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农夫山泉创始人钟睒睒“炮轰”张一鸣和背后的短视频算法，罗列了多项抖音上与其本人和公司相关的谣言，对应平台主张的“避风港原则”免责，农夫山泉在官方账号中旗帜鲜明的提出“红旗原则”—— 认为平台有责任治理明显存在的谣言。

无独有偶，近日四部门也开展了“清朗 网络平台算法典型问题治理”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同质化推送营造“信息茧房”等侵害用户合法权益等问题。黑箱中的算法和野蛮生长多年的平台，第一次被社会全方位地审视。

算法本是一个中性词，但一种普遍的共识是，今天越来越多的用户时间在被算法所吞噬，流量之上，也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新的广告商业帝国：2023年字节的广告营收超过4000亿，有人估算抖音贡献比例可能一半左右。

商业的飞轮持续转动，算法逐步异化为了实现最快增长的工具，平台内容也向极化的方向发展，这形成了一场关于内容的极端竞赛：越有煽动力的短视频内容，流量越好，背后也意味着潜在的商业变现可能性。这也导致部分短视频平台有动力，来做流量的中心化运营，而内容供给方则通过迎合算法，来获得更多的推荐可能性。

前段时间，互联网行业热度最高的稿件之一是那篇《复盘「小红书病」：焦虑、恐惧和「小红书味」》，文章本想突出的是小红书罹患大公司病，缺乏通用的数据评价标准，围观群众第一反应也是吃瓜小红书的大公司病。

有意思的是，在讨论中，越来越多的行业人士提供了另一个视角：不以数据为导向，追求小红书味，或许是小红书成功的独特因素和真正的护城河。

在规模增长和产品理想之间的纠结，今天在短视频阵地上对算法的不同使用逻辑，微妙的导向了两种平台的分岔口，也是十年来平台经济两种不同路线的一次正面交锋。

两种平台：增长至上和用户至上

两种平台的路线之争，可以从“产品经理”这个岗位的由盛转衰说起。

如果票选过去十年互联网工作内容变化最大的岗位，产品经理一定名列前茅。短短十年，产品经理岗位的工作，从“把自己当做傻瓜”，强调用同理心去理解用户需求、关注用户体验、优化产品交互设计，逐渐变成了“不服少逼逼，跑个AB Test 看看”，做产品从语文题变成了数学题，最后变成“数据才是最好的产品经理”。

这个变化，从著名产品人梁宁在得到app的课程题目也能看出来：最早的课程叫“产品思维30讲”，后来又开了另一门课叫“增长思维30讲”。

产品经理岗位的兴衰背后，是“用户至上”和“增长至上”这两种平台的变迁。

“用户至上平台”指的是，产品是为了解决用户的问题而存在的。譬如在古典互联网时代，电子邮件解决了快捷远程交流问题，社交媒体解决了实时联系问题，线上电商既拓宽了商店的服务半径，也降低了消费者的购买成本……

彼时产品经理的职责，是洞察用户需求，让产品更好地为用户解决问题，随着越来越多的用户使用，形成双边效应或网络效应，变成了平台。张小龙在著名的八小时演讲里就说过，产品是演化出来的，不是规划出来的，要通过建立简单规则，创作一个自运行系统，满足人群的某种心理或经济需要。

这种平台之所以被称为“用户至上”，是因为用户掌握了更多、更大的使用主动权。平台更多是工具属性，主要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功能和组件、建立使用规则、维护生态平衡，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了用户。

以我们每天使用的微信为例，即时通讯、支付、小程序这些功能，都是我们实现某些目的的工具。视频号和公众号虽然也有算法，但只是推荐方式之一，自己关注的内容、朋友推荐的内容，这些来自用户选择的方式，依然有着很大权重。

在流量圈有个说法，微信才是真正的私域流量池。直到今天，朋友圈仍然是严格的时间线排序，在算法盛行的时代，考虑到朋友圈巨大流量背后的商业价值，平台的节制简直不可思议。去年《晚点》采访过一位字节人士就认为，腾讯没有利用好微信这把宝剑，“原本可以拿它来做更多的事情。”

