“金门一游”中。
1979年5月16日，27岁的林毅夫横渡金门海峡游到大陆。此时的他正在谋划未来。台湾地区30年间，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文化建设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而彼时的大陆依然落后穷困。“（当时大陆）真的可以学（台湾）很多东西。”国发院教授霍德明2005年从台湾来到大陆，“我来的时候台湾大部分人还不认可我这个行为，现在看大多数都可以接受了。”
林毅夫决定来大陆时改革开放刚开始，蒋介石和毛泽东先后去世又增加了不确定因素，同时中美两国正式建交。时局巨变中，林毅夫舍弃了“小我”，选择了“大我”，“贡献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他（林毅夫）对于中华文化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向往”，“而这个向往很难说是怎么造成的，或许是因为学校里边念书，或许天生基因里边就有。”霍德明说，林毅夫曾表达过台湾整体区域环境对个人发挥的限制，“选择大陆倒是要有勇气的。”霍德明分析林毅夫身上存在某种浪漫主义的想法，“我觉得这很正常，因为每个年轻人都有浪漫。”
1995年春，经济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张帆、易纲、林毅夫、哈佛大学教授帕金斯夫妇、海闻、余明德、张维迎
林毅夫身上，责任和周全多过浪漫。他本在台湾大学主修农业机械，一年后转到了陆军官校——台湾的黄埔军校，读了三年，又到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读了两年MBA。当时这个MBA项目是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资助项目，全台湾最红的一个项目，就像留洋镀金一样。照理说，林毅夫的硬件资历已经很不错了。
1978年，林毅夫被分配到金门284师任马山连连长。就官阶而言，连长上面有营长，营长上面有团长、旅长。林毅夫当时的上司2月1日离任。三个月后，5月16日，林毅夫选择了这个日子。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认为林毅夫被鲨鱼吃掉了。
我特别想知道当时的林毅夫怎么忍心抛下年迈的父母、年幼的儿子和身怀六甲的妻子。
林毅夫微微向沙发后背靠了靠，脸上有些红晕，不知是疲惫还是忧愁。他在犹豫，欲言又止，似乎不想回答我的问题。我不想打破沉默。有时沉默也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共鸣。
我又确实担心林毅夫不愿意回答这样的问题。太多人直白地问他，有没有提前告诉妻子，甚至有人直接说林毅夫在那天下午先打了电话叮嘱老婆要保重。这种桥段放在林毅夫身上，有些不搭。人之常情，他的言谈举止也许向最亲密的妻子透露过心思，但谨慎如他，是不会牵连他人的。
林毅夫微微侧了侧身，把声音压得很低，放慢了语速，如果窗外有动静，我可能听不清他的话。他说，“妻子对我是很有默契的，很多事情是尽在不言之中。”这种默契和谅解，是他最珍惜的。
林毅夫说，他的决定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很难理解了，但对于他们那一代人来讲，就是“家国情怀”。
一套理论
林毅夫的声望在2008年达到顶峰。他接替法国人弗朗索瓦·布吉尼翁（Franois Bourguignon）就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成为世行历史上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
在世界银行工作的四年时间里，林毅夫没有休过一天假。他走访了世行188个成员国中的60个。在大量实际调研的基础上，林毅夫发现了新课题，二战以后，以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为主的西方主流发展经济理论并没能帮助发展中国家成功，全球实现由低收入到高收入跨越式发展的经济体只有台湾地区和韩国，而实现由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经济体也只有13个。
有意思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转型中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华盛顿共识”，推崇“休克疗法”，不但没有获得成功，反而陷入困境。而中国、越南、柬埔寨等几个转型成功的经济体，恰恰没有遵循“华盛顿共识”，而是采用了双轨制改革。因此，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必须结合自身条件，提出适合本国实际情况的理论体系。
2011年，林毅夫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构想。其理论核心是，有效市场以政府有为作保障，有为政府以市场有效为依归。“市场要有效必须有产权保护、各种市场发育、宏观稳定，收入分配影响社会和谐和市场有序运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各种外部性矛盾和市场失灵”，这需要积极有为的政府来解决，“有效的市场需要政府的有为来作保障。”“政府有为的目的是为了使市场有效，政府行为超过保障市场有效的范畴就成了越位，该做的不做或不做好就成了缺位。”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迈克尔·斯宾塞等十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对此理论给予了高度评价，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很感兴趣。国际经济学界认为这是继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后的第三波发展理论思潮。
林毅夫虽然是在美国读的博士学位，但他并不迷信西方经济学理论。他读博时的导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教授通过研究发现，西方自17世纪至20世纪中叶出现过各种经济学思潮，对新问题开出的药方即便不是完全错误，也并没有像它们所宣称的那样获得预期效果。林毅夫吸收美式教学的核心，不停地质疑、提问、讨论。
