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砍头案曝流动精神病患者救治漏洞

记者 刘佳英 实习记者 黄莉瑶 见习记者 吴靖

发生在武汉火车站附近的砍头血案引发高度关注。肇事的重症精神病患者胡某在2月18日事发当天已纳入警方控制，其母电话之后也由公安人员接听。据财新记者了解，血案发生前，22岁的胡某独自离开居住地外出务工，当地卫生部门称对其的随访等工作也就此中断。

对此胡某老家所在地——四川宣汉县，当地卫计局丁姓股长对财新记者表示，精神疾病患者病情稳定以后需要和社会接触，谁也不能阻止患者外出务工，但患者出去以后，就可能出现“失访”的情况。据《成都商报》旗下新闻类新媒体红星新闻报道，胡某外出打工前，未告诉父母，也没有监护人陪同。

胡某老家在四川省宣汉县龙虎村。红星新闻对其母的采访显示，从十六、七岁起，胡某就辍学外出打工，之后变得脾气暴躁，直到2016年2月，因拿椅子砸母亲，胡某被送到宣汉县精神病医院，被确诊为精神发育迟滞伴精神障碍。

据报道，宣汉县精神残疾人证评定表显示：“胡某经济情况属于贫困，无劳动能力，致残原因为‘因贫’”。红星新闻转述胡某母亲冉小芳（化名）的说法称，胡某和父亲都在外打工，两人收入仅够维持一家四口的花销。

广州日辉成瘾和心理治疗中心主任何日辉表示，很多精神发育迟缓的患者，生活在充满歧视和屈辱的环境中，久而久之可能会一和人发生冲突，就非常愤怒，需要长期的心理治疗，但目前很多医疗机构都忽略了这一点，而患者出院后的病情追踪和管理，也存在漏洞。

根据2012年卫生部颁发的《重性精神疾病信息管理办法》，各级精神疾病防控机构应对本地区重性精神疾病信息汇总、管理。

《精神卫生法》则规定，若患者存在严重精神障碍，转入居家管理，应由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为其建立健康档案，开展康复训练。

可涉及各地区之间的精神病患者流动，丁姓股长称地区之间尚无法实现信息共享，卫生部门不知道患者流向了哪里，流入地也不知道谁是需要随访的重症精神疾病患者。

何日辉告诉财新记者，理想状态下应该由大量的社工介入精神疾病患者的居家管理，当患者到达另一个城市时，再与此地社工交接，确保处于流动状态的精神疾病患者，不会因为离开了曾经的居住地，就失去专业人员的照护。

鉴于目前中国的社工组织还未发展起来，何日辉表示，应由政府针对重症精神疾病患者，建立地区之间信息沟通的渠道，让流入地的医疗机构及时掌握患者情况，从而给予必要的指导和帮助，但信息互通的前提是充分保护患者隐私，否则会给患者带来伤害。

对于精神病人后期的监护，需要一个完整的康复体系。“现在不缺精神康复医院，康复工作应该在社区进行。”据该医生介绍，由于财政投入不足，很少有地区能够真正建立起社区康复。

以情况较好的北京为例，目前北京有青塔蔚园、静心园等建立在社区中的精神病康复站。“有的病人康复之后会去那边定期工作，做手工，医院社会工作科会定期过去辅导，病人每个月还能拿到800-900元的收入。”而北京某区精神病托管服务中心，家属缴纳每月1200元的托管费，精神病患者就可以接受全日制托管，由专业的临床专家、护士督促他们服药、指导他们的精神康复。

但宣汉县作为贫困地区，其财政能力有限，基层医疗机构人员素质和能力提升更需要“一定的过程”。上述丁姓股长还表示，精神疾病患者“很难管”，县卫生部门、医疗机构“该做的都做了”，而此次胡某杀人是在武汉受到外界刺激，宣汉县管不了那么远。

一名北京知名医院精神科医生告诉财新记者，严重的精神疾病患者还需要打工，“太正常了”，有些患者家庭条件不好，政府有没有给予足够的补贴能让患者生存，“这就是现状”，“我们还没有一个机制”，让这些严重的精神疾病患者得到照料。

2016年下半年，胡某获得了宣汉县残疾人联合会出具的二级精神残疾证明。但宣汉县精神病医院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财新记者，2016年上半年，胡某曾在未完成治疗的情况下，应家属要求出院，“不得不给他办理出院手续”，只给病人开了些药品，叮嘱了相关事宜。宣汉县精神病医院工作人员表示，患者出院后，追踪精神疾病患者的病情不在医院责任范围内。

宣汉县残疾人联合会办公室工作人员则告诉财新记者，胡某户口在宣汉县，本人其实常住外地，如果是住在宣汉县辖区内的精神病患者，医疗机构会登记精神病患者情况反馈给政府，政府再反馈给村干部，但胡某住在其他县城，宣汉县管理起来有困难。

风险由此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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