怎样做更多的事情？这就得说到这十年里兴起的第二类平台，“增长及规模至上平台”。

随着平台战略成为席卷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加上算法的出现，变化发生了，平台从工具变成了目的，关注的核心从用户转向了规模，做大做强的规模增长成为了平台的首要目标。产品能否更好解决用户的问题已经没那么重要，产品的功能只是吸引用户的流量入口，为规模增长服务。

这种规模至上的平台发展逻辑，往往依赖于不断扩大用户群、提高用户活跃度和参与度，积累更多的用户数据，同时通过更精细的算法匹配和推荐，提升用户的留存时间和转化效率。

不是产品经理无能，而是规模逻辑下算法分发构建的“类耕战体系”太高效。规模至上平台的一切产品都基于AB Test和ROI的计算，产品经理不需要对产品有独到理解，直觉和感性并不重要，AB Test会用数据告知提高转化率的最优路径，哪怕是两个小视频之间缝的宽度，平台都是做几百组AB Test做出来的。

数据和算法加持下，平台的控制力前所未有的强大，在短期内也带来摧枯拉朽的增长效果，不仅出现了抖音、拼多多式的营收增长神话，也让微博、知乎这些传统平台不惜得罪老用户，打破关注和时间线排序，把控制权收回到平台手里，从而实现规模和商业上的增长。

但随之而来的，用户不再是能掌握自己行为主动权的主角，而是成了被平台投喂、日益沉溺其中的消费者，或是揣摩平台偏好、跟着算法指挥棒走向内卷的生产者或销售者。在社区文化和生态系统的构建上，平台的角色也从园丁变成了木匠，从培育浇灌、等待生长变成了精雕细刻、用力催熟。

规模至上平台在快速增长的同时，近年来也迎来了大量对于平台的伦理拷问：困在系统里的外卖员、被仅退款挫伤的中小商家、沉迷短视频的天量用户、迎合算法编造内容的创作者……热度日趋上升的拷问背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平台的外部性问题。

正负外部性之辩

平台是否融入价值判断进行目标设定，决定了平台为用户及社会带来的是正外部性还是负外部性，这两年引发大众思考的，是规模至上平台和其带来的负外部性问题。

规模至上的导向，会促使平台自发寻找增长阻力最小的路径，不思考甚至刻意规避思考人和社会，只关注如何顺应或放大人性缺陷，在实现规模增长的同时导致负外部性问题。

这种负外部性渗透在个人生活甚至整个社会的运行中，没有价值判断而异化的算法，会想方设法驱使用户沉迷其中，并诱使平台用户不断让渡自身利益，换取平台规模的最大化。

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句话放在平台用户身上格外应景。规模至上的目标面前，无论从业者还是交易者，自主决策空间都被一步步压缩，平台每向前进一步，用户就不得不往后退一步。

和环境污染不同，规模至上平台的负外部性并非一目了然。但在无数用户让步之后，规模至上的平台对于个人的负外部性会演化为对社会整体的负外部性，最终会不可避免地引发群体与平台的冲突。今年某平台商家围攻平台总部的事件一度闹的沸沸扬扬，算法决策下不得不逆行闯红灯的外卖员也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大讨论……

对短视频内容平台而言，带动极化情绪的内容，似乎也正在长久的撕裂社会，无论是中美均面临算法形成的长期观点冲突，信息茧房使得不同群体的观点进一步固化，也意味着互联网起步早期希望塑造的多元化，今天成了更加遥远的可能。

规模至上平台的负外部性，就是自身的“阿喀琉斯之踵”，如果不设法解决，哪怕再强势的平台，也会撞上负外部性的南墙停滞增长。

并非所有的平台都有这堵南墙，将价值判断融入算法中的用户至上平台，反而为社会贡献了无可替代的正外部性。

微信支付惠及了千万小商户，快手为边远地区人民提供了另一种谋生手段，B站让年轻人有了抱团取暖的空间……这些正外部性无法用会计利润体现，可是与居民福祉和社会发展息息相关。

不同平台的战略定位、能力和资源禀赋不一样，苛责平台无用且无意义。但不同类型平台的目标设定确实带来了不同的外部性问题，负外部性的问题在以更高的频次出现在舆论的风口浪尖。如何解决规模至上平台的负外部性，帮助平台避开南墙，向更可持续的方向转变，值得所有人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