早在1994年，林毅夫就已经开始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的原型理论。当时，他在与蔡昉、李周所著《中国的奇迹》中提出了经济体制内生发展战略的理论框架，开始了理论创新的第一步；2007年，在英国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上，林毅夫再次提出了一系列可验证的假说，并用数据做了检验，出版了《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一书；2008年，林毅夫把《中国的奇迹》中的分析框架进一步发展成《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理论体系；2012年，卸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前，世界银行出版社出版了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一书。随后，林毅夫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框架，结合其在世界银行的工作经验及访问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所思所见，出版了《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一书。
“时也、运也、命也。”霍德明清楚，“现实很重要，他（林毅夫）能够在那样的现实环境之下脱颖而出，他的努力，他的天性，天生跟其他人不一样。”对于一名学者而言，学术研究不仅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持久的恒心，还要对方向有很强的认知感，大部分学者对此是没有把握的。正因为不确定性才有研究的必要，也正因为不确定性才有研究的风险。换句话说，谁也无法确认花巨大精力做的研究在未来会有回报。
起初是没有人愿意研究中国经济的。1982年，林毅夫奔赴芝加哥大学攻读农业经济学博士，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霍德明说，“谁去研究中国经济？有几个莫名其妙的人，也没有重要（主流）的人，而且要研究中国经济也没资料”，“（就）图书馆地上几张报纸，怎么研究？”更现实的问题是，研究完中国经济又能干什么？
林毅夫做到了。全世界经济学界要谈中国经济，唯一权威而英文流利的，只有林毅夫。他信奉儒家思想，相信凡事有“基本之道”，“我想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都应该鼓励你有追求”，“我能感觉到世界、国家的部分，这是我们追求的最高目标。你要达到这个目标，你就要利用你所处的时代，它的有利条件和现实条件是什么，然后在这个条件之下你怎么选择这个道路，如果这个道路正确，你能做的贡献就大，那可能就有意想不到的想法。”
一场实践
世界银行任期届满后，林毅夫返回北大，继续教学研究工作。林毅夫最牵挂的，还是学生。他每学期都给本科生上课，即使是每年3月左右参加“两会”也从来没有耽误过。
他的助手陈曦一直记得20年前的一件小事。那时的“中国经济专题”安排在最大的教室北大电教上课。林毅夫上课的习惯是课前认真备课，课间不休息，课后还拖堂。本应9点结束的课，因学生要求会讲到10点。教室管理员很有意见，有一次9点半突然给拉闸熄灯了。学生们哗的一声惊呆了。林老师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继续讲课，直到讲完为止。临了还一再对管理员说抱歉。
现在的“中国经济专题”还是在最大的教室上课。里三层外三层都容不下慕名前来听课的学生。我随林毅夫一起去上课。讲台上站着的是我见到最光鲜亮丽的林毅夫。他的那种恬淡，是从心底生出来的。
以教书育人为己任，创建新的机制培育更多人，“侧重教学，侧重研究，侧重对政策研究的直接贡献”，林毅夫创办国发院时就提出了这样的教育标准。有所创新，就要有所牺牲，“林毅夫的苦处只有他自己清楚。”国发院副院长、MBA项目负责人胡大源说。林毅夫对任何人都不诉苦，“确实是有压力”，北大给了政策，他就找钱、找人、找场所，别人不拿他们当回事的时候他也硬上，“（只能说）得道多助。”
2007年6月23日，林毅夫在国发院毕业典礼现场
“好的领导者一定有仁厚之心，”胡大源说，“出现问题的时候，责任他（林毅夫）拦过去，最难的他一定不推卸责任，而且他高度信任（同事），（别人）做得不好更多是宽容。”与林毅夫有过激烈论战的张维迎在1997年出走后，2014年又彻底回归了国发院。
林毅夫平日里总是面带微笑，非常平和，但对于自己的理论观点则坚持到底，有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气神。新结构经济学已经在实践层面得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认可。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已经通过该理论取得了一些成绩，而波兰政府在制定“波兰长期发展规划”时也参照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
林毅夫在世界银行工作时，四年内去了非洲14次。他发现，非洲仍有大约14亿人饿着肚子入睡，还有超过六分之一的人口在贫困中挣扎。如何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成为他在世行思考最多的问题。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执行干事Celestin Monga曾在世界银行与林毅夫共事。他说林毅夫经常会问一些令人尴尬的问题：
这些年在世行都做了什么？为什么我们给一些国家建议，那些国家并没有变得又富又繁荣？
因为那些国家并没有仔细听我们的建议。
可能他们不听你们的，是因为你们的建议不够好。
林毅夫的话引起了Celestin Monga的注意。他开始留心林毅夫在想什么、在做什么。“我很认真地说，很多厉害的经济学家在一起，没有谁能把发展理念解释得比林毅夫好。”
1979年，非洲人均收入为575美元，中国为182美元。30年后，中国改革开放使得经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非洲依然贫困。每次到访，林毅夫“内心都有很大的触动”，不忍看那里的小孩，这让他想起初到大陆时所见的中国农民和中国小孩，“他们一直是在贫困线。”但并不是他们不努力，而是“思路决定出路”。
