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巴黎，街道宽阔，供给富足，来自世界各地的外交官、商贾、艺术家和学生在塞纳河畔漫步，俨然世界首都的景象。在法学院的礼堂中，也曾响起过来自东欧、俄罗斯、中国和日本的名字。曾经有两个外国人，在法国法哲学的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是古维奇（Georges Gurvitch）和德尔维奇奥（Giorgio Del Vecchio）。
关于德尔维奇奥，舒国滢教授、郑永流、聊搜等前辈曾提到过以外，晚近有姚远博士等同仁也曾涉及。与他的《〈法律的形式基础〉英文版序言》已经翻译为中文，可以在网上找到，这一序言介绍了德尔维奇奥的生平，此处不再赘述。至于古维奇，施鹏鹏教授曾节译过他的《法社会学要论》导言部分，如果想通过中文文献了解古维奇，北京大学出版社所出的《法社会学讲义：学术脉络与理论体系》第四章有所涉猎。不敢说这就是绝无仅有的资料，但中文著作中对这位从社会学认识论出发研究法律现象的法社会学家的研究确实不多。
这当然不是因为他们不够优秀。恰恰相反，这两个名字曾经响彻欧洲大陆。如果意大利有德国那样的“桂冠法学家”的话，在一战以前非德尔维奇奥莫属。而古维奇则曾经是列维·施特劳斯等顶尖社会学家的授业恩师。除了科学上的重要性之外，二人法国法学研究组织上的重要性也不可忽视。他们在创立于1931的法国“国际法哲学与法社会学研究会”（L’institut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 du droit et de sociologie juridique）和期刊《法哲学与法社会学档案》（Archives de philosophie du droit et de sociologie juridique）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这个在1940年德国占领法国时香消玉殒的短命研究会一开始恰恰是为了与日渐倒向国家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德国国际法哲学与社会哲学大会（IVR）对抗而诞生的。此二位——特别是古维奇在协会中发挥的作用正好从一个角度体现了个人的良知在政治风潮中的无奈和抗争。
古维奇1894年出生于俄罗斯黑海畔诺沃罗西斯克的一个犹太银行家家庭。从里加和罗斯托夫接受了中学教育后，古维奇来到现在位于爱沙尼亚的塔尔图斯，学习法律，并同时在德国作研究。随后他在圣彼得堡接受著名法学家和心理学家莱翁·彼得拉日茨基（Leon Petrażycki，1867~1931，现在一般认为是波兰学者，在道德心理学和法哲学方面建树颇丰）的指导，并开始了教学生涯。1917年十月革命时，他也投身了革命热潮。而到了1920年，苏俄内战末期，苏联当局厌倦了这个反对列宁集中制的青年，古维奇只得离开了红色苏联，辗转欧洲，并于1925年来到了巴黎，就学于索邦，时年31岁。古维奇在1958年第六期的《新文学》亲自回忆了这一段可以认为是古典贵族青年传统延续的欧洲之旅——虽然蒸汽机的出现让这段历程比此前伴随着不时决斗的壮游少了不少浪漫气息。是年，法国从鲁尔区撤军；伟大而长寿的惹尼（François Gény, 1861~1959）带着无上的荣光从南锡法学院院长的职位上荣休，他的《实在私法中的科学与技术》第四卷也出版，标志着20世纪前30年最优秀的法国法哲学著作的完成；另一位反动的天主教法学家勒菲尔（Louis Le Fur, 1870~1943）也出版了他的《法学基础》，并且开始在海牙国际法研究院授课。
此前，古维奇已经用德语发表过关于法社会学的论文，并且在法国讲授德国哲学、主要是现象学的课程。1928年，古维奇归化为法国公民。四年后，也就是1932年，他的文学博士论文《社会法的理念》在巴黎出版，由上面提到的那位反动天主教法学家勒菲尔撰写了前言，这篇前言本身也是重要的思想史文献。在那个时代，哲学、心理学、法学和文学之间的界限，本来就不像现在那么清楚。在他离开巴黎去斯特拉斯堡任教的时候，整个法学界都意识到一颗来自东方的新星正在冉冉升起，没有人怀疑这是一个辉煌灿烂的学术生涯的开始。
当然，他仍然拥有一个甚少有人能比肩的学术生涯。只是，我们都知道30年代是怎样一个萧条、动荡、极端势力抬头的年代，紧跟而来的40年代则充满了战火、背叛和欺骗。
