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思想》編者向我邀稿，今年聯經雙喜臨門：公司創辦50周年、《思想》雜誌50期喜慶。雜誌將以「思想的力量」為主題，出版專輯。我注意到。聯經公司的生日是5月4日，這恐怕並非偶然，五四是近代中國的啟蒙運動，這正是聯經這半個世紀所肩負的使命所在。
五四過去一百多年了，承繼啟蒙大業的聯經年過半百，而中國大陸的第二次啟蒙，也接近半個世紀了。然而，啟蒙在中國究竟是成功，還是失敗？啟蒙在公眾心中是否還有「思想的力量」？假如日漸式微，那麼癥結何在，有何新的路徑能夠跟上時代，繼續未盡的啟蒙事業？
剛剛過去的年歲之交，台海兩岸分別了發生了兩年大事，大陸一邊是上海的萬聖節，年輕一代以cosplay的另類文化展示，震撼了全國和全球；台灣一邊是年輕選民跳出藍綠的政治二分，投票給民眾黨，形成前所未有的三足鼎立格局。誰贏得了年輕人，誰就擁有未來。無論是選票還是文化，皆是顛撲不破的永恆邏輯。那麼，啟蒙大業何嘗不是如此呢？
思想啟蒙與學術研究不同，其不僅發生在學術共同體內部，而且啟蒙的誕生，就是現代公共領域的產物。啟蒙本身就是一個現代事件，哈貝馬斯所描述的以沙龍、報紙、雜誌為媒介的公共領域，是啟蒙賴以運作的社會文化建制。公共傳媒的每一步發展、每一次技術進化，都會同步地改變啟蒙的傳播方式，受眾群體、乃至啟蒙的內容本身。
現代媒體的發展，經歷了印刷媒體、視聽媒體和網路媒體三大階段。古騰堡的現代印刷術，使得現代的報紙、雜誌和流通的書籍，在技術上成為了可能，因而也造就了17世紀的新教改革和18世紀的啟蒙運動，現代知識分子的誕生，正是印刷革命的產物。到了20世紀，隨著廣播與電視的出現，知識分子不僅以間接的文字，而且以直接的視聽形象，出現在公眾面前，擁有了更直觀的感覺衝擊力。而到了20世紀末，網路媒體的橫空出世，既是對傳統知識分子的挑戰，又提供了知識╱真理生產與傳播的新的空間。
當代中國大陸的思想啟蒙，從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大略而言，經歷了兩個大的階段，第一階段，是從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這20年，以報紙、雜誌和書籍為核心的印刷媒介。80年代最有影響的啟蒙媒介是《讀書》雜誌（如今是碩果僅存）、《世界經濟導報》、《文匯月刊》、《青年論壇》、《走向未來》叢書、《文化：中國與世界》等等。90年代以後除了《讀書》之外，還有《東方雜誌》、《炎黃春秋》、《南方週末》、《南方都市報》、《新京報》、《東方早報》、《財經雜誌》、《財新雜誌》、《經濟觀察報》等等。第二階段是從2000年延續至今的網路媒體的崛起，先是印刷媒介的副產品，隨後與後者並駕齊驅，這十年來其社會影響已經碾壓印刷媒體。
新的網路技術的湧現，讓新媒體每隔3-5年，就發生一次新的更新迭代，這二十年網路媒體的變化，遠超過去的二百年。新媒體的更新反覆迭代，以中國大陸為例，大致經歷了四個時代：BBS時代、微博時代、自媒體時代和短視頻／社交媒體時代。這四個時代，既相互反覆迭代，又彼此交叉。啟蒙知識分子在這四個時代所扮演的角色和位置，是非常不同的，簡單地說，呈現出一條從中心到邊緣的下降路線。BBS時代是印刷媒介向網路媒體的過渡期，依然是公共知識分子唱主角；到了微博時代，以演藝圈和企業家明星為核心的網路意見領袖（大V）開始替代知識分子，占據了舞台的中心；在自媒體時代，各種知道分子和追求流量的公眾號在資訊的生產和傳播、其對社會公眾的影響力，全面勝出啟蒙知識分子；而到了近五年的短視頻和社交媒體時代，以文字為中心的印刷媒介，不再是以形象和圖像為中心的短視頻對手，各種視頻博主、直播網紅爭相鬥豔，啟蒙知識分子徹底退出了公共傳媒的C位。
