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明明：宋代岁时节日里的饮食流动与“守望相助”｜202403-52（总第265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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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甘肃社会科学》2024年第1期，第77-85页。

成明明，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宋辽金史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宋代普遍存在节前和节日当天的饮食馈赠习俗，既有官方、僧道机构的单向度赠送，又有民间百姓及文人士大夫的互赠行为，这种饮食流动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守望相助”精神。宋人对饮食的关注讲究，饮食与身份匹配的亲缘关系，饮食流动中“同乐”“共享”的情绪价值，是“守望相助”实现的社会基础；而节日饮食具有的趋吉避邪、祭祀祈福和欢乐团聚功能，则是“守望相助”实现的文化心理。宋代节日饮食的流动馈赠，从文人士大夫视角来看更是以传统的力量辉映践行了“修齐治平”的理想愿景。宋代节日饮食书写，可以洞视出宋韵文化的某些特质——烟火气和神秘性兼具，世俗性和高雅性并存，“俗里光尘合，胸中泾渭分”的精神底蕴和意趣品格。

岁时节日；饮食；馈送；守望相助；宋代

饮食作为人类基本的生存需求而存在，《礼记·礼运》道“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同时，作为基本生存资料，饮食又同人的权利身份密切相连，《汉乐府·东门行》里那个“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的男子，缘于“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的生活绝望；杜甫的如椽巨笔，批评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巨大不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饮食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它频繁出现在政治、文学、艺术中，显示出了亘古宠儿的特质。《孟子·滕文公上》曰：“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字面意思是，丧葬和搬迁都不离开本乡范围，乡里的田同样是井田制，人们出入劳作时可以相互伴随，抵御盗寇时能够互相帮助，有疾病事故时互相照顾，这样大家就友爱和睦了。事实上，“守望相助”既体现在物质层面，又浸润在精神维度。饮食的既珍贵稀缺又普通平凡，决定了它是“守望相助”的重要内容和方式。礼尚往来的东西很多，表情达意的场合也不少，但特殊节点的性质让饮食馈赠行为有了更深刻的社会意义。

关于中国古代饮食的研究成果颇多，学界从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宗教学、文学等视域来探讨揭示其独特性，视野之宏阔、观点之独到令人赞叹。笔者从中选取与本文相契且富有启发的研究成果，择其要者梳理如下。

以人类学、历史学的眼光来审视中国的饮食文化，如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张光直的《中国文化中的饮食——人类学与历史学的透视》一文高屋建瓴，许多观点极富见地，例如，“到达一个文化的核心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它的肠胃”，“食物和吃法，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的核心之一，也是中国人精神气质的组成部分”。相关专著主要有：王学泰的《华夏饮食文化》，指出宋代饮食风气的演变主要体现在注重饮食理论和重视素食，这一饮食风气对元明清三代影响很大，“元明清三代承袭宋人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有别于贵府和市井的独特的士大夫饮食文化”。王仁湘的《饮食与中国文化》，以考古学的视野来讨论中国古代的饮食文化，其中第九章《吃的艺术》，谈到精味、悦目、夸名、美器、佳境、雅兴、绝咏与妙喻。第十二章《食功论》，提到祭先礼神、期友会亲、报上励下、安邦睦邻等，很有意义。美国学者尤金·N.安德森的《中国食物》，指出“中国食物的复杂精巧大多可归功于食品在社会体系中独一无二的重要地位。……作为社会地位、礼仪地位、特殊场合及其他社会事务的标志，食物已不全是营养资源，而更是一种交流手段”，可谓深中肯綮。

