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罗琳：悄悄地，认真活下去 | 人间不指南 · 十一特辑

其实在我近年的印象中，国庆是一个很特殊的节日。从2015年开始赴美国留学，一直到去年来到人间工作之前，我的国庆都是在繁重的课程中度过的。遥望着朋友圈，和国内的好朋友错峰出行的感觉别提有多酸了，只能劝自己忍一时海阔天空吧。然而我也深知，在海外各地，还有无数更加辛苦的侨民们，正不舍昼夜地劳动着，只为为自己的家人和自己的未来赚得一份安稳。

因此，我此次挑选推荐的是来自作者池洪波的一篇关于海外打工人们的故事。希望各位在海外的人间读者们，还有在国内仍因各种原因处在工作岗位上的读者们能够喜欢它。每个人皆有自己的难处，但我们可以一起，悄悄地努力、悄悄地奋斗，悄悄地，认真活下去。

二舅曾给我讲过他的经历。20年前，他还没拿到居留许可证时，普拉托的地方警察局经常在半夜搞突击检查，抓非法劳工。厂东一得到消息，会把睡梦中的“黑户”全都叫起来，再随手指一个方向，跑——二舅和同乡们裹着床单一路狂奔，藏到各种阴暗狭窄的地方。否则一旦进了局子，就会直接被遣送回国。比起自忖险境拼命奔逃的“黑户”，意大利的警察们可没那么敬业，他们跑累了，喘口气，便会转身离开。

再看眼前的生产车间，地方并不大，却被几十台缝纫机占去了多数空间。室内采光也不好，每台缝纫机上都挂着一盏亮度很高的吊灯。工人们熟练、从容地操使机械，发出“咔咔”的响声，将一件件毛衫和大衣车上线、套上袖口，接着便将成品、半成品丢到脚边的筐子里去。

剩下的空间更小了，摆满了桌凳、空塑料筐。工厂的东主踮脚而过，用温州话打招呼、记数目，之后就将车好的成品衣物一筐筐地拉到货车上，送回客户的工厂。不久之后，这些昂贵的大衣、名牌皮包，就会打上“Made in Italy”的标识，发往英美的各大商场。

我在车间里晃悠了一圈，一瞬间竟有些恍惚——这个小车间和江浙一带的小加工厂没什么区别，不管是机器布置，还是工位上坐着的人，都和老家的一模一样。我嘀嘀咕咕地说：“这也不神秘啊。”

二舅搓搓手，嘿嘿地笑，说提心吊胆地躲警察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这些年，欧洲国家普遍缺乏新鲜血液，发下了不少居留许可证。许多华侨组建正规公司，签署劳务合同，开始合法化运作，黑身份的劳工倒是越来越稀罕了。”

我对二舅调侃：“江西人跑来温州打工，温州人却跑到意大利打工。”

“你知道吗？我是从油桶里漂过来的。”老陈忽然说。

2000年之前，中国的几个侨乡就成了意大利海关的重点关注对象，有时连旅游签证都很难办下来。一些偷渡客便铤而走险，先想办法飞到北非国家，再坐船靠近意大利，伺机而动。有时，那些用来登陆的小艇会被海警截停，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偷渡客们得躲进特制的油桶里，任凭海浪带着自己靠岸。

我下意识地打量了一下老陈的体格，他身高1米85左右，怎么可能塞进油桶呢？老陈可能察觉到了我的惊讶，只是淡淡地说：“我们那批有4个人，其中一个是我的妹夫。可惜，靠岸的时候只上去3个，我妹夫失踪了。”

“都30年啦，还讲它做什么。”二舅咳嗽了一声，颇感慨地说，“打鱼的时候遇上台风，整条船都会翻掉。不远万里来到意大利，结果客死异乡，这些都是没办法的事。哪怕碰上了也不能怨天尤人，只能说运气不好。侥幸活下来的人，那就安安静静地赚钱，莫要想其他东西了。”

老陈点了点头，二舅又说起他们这一代人对自己的性命并不十分看重：“生命也是分贵贱的。我们能选的路子又有几条呢？反正逃不了一死，那就尽情折腾算了。”

将第三者的相片堂而皇之地放在家里，这无疑是对女主人赤裸裸的侮辱。据说兰姨年轻时是个混社会的小太妹，头发染成紫色，穿一件短短的吊带裙到处跑，丝毫不顾及他人的目光。可年岁渐长，兰姨却自动忽略了那些惹人愤怒的东西，就像什么都没有看到一样——她如此隐忍，全是为了女儿。

依依马上就要上高中了，每周都需要接送。她的爷爷奶奶年纪都很大了，外婆身体也不好，舅舅正在艰难创业，亏了不少钱，早晚都看不见人影。家里总要有一个男人照看着。

“依依难道不是你姨父的女儿么？就算离了婚，亲爹总不会不管她吧。”我好奇地问。

小乐瞪我一眼，说：“男人没一个靠得住的。”

每回兰姨从国外汇款回来，姨父的表情才好看一点。要是久久等不到钞票，姨父就借口收入不支，将依依丢给外婆，自己则跑到外省去玩消失。上个月，依依想买一台电脑，姨父直接甩了脸色：“找你妈要，我没钱。”

“那就让她回国呗，找个平常的工作，起码能照护依依。”我试探地问。

小乐摇摇头，说兰姨一没有文凭，二没有技能，只剩力气。她在国内能挣多少钱？去意大利好歹能拼一拼，把子女的嫁妆和养老钱都挣出来。等以后依依大学毕业，再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兰姨就能回来过好日子了。至于个人的感受，那只是生命中的细枝末节，完全无须在意。

普拉托是个安静的城市，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街道都很平静，来来去去的行人以年轻的二代移民居多。正值壮年的人大多待在工厂和商铺里挣钱，不放过宝贵的一分一秒。

二舅说，普拉托是一个鄙视懒人的地方。在这里，每天12小时的工作时长是常态。有些工人是计件拿工资，为了尽早清偿出国的花费，他们会主动干得更久。除了干活儿，他们几乎没有娱乐、没有爱好，生活静悄悄的，沉在深深的水面之下，“如果能适应普拉托的生活节奏，那一定是个无趣的人”。

二舅受不了这种日子。自从出了国，原本滴酒不沾的他一顿午饭能干掉两大瓶红酒——只有这样，他才能忍着四肢的酸痛堪堪睡下。老陈亦是如此，任他在普拉托生活了近30年，这里似乎没有留给他多少美好的回忆。他刚来的时候就在工厂里“踩衫”，给皮包打缝线。后来拿了永居证，工资高了，仍旧闷头“踩衫”，给皮包打缝线。几十年来，似乎什么都没变，又似乎什么都变了。

“落叶归根。”老陈叹了口气，说老家的房子已经置办好了，就等他回去养老了。

我问老陈老家还有什么人，他摇摇头，说长辈全走了，就剩一些侄女和侄孙。他儿时的朋友也都基本断了联系，见了面也不一定能认得出来，“想一想，其实回不回去都一样，谁还记得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