何為啟蒙？幾十年來的中國知識分子普遍相信康德的那句名言：「有勇氣公開運用自己的理性」。啟蒙就是以理性化解愚昧，啟蒙就是思想的力量。民眾之所以陷入愚昧而不知，乃是因為缺乏現代的知識和思想的智慧。假如國民擁有了更多的現代觀念和思維方法，那麼專制制度的思想基礎便土崩瓦解。我思故我在，現代人的本質就是一個理性的存在。到了90年代，大陸的啟蒙知識分子內部圍繞著人文精神與世俗主義、自由主義與新左翼等重大問題，發生了尖銳的分裂與衝突，然而對立的雙方依然在啟蒙的延長線上：相信自己是理性的、明智的，對方則是愚蠢的、不智的。前文所述的第一階段，是印刷媒體為媒介的公共場域，知識分子們主要以公共寫作作為論述的方式，儘管在論戰當中雙方都帶有某些意氣的成分，但基本上依然是說理的，儘管各自有各自的理，互不通約、雞同鴨講。
在社交媒體的最初時期BBS時代，由於BBS技術形式和展示方式依然具有印刷媒體的特點（只是多了一層即時的交互性），擅長說理的公眾知識分子依然是BBS之中設定議程、掌控主題、叱吒風雲的英雄。
然而，從微博的誕生到自媒體的湧現，公眾知識分子一步步讓位於公共意見領袖和無所不知、無所不議的「知道分子」，有限的字數（微博140個字）和博取流量的壓力，讓更多的網路公眾人物和職業寫手明白，與其說理、以理性的論證說服公眾，不如以更簡單粗暴的煽情或者譁眾取寵的「標題黨」策略，吸引大眾的眼球，收割更多的流量。於是在公共領域，煽情代替了說理，情感的力量開始挑戰理性的權威。
近五年來，隨著視頻、特別是抖音（Tik Tok）、視頻號、小紅書、嗶哩嗶哩等的流行，社交媒體的主流從文字轉向了圖像，因而塑造了年輕一代新的閱讀習慣和思維方式。啟蒙原來是借助思想的力量，通過抽象的價值符號輸出，訴諸於受眾的大腦，從而改變他們的思維和觀念。然而，以圖像為中心的短視頻時代，徹底顛覆了傳統啟蒙賴以存在的生理與心理基礎，圖像以直觀、即時的最短路徑，繞過大腦皮層，直接訴諸於受眾的心靈，刺激他們的情緒，無須理性思考，看到即得到，聽到即獲得，有一種直接的、交互感染力的廣場效應。
對於啟蒙來說，難道理性的時代終結了，一個全新的情感時代已經到來？
假如情感時代的命題是準確的話， 那麼至少對年輕一代是有效的。我將活躍在當代中國大陸的人群，按照生理、心理和文化年齡，分為三代人：啟蒙一代（1950、1960年代生人）、過渡一代（1970、1980年代生人）和年輕一代（1990、2000年代生人）。啟蒙和過渡兩代人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無論好壞，早已固化，不再是啟蒙的對象，而年齡在15-25歲的年輕一代人，其心理年齡和價值觀，正處於形成期或初步成熟期，有很大的可塑空間，即使是步入社會的90後，因為虛無主義的普遍流行，內心也是一片荒蕪，不少年輕人又不甘陷入虛無，苦苦尋求安身立命的寄託所在。啟蒙的事業如果要繼續發揚光大，不僅要繼續以理性改變年輕一代，而且要適應年輕一代的代際文化特徵，主動調整啟蒙的姿態。