相关论文主要有：如彭兆荣的《中国饮食文化遗产中“品尝”的人类学解释》，指出“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品尝’绝不仅是一个生理行为和器官行为，并由此所产生的感官感受，而是通过身体实践来体验和体现经验理性，是一种真正意义的‘身体实践哲学’”，颇为新颖。比较中西饮食习俗的差异，如万建中的《中西饮食习俗差异论》指出，由于文化传统的缘故，西方人的人生倾向明显偏于男女关系，故而花在饮食方面的时间比较吝啬，而中国人把人生精力倾泄导向于饮食，故而在饮食观念、性质、方式、对象等方面差异明显。讨论中国饮食象征文化的深层结构、象征符号、思维方式，瞿明安的研究具有代表性，例如《中国饮食象征文化的深层结构》一文提出，中国饮食象征文化表现在，主体对人生理想目标的执着追求；主体对传统社会规范的强烈认同；主体对自然和超自然现象寄予的期望。包括各种传统的爱情观、婚姻观、生育观、家庭观、财富观、人生观等等，几乎涵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主体各种基本的社会价值观和自然生态观。另有其《中国饮食文化的象征符号——饮食象征文化的表层结构研究》《中国饮食象征文化的思维方式》等，对学人多有启迪。探讨饮食与诗歌、词作之关系，如莫砺锋的《饮食题材的诗意提升：从陶渊明到苏轼》以为，中国诗歌史上的饮食类题材，陶渊明导夫先路，到宋代则如日中天，苏轼在这方面贡献巨大。就题材开拓的广度和诗境提升的高度而言，苏诗的成就后人难以逾越。曹逸梅的《中唐至宋代诗歌中的南食书写与士人心态》，论及饮食书写变化，折射了士人的人生理想、审美趣味、思想状态的变迁。这两篇文章注重发掘饮食文化的动态变化，颇有深度。还有一些硕士学位论文也关注到饮食与文学层面，如童霏《论宋代节序诗词中的饮食文化内涵》（江南大学2010年）、邱丽清《苏轼诗歌与北宋饮食文化》（西北大学2010年）等等。

在学界相关研究的启发下，本文主要以宋诗中节日饮食的馈赠流动为中心，讨论这一民俗行为承载的文化功能、社会意义等，以此揭示岁时民俗在儒家文化建构中的重要价值及对宋韵文化的玉成与影响。

一 ｜宋代岁时节日的饮食流动与功能指向

日本学者樱田胜德指出：“在一直十分清淡的平常日子中，不时地夹进这些花费阔绰，劲头十足的传统节日，从而构成一年的生活节奏。可以说，年复一年的生活文化之网，就是以此为轴心编织出来的。”中国古代的传统节日，以特殊的时间节点凸显与平素生活的强烈区别和美好愿望的当下满足。而且从古至今，人们以饮食的互赠来表达情谊和祝福，增进沟通与联系，《礼记》云“君子不绝人之欢”，卢辩注解道“通饮食之馈，序其欢也”。在节日意义的陪衬下，欢乐分享这一行为背后更是附着其他社会功能。

（一）官方馈赠饮食于贵戚、士大夫：给予优宠以维护秩序稳定

立春作为岁首重要节日，官方馈赠贵戚饮食颇为丰富。宋人陈元靓《岁时广记》卷八引《皇朝岁时杂记》云：“立春前一日，大内出春盘并酒，以赐近臣。盘中生菜，染萝卜为之，装饰置奁中，烹豚、白熟饼、大环饼，比人家散子，其大十倍。”朝廷赏赐近臣的饮食除了酒水，还有烹制的猪肉和各种饼类、生菜，内容丰富，形式讲究。引人注目的春盘，是由萝卜、春饼、生菜组成，多以素食出现。《唐四时宝镜》曰：“立春日，食芦菔、春饼、生菜，号春盘。”端午节，朝廷馈送宰执、亲王等的节物包括糖果、粽子，吴自牧《梦粱录》卷三记载：“五日重午节……内更以百索彩线、细巧缕金花朵，及银样鼓儿、糖蜜韵果、巧粽、五色珠儿结成经筒符袋……分赐诸阁分、宰执、亲王。”卫博《定庵类稿》卷一《谢赐端午节物札子》曰：“赤符彩缕，老惊节物之新；玉斚金盘，岁荷君恩之重。俯念里居之秩，方怀空食之惭；珍送鼎来，荣光益甚。醉酒饱德，徒燕乐于明时；食蘖饮冰，尚恪恭于晚节。”提及端午节物赠予官员文士有美酒和时果，抒发了身逢明时的感恩戴德之情。重阳节，宫廷馈赠重阳糕，“日月梭飞，转盼重九。……兼之此日都人店肆，以糖面蒸糕，上以猪羊肉鸭子为丝簇饤，插小彩旗，名曰‘重阳糕’。禁中分及贵家相为馈送”。重阳糕，是由甜面食上加各种肉类簇饤制成。

