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其发生的原因,大概率是因为育儿成本高昂,而这其中,又可以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
在农业为主的社会,要想使一个孩子将来能够自食其力,对其最重要的投资实际上是食物:只要吃得饱,就能下地干活,就有劲儿,就会有收成,有收入。
但是在现在社会,光有劲儿、有肌肉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还要有头脑,在经济学中的概念叫“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积累主要方式是依靠教育与培训,这些在现代社会的成本都是很高的。
特别是在中国,本身自古对教育就非常重视,更加加重了对有限教育资源的竞争与博弈。
现代社会妇女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使得照料孩子的“机会成本”大幅增加。在现代社会,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与所得到的回报日益提升。
在中国,城市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达到70%左右。
在女性广泛参与市场劳动的过程中,因生育以及照顾孩子而放弃工作机会与家庭收入成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
在美国,女性生孩子每晚一年,年收入平均增加9%,工资平均增加3%,工作时间平均增加6%(Miller, 2011)。在中国,每多生育一个孩子会导致女性工资率下降7%(於嘉和谢宇,2014)。在德国生育孩子的成本是母亲整个生命周期内收入贴现值的35%,这其中3/4的影响来自于劳动供给量的减少,1/4的影响来自于工资水平的降低;
在20岁时,已生育女性的收入比未生育女性高5%;40岁时,未生育的女性比同龄的已育女性收入高10%。
(Adda等, 2017)。
但这个差异既有可能是因为生孩子令职业中断而造成的影响,也有可能是因为不同教育背景、不同收入程度的女性在生育意愿上本就有所不同。比如自身收入较高的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更大,因此生育意愿本来就会更低。
所以,比较理想的实验设计是,对两组教育背景、收入水平相同的女性进行比较(唯一的不同就是一组女性生育了子女,另一组未曾生育)。另一篇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的一篇论文,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对比了10年间的三万多名接受试管婴儿的女性数据,来对比成为母亲这件事对女性职业的影响。
这些被试女性在接受试管治疗前的收入、教育程度、劳动参与率都高度相似。继而,研究者对比了治疗成功(成为母亲)和治疗失败(未成为母亲)后的两组女性在职场上的表现差异。
结果发现,
母亲这一身份对女性的劳动力市场表现是有负面影响的,而且这种负面影响是持续性的。在生育后的2-5年内,她们的收入减少了12%。
(Lundborg 等,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