這個調整，就是除了堅守理性的力量，更要相信情感的力量。這是一個屬於年輕人的情感時代。
當代中國大陸的年輕一代，內心所信奉的，一是自我中心主義，二是多巴胺中心主義。最近在中國大陸非常流行的王家衛執導的電視劇《繁花》，過渡一代的中年人喜歡玲子，而年輕一代更愛汪小姐，因為汪小姐不要寶總的照顧，自豪地宣佈：「我是我自己的碼頭」，活出一個真實的自己，這正是90後、00後年輕人的共同價值觀，不要與我談論什麼「家國天下」，家事國事天下事，關我屁事！他們即使在街頭站出來，也並非出自一個公民的責任，更不會為自由、民主這些抽象的價值符號奮鬥獻身。所有的勇敢，僅僅是為了捍衛一己之個人權利、守護從小就擁有的任性與自由。不管妨礙其個人自由的權力來自何方，家長、老師還是政府，皆在反抗之列，只是反抗的方式不同而已：平時是內心的腹議，「態度誠懇，堅決不改」，到了關鍵時刻，會快閃式地見諸集體行動。年輕一代像古希臘的伊比鳩魯主義者那樣，相信社會生活皆以利己為原則，如果要正直，只是因為正直對自己有利。50後、60後的老一代人，多少是亞里斯多德式的參與城邦生活的政治動物，但他們的孩子一輩，基本沒有經歷過公共生活，也不習慣政治參與，即使偶爾在街頭有表現，更多地是文化性的，而非政治性的；是自我個性的展示，而非集體的政治意識驅使。
年輕一代多是一些伊壁鳩魯主義者，自我中心意味著個人的快樂至高無上，也是最高的善，無論吃喝玩樂，還是追劇戀愛、追求的就是一個身心的爽快。生活是否快樂，要看能夠分泌多巴胺，他們的快樂觀就是身體性的多巴胺中心主義。誠如伊壁鳩魯所說：「快樂是幸福生活的起點和目標，一切善的根源來自口腹之樂，就是智慧和文化也與此相關」。古希臘城邦晚期的伊壁鳩魯與春秋戰國亂世的道家哲學有相似之處，儒家的德性之樂與淑世精神不再有意義，唯有楊朱的身體之樂與莊子的個人精神自由才是安身立命所在。這幾年中國大陸經濟下滑、消費降級，人們普遍有一種末世來臨的心態。在不確定的亂世之中唯一值得珍惜的，不再是對未來的憧憬和追求，也非對過去美好時光的緬懷，而是對當下瞬間性快樂的把握，是對多巴胺分泌的快樂追求。吃喝與交友，唯一要看的，是對方能否為自己輸出情緒價值。
情緒價值意味著什麼？乃是一個情感時代的到來。啟蒙的第一代人經歷過火熱的1980年代，他們是城邦的政治動物，至死懷有無可改變的家國天下情懷；過渡的第二代人經歷過啟蒙的思想洗禮，也最早擁抱世俗化的市場經濟，他們相信人是理性的動物，通過精準的理性計算和人生設計，再加上努力奮鬥，以實現社會階層的往上流動。然而，年輕的90後、00後，生不逢時，不斷走下坡路的時代讓他們斷絕了對未來的期待和往上流動的念想，躺平、擺爛成為了他們新的人生姿態。正因為如此，年輕一代反而更在乎當下的即刻快樂，重視個人內心的感覺體驗。愉悅性消費代替了身分性消費。購物不再追求名牌，只要給自己帶來獨特的身心愉悅，就是好的。淄博燒烤、川味火鍋、小酒館的流行，成為大陸餐飲的主流，便與這種新的消費心理有關。老的一代人講究性價比，以計算理性導引購物，而年輕一代在乎的是「對上眼」，只要看顏值高、看上了，能夠為自己帶來情緒價值的，就會下單帶回家。