让我们回到1930年。建立于1909年的德国国际法哲学与社会哲学大会（IVR）已经进入了青年时期。几乎和我们中大部分人一样，IVR有一个躁动和混乱的青年时代。随着纳粹的上台，IVR里越来越多的会员开始表现出倒向纳粹的倾向。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古维奇和恩师勒菲尔合作于1931年在巴黎建立了法国自己的国际法哲学与社会哲学研究会和期刊《法哲学与法社会学档案》。最初，勒菲尔出任主席，古维奇出任秘书长，主要的参与者还包括惹尼、德尔维奇奥、哈罗德·拉斯基和现在对我国法学影响颇深的罗斯科·庞德。随后，德尔维奇奥接任主席，古维奇仍留任秘书长。协会大部分的行政工作主要由古维奇和后来加入的保罗·莱昂（生平不详）负责。古维奇在游历欧洲时积累下来的人脉和名气引得当时在欧洲的伟大法学家争相来投，除了德尔维奇奥之外，数得上名的还有凯尔森（Hans Kelsen, 1881~1973）、新慈海默（Hugo Sinzheimer, 1875~1945）、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 1878~1949）、康托罗维茨 (Hermann Kantorowicz, 1877~1940)等人。
此后的十年间，政治局势越来越紧张。IVR乘德国扩张主义东风，也希望蚕食新诞生的研究会。值此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古维奇竭力希望保持研究会相对于IVR的独立地位——尽管被不知情的人经常把它看作IVR在法国的分会。他甚至希望在组织结构上也强调和IVR的差异。政治风潮显然已经席卷全欧，法国研究人员经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而只能写一些“政治上正确”的文章，卡尔·施密特因为是纳粹的官方学者而成为法国理论研究的一个禁区。但古维奇则尽其所能在财政上保持研究会不受政治影响。如此一来，古维奇对研究会的认识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或者用一个现代的词叫“纠结”。他一方面要阻止右翼势力进入研究会，另一方面又想坚持科学研究的独立性。两者的紧张关系让他的抱负实际上成了海市蜃楼。
德尔维奇奥在此时终于出场了。他经常劝说古维奇不要把学术和政治混为一谈。当然，鉴于他的资历比古维奇老（德尔维奇奥1903开始在大学获得教授教席的时候，古维奇还是个穿短裤的小学生），职位比古维奇高，用“劝说”这个词，多少有点儿过于给古维奇面子了。无论如何德尔维奇奥认为和德国IVR保持良好关系、甚至接受德国方面的领导并不是一件不能想象的事情。因为“科学是科学，政治是政治”（让人想起德国谚语“工作是工作，烧酒是烧酒”），而且和德国的同时广泛合作有助于提高整个研究会的科学研究水平。
可是随着极右政党在欧洲纷纷上台，高等教育常受干涉，古维奇显然愈发清晰地意识到德尔维奇奥把学术和政治截然分开的想法实在是过于浪漫了。虽然现在还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两人的意识形态也影响了对协会组织工作的认识。但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强调工人和社会团体自治、国家职权极小化的社会主义）和一个犹太人，古维奇与保守的右倾天主教理论家德尔维奇奥对于右翼势力渗透的认识大概是不会一样的吧？实际上，德尔维奇奥和他那一代大多数的意大利知识分子一样，对墨索里尼政权态度暧昧（当然必须考虑到墨索里尼并不是凭借右翼倾向上台的）。
两人的差异在三十年代的最后几年全面激化。此时，法西斯在法国也全面抬头。古维奇仍奢望坚守住研究会这一块学术阵地，与法西斯意识形态对抗。研究会在1937年3月和4月于罗马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出于对墨索里尼政权的反感和恐惧，许多成员并没有出席。其中就包括古维奇。会议最后一天，两名德国法学家和一名和古维奇一样流亡到法的俄国法学家当选为研究会的新会员。这两名德国法学家当时正与纳粹政权同流合污。得知此事以后，古维奇在一封写给友人的信中说：“此次选举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而那位俄国法学家也没好多少。这位同样流亡法国的前朝遗老，一直生活在古维奇的阴影下，并且对古维奇的犹太出身常怀不满。在另一封信中，古维奇说“这位俄国先生的当选简直是丑闻，（和选出纳粹法学家相比）虽然种类不同，程度却是一样的！”
此时，古维奇虽然在私下透露过隐退的念头，但还是希望在研究会的组织框架内斗争。他写信给德尔维奇奥，解释上述三人当选有程序瑕疵（没有在选举前一个月提交申请），因而选举无效。同年，在时任研究会主席的德尔维奇奥邀请了几个德国学者参与研究会议事的举动进一步刺激了古维奇。他写了若干封信件，给德尔维奇奥，也给研究会的其他成员，毫不畏惧公开与德尔维奇奥的纷争。在信中，他威胁辞去秘书长职位，并且退出研究会。在经过了两年苦苦支撑后，古维奇也终于走到了破釜沉舟的边缘。