这种官方馈赠的仪式化行为强化了食物分享的文化意义，姚勉《雪坡集》卷二五《回新昌宰端午送物》云：“伏以黍节佳辰，久逢今日，芝亭嘉惠，穆若清风。……宝瓶买醉，销万古之闲愁；石鼎煎春，唤独醒之清梦。辱仪文之腆厚，慰节序之寂寥。拜手登喜，铭心储感。”佳节良辰的美酒醇茗既销闲愁，又唤清梦，仪式礼节的丰厚足以安慰节日之孤寂。通过食物馈赠，在施授间建立了恒久的情感联系，营造了清风化育、万物和谐的良好氛围。

（二）道观、佛寺的舍物贵家与百姓：广结善缘以巩固扩大信仰

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两者既走上层路线，获得国家政策上的扶持和优待；又走底层路线，赢得广大群众的信仰和支持。特别是一些民俗节日，一方面受到宗教的浸染和影响，另一方面又为宗教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和场合，如道教与端午、佛教与腊八等。

佛、道二教在一些特殊的节日往往舍物以结善缘，拉近与俗众的关系，以期增加其在社会中的存在分量。端午节，道观积极作为，《梦粱录》卷三载录，“五日重午节……兼之诸宫观亦以经筒、符袋、灵符、卷轴、巧粽、夏桔等送馈贵宦之家，如市井看经道流，亦以分遗施主家”。腊八节，寺庙舍粥结缘，“俱设五味粥，名曰‘腊八粥’”；除了粥之外，“亦设红糟，以麸乳诸果笋芋为之，供僧，或馈送檀施、贵宅等家”。端午粽、夏桔、腊八粥、红糟的馈赠，都是宗教为了寻求发展和社会支持所采取的增进信任的方式。庄绰《鸡肋编》卷上记载，“宁州腊月八日，人家竞作白粥，于上以柿栗之类，染以众色为花鸟象，更相送遗”。陆游《剑南诗稿》卷二六《十二月八日步至西村》曰：“今朝佛粥更相馈，更觉江村节物新。”可见北方、南方均有腊日馈粥之俗，邻里间的赠送行为显然是受到佛教风俗的影响。

（三）民间、文士的双向度互赠：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可

单向度馈赠强调施者的权利身份；双向度赠送即礼尚往来，主要表现在民间和文人士大夫中，凸显的是认同与接近的心理联结。立春前，春盘亦是民间馈赠礼物，《岁时广记》卷八引《皇朝岁时杂记》道：“立春前一日……民间亦以春盘相馈。”七夕节又称乞巧节、女儿节，节前数日，民间相互馈赠乞巧之物以酬佳节，“又于数日前，以红熝鸡、果食、时新果品，互相馈送”。冬至大如年，南宋的杭州引领风气之先成为四方仿效对象，特别是市民和文人士大夫共同推崇的礼尚往来，“大抵杭都风俗，举行典礼，四方则之为师，最是冬至岁节，士庶所重，如送馈节仪，及举杯相庆，祭享宗禋，加于常节”。