「對上眼」，跟著偶像走，不僅是商業的消費現象，也是政壇的精神現象。老的一代的選票，取決於政治立場與意識形態，但年輕一代不再是政治動物，也不重視利益的關聯，他們沒有太多的意識形態，最在乎的是政治人物是否「對得上眼」，就像購物一樣，能否給自己帶來情緒價值。2024年的台灣總統大選，第三黨的柯文哲贏得了26%的選票，大部分是年輕的投票族，並非偶然。年輕一代看不慣老氣橫秋的國民黨，也不滿腐敗的民進黨，而柯文哲亦正亦邪的新潮風格最對得上年輕人的口味。至於他的政見如何、德性高低，反而是退而其次、甚至忽略不計的考量了。今年的另一場更重磅的美國大選，決定勝負的將是一個上了去年《時代週刊》年度封面人物的當紅巨星泰勒．斯威夫特，她的年輕粉絲有2.8億，能夠決定美國18%選民的投票取向。
無論是文化，還是政治，最基本的選擇邏輯是對人性的理解。老一代將人理解為是城邦的政治動物，是意識形態的考量；中年一代將人闡釋為是理性的動物，在乎的是利益的計算；而年輕一代將人視為激情的動物，更重視情感的互動。在亞里斯多德、霍布斯和休謨之間，三代人有各自的選擇。而蘇格蘭啟蒙哲學家休謨對人性、利益和道德的觀點，在當代年輕一代那裡得到了完全的印證。休謨在《人性論》中說：「理性是並且應當僅僅是情感的奴隸，它除了服務和服從於情感外，決不能自命還有什麼別的功能」。年輕一代固然有自己的理性計算，然而，這些計算不具有優先性，他們是情感的動物，在激情面前，理性只是工具性的奴隸而已。無論是衝動性購物，還是尋找偶像或愛人，或者投票給不同的政治家，驅使他們的，與其說是理性，不如說是激情。正如休謨所認為的那樣，利益是一種激情，而非理性。決定利益的不是理性計算，而是激情的情感。
那麼，年輕一代有沒有道德感？關於這個問題，社會有各種不同的爭議。不少老一代人經常抱怨子女一代缺乏道德，不講人情。而我的觀察發現：兩代人的道德感和表現場域是不同的，簡單地說，老一代人更有私德而缺乏公德，而年輕一代不在乎私德而傾向公德。父母一代在熟人圈子非常重視人情，照顧親友的面子和利益，但置身於陌生人的公共空間，常常於公德而不顧。比如在中國大陸廣泛流行的廣場大媽舞，高分貝的音樂擾民引來年輕人的不滿。而年輕一代，不在乎熟人之間的人情，即使是有血緣關係的親戚，只要沒有經歷過共同的情感生活，即使有難也不願出手相助。但在公共場域，年輕人會表現出更多公德，相比較父母一輩，更願意讓座、幫助陌生人，只要情境化地被打動，激起了內心的惻隱之心。哪怕是遠在天邊的非洲饑餓、敘利亞難民，只要一張圖片、一段視頻，都能讓年輕人衝動之下傾囊捐款。
這就是年輕一代經常掛在嘴邊的共情。這種共情，絕非理性思考的結果，也非個人利益的驅使，僅僅是瞬間與對象之間發生了情感的共頻，激發了內心的同情與憐憫。休謨認為，人雖然是利己和自愛的動物，但這種自私是一種有限的自私，人與動物不同，他還具有孟子所說的源自人性本能的惻隱之心、同情之心，與他人發生溝通的共通感。當然，這一同情和憐憫與有限的自私一樣，也是有限的、相對的，取決於具體的場景，往往是瞬間的爆發。要成為持久的習慣，還需要有理性的道德自覺。然而，不管如何，有限的共情，依然是道德感的源頭。休謨在《道德原則研究》中說：驅使人們做出道德選擇的，不是理性的利益考量，而僅僅是情感。「這種情感不可能是別的，只能是一種對人類的幸福的同情和對人類的苦難的憤恨」。這幾年大陸直播帶貨最成功的董宇輝，所運用的行銷策略與上一代的頭部帶貨直播薇婭、李佳琦不同，他所訴諸的不是後者那樣理性的計算，宣稱這是「錯過會後悔一輩子」的全場最低價。董宇輝運作的是一段段溫情的小作業，這些故事激起了年輕消費者的童年溫馨記憶，在共情的爆發瞬間，不由自主地激情下單。同樣地，在2022年大陸年輕一代最青睞的嗶哩嗶哩網站，一個UP主的自拍視頻《回村三天治好了我的精神內耗》，博主也是巧妙地形塑了一個身殘志堅的「二舅」人設，激發了眾多年輕人的情感同頻，不經意間成為了全網最火熱的爆款。
