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义与中国核能：愿尽一生力量换人类幸福

1960年，清华大学原子能实验基地在北京昌平虎峪开始兴建，这座别称“200号”的小院，孕育着世界上最先进的核技术。

兴建时，200号集合了清华大学各院系几百名优秀的学生，领头人是30多岁的吕应中教授——核能研究所的第一个所长，他们要建设一座试验核反应堆。

1964年，核反应堆建成，成为中国当时教育界的一件大事。

20世纪70年代，清华200号基地完成了中国提炼原子弹材料的关键技术，为两弹做出了贡献。

80年代，王大中院士带领核研院建成了5MW低温核供热反应堆，在我国首次实现了一体化压水反应堆技术。随后，又开始启动10MW高温气冷实验堆项目，

当时在读研究生的张作义，也是这个团队中的一员。

1979年，张作义考入清华，毕业后进入核研院读研、读博。

1984年，他第一次来到200号，“这批老师们（当时）就住在山沟沟里头，然后他们要买东西要进城，当时从这进城要坐火车进去的……当时的生活条件，包括各方面条件都很差”。

是什么让他们坚持了下来？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理想主义者，就是想为了这个国家的高科技，原子能的高科技，来奉献自己的力量”。

一路走来，他被王大中院士等老师所感动， “这个地方，正在爬的这座山，是大家的一个梦想，所以我希望加入这个团队，来实现它”。

27岁，张作义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前往德国于利希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访问结束回国，32岁，他成为清华最年轻的教授之一。

2001年，39岁的张作义就任清华核研院院长。从团队中的一员变成守望人，张作义感慨，“我感觉到传承的力量。这个工作是两代几百上千号人一生的努力”。

2006年，张作义被任命为“高温气冷堆核电站”专项的设计师和专职技术责任人。

自主知识产权、世界首座、示范电站——面对压力，张作义带领团队开始了漫长的攻坚之旅。

多年来，张作义和同事们舍弃了一系列爱好，一起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做实验、搞科研上，最忙时甚至昼夜连转。

也正是团队成员的舍得心，才推动项目不断前进。

但除了时间和精力上的保障，作为决策者，重大技术抉择时常考验着张作义的专业度和心态。

如果决策失误，损失的将是几十亿的投资，是中国会在高温气冷堆的技术研发方面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可能， “最怕的就是没法交代” 。

最后，他终于作出重大决定：在示范工程中采用传统的蒸汽透平而不是更加先进的类似于燃气轮机的氦气透平；采用小的更加简单的反应堆模块技术，两个模块并一机，实现20万千瓦的机组发电功率。

2008年，该重大专项总体实施方案得到国务院批准，清华成为唯一牵头实施重大专项的高校。

找数据支撑、书面回答上千个问题、召开全国顶级核安全专家会议后，2009年的10月，核电站成功完成安全评审。

核能的使用一直是个争议不休的议题。

1979年3月，美国三里岛核电站泄漏事故，约20万人撤离该地区；1986年4月，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普里皮亚季城废弃至今……

历史上发生过的核灾难，令人类对核这种看不见、又很致命的东西，抱有巨大的恐惧。

面对恐惧和质疑，各国对发展核能的态度截然不同。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后，德国民众反核情绪高涨，促使德国政府采取行动。2023年4月，德国关闭了最后3座核电站，结束了60多年的商业核能使用；法国则高度依赖核电供能……

“其实大家都担心安全”，核能如何安全可控地为人类利用，是几代科学家们一直以来努力翻越的山丘。

克服恐惧的最好方式就是直面它。

“人类恐惧始终是存在的，那么真正要减轻恐惧，就是你要更多地了解它”。

作为老百姓，张作义也希望“全世界最好没有原子弹”。

但他也认为，面对各国核技术的发展，“求善”也必须要有实践能力。

在“双碳”目标大背景下，核电已成为能源转型重要选项。

作为科学家，他们能做的就是， “尽我们一生的力量，使这个核能最后不会出现像福岛那样的事故，使这个核能真正的为人的幸福，为人类的生活来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