馈岁指岁末的相互馈赠，见苏轼诗歌《岁晚相与馈问，为馈岁；酒食相邀，呼为别岁；至除夜，达旦不眠，为守岁。蜀之风俗如是。余官于岐下，岁暮思归而不可得，故为此三诗以寄子由》。嘉祐七年（1062）岁末，有感凤翔辞旧迎新之习和蜀中相同，苏轼思归之情油然而生，遂写下组诗，其一《馈岁》曰：“农功各已收，岁事得相佐。为欢恐无及，假物不论货。山川随出产，贫富称小大。置盘巨鲤横，发笼双兔卧。富人事华靡，彩绣光翻座。贫者愧不能，微挚出舂磨。官居故人少，里巷佳节过。亦欲举乡风，独唱无人和。”大意是说，一年来大家互相协助完成农事，到了年底彼此馈送节物以表情达意。各地物产不同，贫富差距亦大，人们往往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来赠送礼物。富人盘子里摆放的是巨大的鲤鱼，双兔卧于蒸笼之中；贫者则量力而行，用自己舂磨的米面作为微薄的礼物。中间八句，“举出馈岁之礼，有赞美故乡风俗淳厚之情，又有慨叹社会贫富悬殊之意”。

梅尧臣《和正月六日沈文通学士遗温柑》，谈到自己从未品尝过黄柑之美，听说洞庭的已经成熟但无法和永嘉相比，忽然获得沈文通学士馈赠的美味，愉悦之情溢于言表。诗人一边吟诵诗句，一边手剖温柑，觉得滋味不错，也感受到牙齿寒冷，“适观隐侯诗，获此殊可喜。诵句擘露囊，香甘冷熨齿”，年节里体验着珍稀水果带来的口腹之美和精神喜悦。这种食物分享的意义在于同道间的身份认可与情谊增进。特别是贬谪之人在节日获得馈赠，人生的失意被食物带来的温馨暂时转移和淡化，在馈赠的心意和接受的欢乐里重建着被认同、被尊重的社会身份。

饮食的官方赠送，表现国家对文人士大夫的恩宠优遇，在一对多的关系中投射权力和国家在场，收获的是贵戚和士人的感恩戴德，有助于维持统治秩序的稳定。宫观佛寺的施舍，广结善缘以获得信众供养，扩大宗教影响是其宗旨。民间互赠，多为地域相近的情谊相通。而文人士大夫间的互赠，更多表达身份认同。民间百姓赠送文士，多含尊崇敬仰的意涵。当然，无论何种互赠，在食物的流动中施受双方的关系得到强化和延续，人们的心理得以平衡稳定。诚如阎云翔所说，“中国的社会关系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流动的、个体中心的社会网络而非凝固的社会制度支撑的，因而礼物馈赠和其他互惠交换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维持、再生产及改造人际关系方面”。

二 ｜宋代节日饮食流动中“守望相助”实现的社会基础

节日里的饮食馈赠，国家层面锦上添花的意味更浓，而其他无论是亲朋近友，抑或新识旧邻，雪中送炭似乎永远胜过锦上添花。无论何种饮食馈赠，都在分享互惠交换的实现中彰显、升华了儒家的“守望相助”理念。萨林斯以为，“食物是一种相比其他任何东西和物质在一个社会的互惠交换中都更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一个通过分享食物以强化分享的重要主题”。节日的饮食流动，通过分享而强化了分享的意义是基于以下逻辑。

（一）宋人对饮食的关注与讲究

宋代饮食类著作颇多，有宋僧赞宁《笋谱》、陈仁玉《菌谱》、郑望之《膳夫录》等。太宗朝所编《太平御览》，其《饮食部》从843卷至867卷共25卷，包括酒水、米面、羹、脯、调味品等应有尽有。北宋陆佃《埤雅》把牛、羊、麝、麋、鹿、豕、狗、狼定为八珍。林洪《山家清供》，记录了山药、土栗、樱桃、莲蓬、橙穰、雪霞羹等食用与制作。