“我从秘书长职位上辞职已成定局”在一封给保罗·莱昂的信中，古维奇写道，“重点是德尔维奇奥接受了盖世太保的钱而研究会的规则也遭毁伤。我绝对不会和那三个人共事。这就是我最后的话。你们可以不再把我当秘书长看了。我受够了！对你们而言在盖世太保的羽翼下工作轻而易举。可我，我绝不这样做！”对这封信的回复是，保罗·莱昂也将退出研究会。这才让古维奇在巨大的不安中稍感宽慰。古维奇也没有立刻宣布辞职的决定，而是说“我再等两周看看。”但他已经给所有的协会成员——包括德尔维奇奥——寄去了宣布自己将在五月一日辞职的信件。
如果故事真的以古维奇辞职结束，或许会少一些感伤。史家也可以用更英雄主义的笔调书写这一次冲突。
而事实是，在德尔维奇奥和其他同事的极力挽留下，古维奇最终还是收回了辞职的决定。德尔维奇奥再次劝诫古维奇不要把科学和政治混为一谈，他要求古维奇正视大部分参与选举的同事和纳粹毫无关系的“现实”，并且否认研究会受到纳粹控制。可古维奇——正如那些在高度集权的政权下生活过的所有个人那样——早就无法相信科学无关于政治。所以他在写给德尔维奇奥的信中说：“主席先生邀请恩姆格（Karl Emge, 1886~1970）参加研究会，就是给我们强加了第三帝国的一个法哲学领袖。我实在不关心这两位以异常方式当选的德国候选人的政治倾向，我关心的毋宁是他们的政治活动。令我异常痛心的是您竟然一句‘此为政治的，与科学无关’而对此视而不见。”同一天，古维奇收到了几位知名德国法学家抗议纳粹法学家当选的来信，其中包括我们熟悉的拉德布鲁赫。这几封信让古维奇重燃了在研究会内持续斗争的信心，从而推迟了辞职的决定。“成吧，我等到两年后的牛津会议，再向大会提交对于此一事件的报告，并要求推翻接受上述三位候选人的决定。”
所谓人算不如天算，大概就是如此吧。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燃遍欧洲，本预定于1939年举行的牛津会议最终没有召开，古维奇的算盘也最终落空。随着1940年法国沦陷，法国“国际法哲学与法社会学研究会”消散在了布满法西斯阴云的天空中。战后，尽管研究会在20世纪前半叶的法哲学发展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却再也没有复建，并逐渐被人遗忘。如果我们回想古维奇对科学和政治的态度，不难意识到研究会的意义不仅仅是科学方面的，也同时在于其为捍卫民主共和精神所作出的努力，直至沦陷。1940年，古维奇和其他那些反对纳粹主义的学者不得不（再次）背井离乡，漂泊四海，直至光复。其中，古维奇流亡美国，并参与建设了纽约的社会科学新学院。
戴高乐将军率抵抗军重返巴黎的那一天，那些在伪政府工作过、在伪军服役过、向伪警察告密过的法国人，突然找出不知从哪里翻出来的旧军装（当然是法军军装），挺着胸膛走上街头，夸张地挥舞着三色旗，仿佛他们一直就在为民族解放事业不断努力不断牺牲一样。同一批人，只要能抓到那些无依无靠的人——比如说寡妇，并且有勇气喊出这些人是通敌者，便能够肆意剪掉她们的头发、殴打他们、在他们的身上挂上“通敌者”的牌子游街，从而让自己表现得更像一个爱国者。曾出任维希政权高教部长的里佩尔（Georges Ripert, 1880~1958）也在接受了两年审查后，便重返高位，依然做他的巴黎大学民法教授。
戴高乐希望让所有的抵抗运动看上去都是他的抵抗军所为。我们不能否认抵抗军确实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我们同样不能抹杀其他人零星的抵抗活动。我们也不能抹杀那些法学家为了民主和自由做出的牺牲——即便他们无法像共产党游击队和其他武装一样做出杀身成仁的决定。他们的努力，如同我们看到的古维奇的努力，看上去不过是动动嘴皮子和笔杆子而已，也根本不会有什么成效。一旦德国军队开进法国的边境，思想自由、科学独立全部灰飞烟灭。那些戴着眼镜、穿着古板的礼服走过索邦广场或者先贤祠前学者们，便如当车螳臂，被历史的车轮无情地碾过。然而在政治的巨力面前他们虽然显得脆弱不堪一击，却更彰显了心灵的高贵。在我们回顾过去的时候，这些毫无结果的努力，无论如何不应该忘记。
正如春草，就算人们没有看到他们，他们也毕竟曾在世上活过一遭。
1944年，古维奇创办了《国际社会学杂志》（Cahiers internationaux de Sociologie），并开始在索邦授课。1960年，极端民族主义、反闪主义组织在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的古维奇家门口布置了一颗炸药，意在谋杀。他虽然死里逃生，却留下了极严重的后遗症，并导致他最终于1965年去世。1970年，在先后送走自己的老友、学生甚至学生的学生后，走过了92年岁月的德尔维奇奥也去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