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杨津涛
坊间有众多有关鲁迅的谣言。其中最著名的当数“鲁迅拿苏联卢布”之说。
此种说法，早在鲁迅生前，即已甚嚣尘上，以至他不得不多次公开辟谣，声明“我们所做的那些东西，决不沾别国的半个卢布”。
由民国至今，很多人之所以愿意相信鲁迅拿了卢布这种谣言，主要是因为鲁迅确曾在媒体上长期赞誉苏联。
曾断言中国人不会感染“过激主义”
鲁迅对苏联及“十月革命”的关注较晚，在观点上有一个渐变的过程。
1934年，鲁迅接受苏联《国际文学》采访时，回顾了自己接受“十月革命”理论的过程：
“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
我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
；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
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但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
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①
这个问答后来被刊登在
《真理报》
上。
鲁迅说的“冷淡”“怀疑”时期，是在“五四”之后的几年。
1919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题为《“来了”》的文章，其中谈到：
“近来时常听得人说，‘过激主义来了’；报纸上也时常写着，‘过激主义来了’。于是有几文钱的人，很不高兴。官员也忙着，要防华工，要留心俄国人；连警察厅也向所属发出了严查‘有无过激党设立机关’的公事。”
该文中，鲁迅对“十月革命”的影响，大致还是一种旁观态度，
没有显露出特别明显的褒贬。
当时的鲁迅认为，政府没有必要担忧“过激主义”的恐惧，因为“中国人无感染性”，很难被他国思想所征服。该论断，见于1920年他给朋友的一封信：
“今之论者，又惧俄国思潮传染中国，足以肇乱，此亦似是而非之谈，乱则有之，传染思潮则未必。
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思潮，甚难移植；
将来之乱，亦仍是中国式之乱，非俄国式之乱也
。”
图注：1918年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上发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介绍“十月革命”
转而对苏联充满了好感与信心
鲁迅对苏联产生明显好感，是从1926年开始的。
他在给苏联小说集《十二个》写的后记中赞扬：
“俄国在一九一七年三月的革命，算不得一个大风暴；到十月，才是一个大风暴，怒吼着，震荡着，枯朽的都拉杂崩坏……”
1927年到上海后，鲁迅
结识了一批年轻的左翼作家
。他写《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引用列宁谈革命的名言后，赞叹道：
“俄国究竟是革命的世家，列宁究竟是革命的老手，不是深知道历来革命成败的原因，自己又积有许多经验，是说不出来的”。
此后几年，鲁迅阅读、翻译了不少有关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的书籍。
许广平回忆，1928年前后，自从鲁迅“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相信了这个真理以后，就不但用它来‘煮自己的肉’，而且也执着地以之教育他周围的人，使真理之火从自己的身边燃起”②。由于写作时代的原因，这个回忆不免有所夸张，但至少说明，鲁迅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确实极为关注。
同期，鲁迅还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苏联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鲁迅对苏联大都取赞扬态度。
1932年，鲁迅在给林可多《苏联闻见录》写的序中说：
“去年苏联煤油和麦子的输出，竟弄得资本主义文明国的人们那么骇怕的事实，却将我多年的疑团消释了。我想：假装面子的国度和专会杀人的人民，是决不会有这么巨大的生产力的。”
苏联的存在让鲁迅欢欣万分
：
“一个崭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
还是在1932年，鲁迅发表名作《我们不再受骗了》，
回击舆论对苏联的“污蔑”
。开篇即说：
“帝国主义是一定要进攻苏联的。苏联愈弄得好，他们愈急于要进攻，因为它们愈要趋于灭亡。”
鲁迅相信，苏联确实物资匮乏，“苏联的购领物品，必须排成长串”。但他同时认为，这是“因为苏联内食正在建设的途中，外是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许多物品，当然不能充足”。
鲁迅还说：
“（帝国主义）自身正在崩溃下去，无法支持，为挽救自己的末运，便憎恶苏联的向上。谣诼，诅咒，怨恨，无所不至，没有效，终于只得准备动手去打了，一定要灭掉它才睡得着。”
可见其支持苏联，并对其有着强烈的信心。
图注：鲁迅策划出版的苏联小说《铁流》
拒绝前往苏联访问
对于苏联不好的一面，鲁迅并非完全不知情。
1928年，鲁迅买了一本日文版
《苏俄的牢狱》
，书中收有一些因“反苏”而被流放北极圈的政治犯们所写的书信。③
1929年，鲁迅给
苏联小说《竖琴》的译者附记
说，这部作品“虽然有血，有污秽，而也有革命”。小说故事情节是如下：“十月革命后到次年三月，约半年；事情是一个犹太人因为不堪在故乡的迫害和虐杀，到墨斯科去寻正义，然而止有饥饿。待回来时，故家已经充公，自己也下了狱了。”这当然是革命中的“血和污秽”。
鲁迅的朋友
爱罗先珂
是俄罗斯盲诗人、世界语作家，1921年他因“宣传危险思想”被驱逐回国，被苏联拒绝后曾到中国生活，住在北京八道湾的周家。1923年，爱罗先珂被获准回国，后来
鲁迅听说“他不赞成俄国共产党的做法，于是不明不白的死掉了”
。鲁迅曾经猜测，爱罗先珂“主张用和平建立新世界，却不料俄国还有反动势力……，……当然要用武力消灭敌人……结果他就被作为敌人而悄悄消灭了。”④——
略言之，在鲁迅的揣测里，爱罗先珂的主张并没有错，但他的主张被“反动势力”利用，拿来对抗苏联政府，所以爱罗先珂也只好被作为敌人消灭。
此外，鲁迅翻译过的很多作家，在“十月革命”后都遭到了厄运，皮里尼亚克被处极刑，扎米亚京被判入狱，左琴科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隆茨被迫流亡等。这些事情，他多少也会有所耳闻。⑤
由于鲁迅在中国盛赞“十月革命”，苏联几次希望邀请鲁迅前往访问。除了有一次是鲁迅身体及时间不允许外，其他邀请都被婉拒了。胡愈之回忆，1936年鲁迅去世前，曾对他说：
“
苏联国内情况怎么样，我也有些担心，是不是也是自己人发生问题？
”
胡愈之说：
“鲁迅是指当时斯大林扩大肃反，西方报刊大事宣传，他有些不放心。这也是他不想去苏联的一个原因。”
⑥
这样看来，鲁迅对苏联的内情，其实还是颇为了解的。
图注：1922年5月，鲁迅与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左二）等人在一起
信息获取不充分
无疑，以今天的视角来看，鲁迅当年对苏联评价，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偏差。
应该说，造成这种偏差，与信息获取的不充分有关
（但未必是唯一原因，人相信什么，往往取决于愿意相信什么）
。首先，鲁迅没有踏足过苏联，他关于苏联的印象，主要来自一些游记之类的读物，知之不深；其次，苏联对外采取高度戒备政策，其国内的真实情形，很难为外界所知。⑦
比如，
鲁迅说苏联群众成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
其实，保守估计，斯大林当政期间，至少有2500万人遭到政治迫害，约占苏联总人口的1/8。又如，
写《我们不再受骗了》的1932年，苏联的问题当然不仅仅是买东西需要排队这么简单
，由于农业集体化的错误，造成了席卷全国的大饥荒，最为严重的乌克兰地区，有数百万人死亡。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