郑望之《膳夫录》记载了汴京年节的各色饮食，“上元，油。人日，六一菜。上巳，手里行厨。寒食，冬凌。四月八，指天馂饀。重五，如意圆。伏日，绿荷包子。二社，辣鸡脔。中秋，玩月羮。中元，盂兰饼饀。重九，米锦。腊日，萱草面”。年节食物的命名很有诗意，如绿荷包子、如意圆子、玩月羹等，这种以美名称谓食肴的命名法在宋代较为流行，“往往先入为主，引起人们对某种食肴的兴趣或留下更深刻的印象”，“食肴的寓意命名，基本上都是一些趋吉避凶、长寿幸福的吉祥之名”。除了专门的饮食著作之外，宋人笔记也不吝笔墨详细记述，如《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等。饮食品类丰富，五花八门，承载的是人们在日常和特殊节点对天地万物的尊崇回馈，对自己的犒劳呵护，对社会安定、吉祥如意的美好期待。宋代整个社会对饮食的关注和研究热情，是饮食流动中“守望相助”实现的重要背景。

（二）饮食与身份匹配的亲缘关系

饮食在中国古代很早就与人的身份地位、品格境界相联系，例如《论语·庸也》中记载的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坦然淡定成为后世楷模。《孟子·告子上》提出“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文化选择，成为志士圭臬。饮食的另一面相是，它的的确确能够带来快乐的感觉，特别是丰富的饮食足以辉映节日的氛围，匹配人们往日的辛劳，激励人们充分感受幸福生活。因此，饮食的丰富充裕，折射的是人的身份地位、经济能力、自在状态；反之，则与贫穷落魄、不在其位联系在一起。林淑蓉的《食物、味觉与身体感：感知中国侗人的社会世界》一文指出，“食物不仅可满足个人的需求或喜好，更具有展现认同与象征权力关系的意涵，可作为不同的族群或阶层彰显彼此差异的主要机制”。

沈遘《重阳近有作》曰：“饱稻黄鸡矮，抛房紫栗新。时来持此备，未觉野夫贫。”接近重阳，饮食有美味的黄鸡，还有新熟的紫栗，有此二物就心满意足，觉得生活水准尚可，没有贫困不堪。苏辙《除夜泊彭蠡湖遇大风雨》，表现节日生活状态可谓落魄不堪，“孤舟四邻断，余食数升糗。寒虀仅盈盎，腊肉不满豆。……可怜道路穷，坐使妻子诟”。停泊彭蠡东岸遭遇大雪，没有四邻帮助，况且干粮又不足，节日里腌菜仅仅一盎，腊肉不满一豆。道穷路困，仕途不通，只有接受妻子的诟病了。可见能否为家人提供丰裕的饮食，是衡量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苏轼文集里有众多对美味佳肴的咏叹（包括高级食材、普通食材），娓娓道来，他对生活的眷恋和艺术审美令人感叹。

饮食的占有量和丰富精美程度，尤其是节日饮食往往标识着个人社会身份、经济地位之优渥；反之，简单粗糙甚至不足映射着文人窘迫贫困的另类形象。“在任何情况下，饮食的变迁都会牵扯到人们在自身形象方面、在形成反差的新旧生活品质的观念方面以及在日常社会生活组织方面异常深远的改变。”这种身份的彰显或变化，往往又会带来社会关系网络的重建与更新。失意落魄时容易感知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饮食流动里的“守望相助”可以让这种刺眼的身份感暂时淡化和模糊。