滕尼斯有一個眾所周知的著名觀點：現代化的變遷，是從血緣、地緣和宗教為紐帶的共同體，轉型為由普遍的契約、法律為紐帶的現代社會。這一觀點固然不錯，然而，以契約為核心的現代陌生人社會當中，小共同體不僅沒有消解，而且以各種不自覺的模式在復活、重建。如果說老一代人更注重傳統的、固態化的血緣和地緣網路的話，那麼，年輕一代則更願意加入自願性的趣緣小共同體：讀書會、私董會、俱樂部、文化社團、公益組織等等。之所以當今網路最活躍的是社交媒體，也與此相關，連結這些小共同體的，與其說是共同的利益，不如說是共通的情感。每一個可以自願加入和退出的小團體，經過長期的共同的生活實踐，成員之間有相當緊密的情感互動和一定的信任感。這些情感共同體因為沒有直接的利益關聯，反而更純粹、更情感化，比較起以契約為紐帶的利益共同體，反而有更持久的生命力。
不少研究者將年輕一代視為與社會隔絕的原子化個人，但這只是一個面向，忽視了越是孤獨的原子化個人，越是與世隔絕的網路鍵盤俠，越是渴望面對面的直接交往。年輕人的社會交往，通過兩種形式得以實現：一是大型場域的匿名狂歡。疫情結束之後，雖然消費降級，但大型演唱會依然票價高企，在年輕人那裡一票難求，不少貧困大學生寧願餓幾餐，也要從黃牛那裡買高價票，身臨演唱會現場，這一現象為許多老一代人所無法理喻。個中原因除了年輕人崇拜偶像之外，另一因素是他們一旦沉浸於廣場式集體狂歡，那種情感上的共鳴所產生的強大氣場，能夠暫時治癒宅男宅女們的孤獨感和精神內耗，獲得瞬間的強烈快感，讓一個個孤立的「我」融合為一個既虛幻想像而又真實在場的「我們」。
年輕人的第二種社會交往，乃是各種亞文化的小群體。這種小群體，具有半開放、半封閉的性質，不管源自何種共同的愛好和情趣，皆共用一個共通的情感。年輕一代的原子化個人，依然有他們的社會性，一種以情感為紐帶的社會性。這種情感共同體誠如休謨所分析的那樣，具有前道德的自然屬性，然而，正如市場有一隻看不見的手，社會同樣也有一隻看不見的手，通過「共通的情感」自我調節，協調不同的利益、有差異的價值，形成以「共通的情感」為樞紐的自然擴展秩序，進而發展為道德和正義的合宜社會（decent society）。
努斯鮑姆在談到自由民主制度的情感基礎時指出：「所有社會都充滿情感，自由民主的社會也不例外」，「所有的政治原則都需要情感的支援，以確保它隨著時間推移的穩定性；並且所有合宜的社會都需要培養同情與愛的適當情感」。羅爾斯論證了一個正義秩序如何可能，努斯鮑姆相信，如果羅爾斯的良序社會都需要愛，那麼一個渴望正義的不完美的社會對愛的需要就更為迫切。不錯，在中國崛起大環境下出生、成長的中國大陸年輕人，被認為是「天然紅」，是充滿了民族主義的一代人。與老一代人的民族主義帶有理性的成分（什麼是自己理想的民族國家、理想的政治制度），年輕一代的民族主義更多地是情感的認同，是對文化、歷史、土地的情感依戀和熱愛。這有點類似赫爾德的文化民族主義，努斯鮑姆說，赫爾德式的民族主義是陰性的，不像男性那般具有侵略性，而是帶有女性的溫柔情感。她甚至說：「如果公民之愛要產生真正的幸福，那麼就需要將男性總想勝人一籌的文化女性化」。且不論努斯鮑姆的女性主義立場是否正確，有一點她是說對了，愛國的公共情感不是工具性的存在，而是具有內在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