国发院经济学教授张晓波跟随林毅夫访问过的非洲国家包括乌干达、卢旺达、埃塞俄比亚、加纳、南非、坦桑尼亚，“（非洲）市场太大了。中国制造业转移往哪转？非洲是一个目的地。”那里的土地大部分都荒着，没人种，也没机械设备，中国有经验、有设备、有资金，“帮助（非洲）提高粮食产量，非洲老百姓得福，同时对中国也有好处”，“也把中国经验传播出去，中国的产品也可以打到非洲，长久来讲对中国的制造业有好处，对中国解决产能过剩也有好处。”
林毅夫常跟他们讲，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复兴了战后欧洲，帮助欧洲建基础设施，反过来欧洲又振兴了美国的制造业。林毅夫为非洲开出的经济增长药方是学习中国经验。他认为，非洲政府若能学习中国政府的一站式工业园区服务，并由政府首脑亲自招商引资，将会极大增强中国企业家投资非洲的信心，而非洲庞大的劳动力市场也将为中国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转移提供巨大空间。张晓波说，他们正着手调查至少五百家中资企业，“看看到底做什么，效益怎么样，为什么去，投资环境怎么样，对当地的影响怎么样。”
林毅夫的第一个试点是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是非洲最贫穷的国家，基础设施落后、营商环境差。2011年3月，林毅夫向时任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建议，由于该国生产皮革，可以有针对性地到中国向皮革与制鞋企业招商。后来，梅莱斯借来华参加第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的机会，邀请了一批中国企业家到埃塞俄比亚考察。广东东莞华坚公司成功地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郊区“东方工业园”投资建厂，目前已成为埃塞俄比亚最大的出口企业。
2012年12月4日，林毅夫（右）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介绍他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该校经济学教授罗纳德·麦金农向他赠书。麦金农是世界上首先分析“金融压抑”对经济发展构成严重障碍的经济学家
2013年， 埃塞俄比亚政府又在首都附近的博乐拉明镇设立新工业园区，成为非洲吸引外商投资最热门国家和经济发展明星。世界银行为博乐拉明工业园区的第二、三期发展提供了2.5亿美元贷款。
埃塞俄比亚经济增长的示范效应让林毅夫成为非洲各国元首的座上宾。2013年2月，坦桑尼亚总统贾卡亚·基奎特邀请林毅夫担任顾问，为新建立的工业园区出谋划策；2014年1月，塞内加尔总统麦基·萨勒邀请林毅夫访问，发表新结构经济学的演讲。因为发展经济学理论对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萨勒总统授予林毅夫国家功勋勋位高级骑士团司令勋章；2014年7月，埃塞俄比亚新任总理海尔马里亚姆·德萨莱尼表彰林毅夫对埃塞俄比亚经济发展所作的贡献。
如果非洲国家能够采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抓住中国产业升级的机会，“相信非洲国家可以取得20年经济平均每年8%的增长，他们也有可能在一代人当中摆脱贫困，在两代人当中变成一个中等收入的社会。”林毅夫有这个自信。
2015年9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并主持南南合作圆桌会，宣布设立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由中国商务部主管，委托北京大学主办，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担任院长。南南学院的成立为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找到了用武之地，可以大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中国发展经验。
林毅夫通过多年的考察和研究总结出一条规律，困扰一个国家发展的最大问题不是资金和产业结构，而是发展理念。当年9月第一批入学的新生包括30位攻读公共管理的研究生和10位攻读理论经济学的博士生。他们大多是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初级与中高级官员。可以预想，当这批发展中国家的中高级官员日后成为领导人，对中国扩大在当地的影响将起到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林毅夫离远大目标又近了一步。2015年12月14日，在他的推动下，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在朗润园成立。可以说，南南学院和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是新结构经济学的两翼，一个是教学中心，一个是理论创新中心。
林毅夫还有更大的目标：推动中国成为新的世界经济理论研究中心，“世界经济的主要中心转移到中国，不可避免，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转移到中国，也不可避免，我们自己要有信心”，他乐观估计这个时间点是2030年。
林毅夫佩服两个人：一个是设计、兴建都江堰的李冰，“2300年前的工程，现在还在灌溉我们的田，造福千秋万代”。另一个是王阳明，“因为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在一个社会思想禁闭的状况下，提出一个新的理论体系，扩充了我们儒家的体系，知行合一的理论。”二者合一，也是林毅夫追求和践行的。
他从来不认为自己已经实现了奋斗目标，“为国家的现代化作出贡献，这是一个永恒的追求，只要是一个目标没有实现就不可以讲自己的目标实现。但是还是从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做起，每天都有不少可以做的事情，尽量把可以做的事情做好。应该是永无止境。”
临了，我问他想不想在清明回乡拜祭父母。他变得柔和许多，有离愁有遗憾，眼角的余光慢慢往回收，一个字一个字地说，这是亏欠，他不能因为他们（父母）谅解就忘怀。
38年，他乡音未改。
本刊记者 王燕青
编辑 孙凌宇 [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