（三）饮食流动中“同乐”“共享”的社交情绪价值

陈师道一生清贫，孤介特立，与世不合，《立春》道“高门肯送青丝菜，下里谁思白发人”，慨叹那些位高权重者谁又肯高看落魄的寒士，而乡野间谁又牵挂白发之人呢？言下之意，希望能够收到他人馈赠的节物，不要被社会所遗忘。而现实是，“共学少年天下士，独能濡湿辙中鳞”，以车辙之中处境卑微的小鱼类比自己，只能自我安慰罢了。余靖《谢伯恭重阳惠酒》曰：“早霜新菊谩葳蕤，寇过人家空酒巵。多谢使君怜病废，免教寂寞倚东篱。”诗人虽因病废酒，但在重阳日收到朋友惠赠的美酒内心十分喜悦，以酒助兴来赏玩菊花替换了独倚东篱的寂寥，自然是说这种分享馈赠消除了孤寂感。邹浩《重午王文辅送米食张云卿送新酒来因成绝句》曰：“水团粽子恰登门，白酒持来更满樽。节物人情总堪醉，况归田里已承恩。”端午节收到朋友粽子和白酒的馈赠，有感归隐田园的朝廷恩荣，加之回归普通身份后朋友的热情惠赠，使邹浩备感节物承载的人情风俗之淳、同乐共享之悦。

人们希冀在岁节中获得馈赠，同样期望有能力实施礼尚往来的行为，让食物的流动把同乐共享激活，从而满足、实现良好的社交情绪价值。欧阳修《梅圣俞寄银杏》道“鹅毛赠千里，所重以其人”，这种行为缘于“同乐”与“共享”带来的安全感、依恋性和归属感。人是群体的动物，在统一的行为中风险就会降低，焦虑紧张随之弱化。法国大百科全书派的先驱摩莱里，在1755年发表的名著《自然法典》中倡导互助合作是人类的最高智慧，可以促进人类的友善和谐，“它想使人类成为一个聪慧的整体……在彼此分开的时候，人们是无力、娇弱和敏感的，能使他们得到满足的物体由于一时尚远而引起的那种愿望和不安，必然会增加他们之间的这种道德引力”。这种张力产生的效果：其一，“对一切减轻或有助于我们克服软弱的事物产生善意的感情”；其二，“理性得到发展”。节日相互馈赠的东西特别是食物，的确容易让人对其产生一种深挚的情怀——它提供给人类的是安全有序的生存空间与和谐温暖的精神家园。

三 ｜宋代节日饮食流动中“守望相助”实现的文化心理

饮食既是日常生活的基本，又是节日里顶顶重要的事项，人们往往用吃喝的方式来体悟生命节律，表达心意愿景，凝聚精神意志。饮食之所以成为文化的重要承载者，“所有的意义都是依它在人类活动的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他关连的思想，及所有的价值而定”。饮食成为节日馈赠之物，缘于其在“心灵感悟和文化展演”中对人们心理期待的安全建构。

（一）节日饮食的趋吉避邪功能

节日饮食，强身健体功能是和趋吉避祸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当然有些存在科学依据，有些则是基于人们世代相袭的心理需求和认知执念。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提出，人们看待世界时，“总会受到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的剪裁编排”。人们有时无法超越陈规旧俗，或者说愿意相信它，是由于特定的习俗信仰对群体形塑、规范的强大力量。

元日的五辛盘可以发散浊气，刘挚《忠肃集》卷一六《丙子元日三首》其二云：“祝延千岁酒，练气五辛盘。”说明陈年老酒有延寿功效，五种辛辣的食物可以激发体内的浊气。许及之（纶）《元日》曰：“屠苏须满引，且愿病离身。”饮用屠苏酒，有使人远离疾病的功效。重阳的菊花、茱萸同样具有避邪延寿之功，《梦粱录》卷五曰：“日月梭飞，转盼重九。盖九为阳数，其日与月并应，故号曰‘重阳’。……今世人以菊花、茱萸，浮于酒饮之，盖茱萸名‘辟邪翁’，菊花为‘延寿客’，故假此两物服之，以消阳九之厄。”除此之外，菊花酒可以治疗头风，陈元靓《岁时广记》引《西京杂记》云：“菊花盛开时，采茎叶，杂麦米酿酒，密封置室中，至来年九月九日方熟。且治头风，谓之菊酒。”社日的酒可以治愈耳聋，李涛《春社日寄李学士》曰：“社翁今日没心情，为乞治聋酒一瓶。”当然，社酒与医治耳聋存在对应关系是风俗认同的，或者说是人们为了自身安全而营造出来的“策略”，西敏司说，“我们绝不可忽略，人类营造象征意义并且身体力行的杰出——甚至是独具——的能耐”。

（二）节日饮食的祭祀祈福功能

由于能带给人们特殊的感官刺激、产生当下的愉悦感，饮食成为营造节日气氛必不可少的东西。换句话说，丰富多样的饮食既是节日欢乐的衡量指标，同时又承担着重要的祭祀功能，包括祭祖、祭灶、祭奠历史人物等。

吕祖谦《东莱别集》卷一《荐新及节物》提及家族祭祀的节物如下：正月立春日，荐春饼；元宵，荐圆子、盐豉汤、焦；二月社，荐社饭，秋社同；三月寒食，荐稠饧冷粥，蒸菜；五月端午，荐团粽；七月七夕，荐果食；九月重阳，荐萸菊糕。古人认为，离世的先人和我们情感相通，要秉持视死如视生的虔诚态度，通过食品祭祀来表达生者和逝者之间的血脉关联。

祭灶是宋代格外讲究的节日，因灶神主一家吉凶祸福。范成大《腊月村田乐府十首·祭灶词》云：“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云车风马小留连，家有杯盘丰典祀：猪头烂热双鱼鲜，豆沙甘松粉饵团。男儿酌献女儿避，酹酒烧钱灶君喜。‘婢子斗争君莫闻，猫犬触秽君莫嗔；送君醉饱登天门，杓长杓短勿复云，乞取利市归来分！’”诗中叙述了吴中腊月二十四热闹的祭灶习俗，丰厚的供品有煮烂的猪头、美味的鲜鱼、甜糯的豆沙、滚圆的粉饵，都是为了讨得灶君欢喜，希望灶君吃饱喝足上天言好事，下地降福泽。冬至后第一百零五天被称为寒食节，需要提前储备食品，节日时只能冷食，这与纪念介子推有关。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七记载，寒食前一天为“炊熟”，用面蒸成枣锢、飞燕，用柳条串起插在门楣上，称之“子推燕”。人类学奠基者罗伯森·史密斯将神明与人们分享食物的行为视为责任和义务的确认，“一种对伙伴关系以及共同之社会责任的象征和确认”，“那些坐在一起大快朵颐的人们，就社会作用而言他们团结在了一起”，反之，“彼此相互隔阂，既没有宗教上的伙伴关系，也没有互惠性的社会义务”。在中国传统节日里，神灵、祖先优先享用食物，然后其他人再享用，这种共享行为背后是很现实的互惠互利关系。

（三）节日饮食的欢乐团聚功能

节日打破了惯常的诸种禁忌，饮食可以阔绰，消费可以增加，行为允许放纵，目的都是制造欢乐和享受欢乐。王禹偁《清明感事》其一曰：“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僧。”因为没有芬芳的鲜花和美味的醇酒，诗人在清明节闷闷不乐，索然无味如同山野僧人般。张耒《腊日二首》其二云：“异乡怀旧人千里，胜日难忘酒一杯。”节日独在异乡怀亲念旧，美好的日子里酒是不能或缺的。追逐节俗，沉醉欢乐是节日的主题，曾丰《端午家集二首》其一曰：“自我生壬戌，于今到戊申。殊无送端午，独不负嘉辰。裹黍金膏冻，糜蒲玉屑匀。未能全免俗，杯酒飨家人。”诗中说虽然没有特殊的节物欢度端午，但也不能辜负良辰，黍粽诱人，糜蒲细腻，节俗的诱惑是无法拒绝的，自然要以杯酒美食来犒劳家人。食物在分享中延续着欢乐，将人们愉悦的情绪进一步发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