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青少年道德教育是青少年研究领域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本文借助文献计量法对近20年CSSCI来源期刊收录的390篇青少年道德教育文献进行分析，从核心作者、论文合著、发文期刊、发文机构、发文数量、科研基金资助等多维视角，全方位展示该领域研究的现实脉络、理论热点及演进历程，呈现出前景与困境并存、问题与政策共驱、拓展与聚焦统一的研究态势。未来该领域需要进一步树牢问题意识，解决青少年道德教育过程中个体与公共的统一问题、内化与外化的实现问题、定时与恰时的选择问题、规训与自主的融合问题，实现青少年道德教育基础理论、协同理论、共青团育人理论突破，不断提升青少年道德教育研究的生产力、创造力和发展力。
关键词:青少年道德教育;文献计量分析;现实脉络;演进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和希望。要抓住青少年价值观形成和确定的关键时期，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释了青少年道德教育与伟大工程、伟大事业的密切联系及相互作用的内在逻辑关系。加强青少年道德教育，既是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道德观、实现个体全面发展的现实之需，也是确保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长久之计。
学术界对青少年道德教育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青少年研究发展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方向和科目[1]，20世纪80年代思想政治教育被正式确定为一门学科，关于青少年道德教育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进入21世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加速进行社会转型的同时，多元文化交流碰撞，拜金主义、普世价值、民粹主义、新自由主义等西方思想文化涌入国内，加之传统文化糟粕尚未彻底摒弃，给正处于道德培养塑造关键时期的青少年带来巨大影响。这迫切需要加深对青少年道德教育的研究和理解，更好地发挥青少年道德教育凝聚共识、抵御风险、塑造价值的作用。21世纪初，党中央印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将“以德治国”上升为治国方略，并对青少年道德教育做出了顶层设计，为青少年道德教育研究的不断深化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战略支撑。学者们分别从哲学、政治学、教育学、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视角探究了青少年道德教育的主体、对象、内容、原则、方法、载体、管理等方面问题，取得了丰硕成果。青少年道德教育研究已成为近20年青少年研究领域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2019年，党中央印发《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对青少年道德教育再次“加码”，做出了更为具体详细的战略谋划，开启了新时代青少年道德教育新征程。如何系统总结已有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开拓新的研究领地，成为当前青少年道德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梳理现有研究发现，当前研究侧重于从微观层面对青少年道德教育的某一方面进行剖析，并未宏观和完整地呈现青少年道德教育研究的样貌。这种情况，不仅不利于对青少年道德教育的深入研究与探索，而且在实践领域也不便于有效地解决现实问题。
基于此，本文将借助文献计量法对2000年以来关于青少年道德教育的有效文献进行研究，旨在全面、客观、形象、准确地反映当前青少年道德教育研究现状，展现近20年来青少年道德教育的演进历程和研究态势，以期为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乃至青少年道德教育工作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1.数据来源及确定
学术界对道德教育的理解把握可谓众说纷纭、人言人殊。有学者提出，道德教育是一种知性教育，它主要是向学生灌输抽象的道德知识，不仅培育私人生活中的道德素养，更要培育公共品德以及公共精神[2]。也有学者指出，道德教育的宗旨是养成人之为人的基本德性，让人具备道德情感、道德智慧，并形成内外统一的美好道德人格[3]。还有学者提出，道德教育就是培育人的德性与德行的教育，包括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等内容。不难发现，无论学者对其做出何种释义，“道德”和“教育”均是绕不开的核心词。
为此，本文以CSSCI数据库为数据遴选平台，以“青少年”“道德”“教育”为主题进行检索，时间跨度为2000—2020年，剔除新闻报道、征稿等非研究型文献，共得到有效样本文献390篇(检索时间截至2020年8月31日)。
2.研究方法与工具
本研究主要使用文献计量分析软件Cite Space和Bibexcel、社会统计软件SPSS、题录分析工具SATI、社会网络分析工具NetDraw等，绘制相应知识图谱，将零散信息以科学的、可视化的形式呈现出来，对近20年来青少年道德教育的研究现状展开探讨。
1.核心作者分析
统计发现，在390篇样本文献中，署名作者共489人，其中，以第一作者身份发文的共345人。按照普莱斯定律N=0.749×nmax确定核心作者方法[4]，将近20年内青少年道德教育研究领域发文最多作者叶飞的发文量7篇代入公式，算得N≈1.98。为此，发文量大于等于2篇的作者可视为这一时期青少年道德教育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共28人(如表1所示)。
除发文量外，发文的被引频次也是作者影响力的重要体现。经统计，单篇被引频次大于等于50的第一作者共有22人次(如表2所示)。其中，张倩苇的《信息素养与信息素养教育》被引630次。
2.论文合著分析
合著论文是科研合作成果最直接的表达方式，一段时期内的论文合著数量能有效反映某一领域科研合作和学术交流情况。合著度和合作率是分析合作研究的两个重要指标，合著度=发表论文作者数÷论文总篇数，合著率=合著论文篇数÷论文总篇数。这两个指标越高，说明科研合作和学术交流越频繁[5]。经统计，390篇文献中，有272篇为单独署名，有96篇为2位作者合作发文，有22篇为3位及以上作者合作发文，整体合著度为1.25，整体合著率为30.26%。这两个数据反映，平均每篇文献有1.25个作者共同完成，独著是该领域研究发文的主要方式，学术交流并不活跃。
为进一步分析该领域团队合著情况，利用Bibexcel软件构建合作团队共现矩阵，并用NetDraw绘制青少年道德教育合作团队社会网络图(团队合作人数阈值设定为2，合作次数阈值为1)，如图1所示。
从图1中连线粗细判断，青少年道德教育研究领域有一定量的合作团队，但合作次数超过2次的仅有7个团队，固定合作团队偏少。其中刘磊、李德显带领的团队规模最大，成果最丰富。经计算，该图的网络密度值为0.0144，指数偏低，反映该网络的连通性不好，离散程度较大，不同团队之间学术沟通较少。
3.发文期刊、机构影响力分析
论文期刊分布可以体现期刊学术取向以及某一科研领域发文空间。统计发现，390篇青少年道德教育研究文献刊载于136种不同期刊，平均刊文密度为每刊2.87篇。刊文超过10篇的期刊共有9种(如表3所示)。其中，《中国青年研究》是刊发研究生教育领域文章最多的期刊，达到29篇，占论文总量的7.44%。《中国教育学刊》紧随其后，发文26篇，占论文总量的6.67%。这9种期刊是青少年道德教育研究领域的核心平台，为该领域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详见表3)。
发文机构分布可以反映一个机构对某一领域的研究底蕴和热衷程度。统计发现，共有240个研究机构发表青少年道德教育方面文章。发文量机构发文量排名前10位的如表4所示。发文最多的是南京师范大学，共有18篇，其次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有15篇。师范类高校是青少年道德教育的主要研究阵地，前10位中就有8所师范类高校;师范类高校的发文总量达168篇，占论文总量的43.07%。
1.研究数量演进情况:呈抛物线形发展态势
文献的时序分布可以反映某一研究领域的发展速度与态势。利用CiteSpace统计结果绘制近20年青少年道德教育文献数量的年度时序分布图(如图2所示)。
由图2可以看出，近20年青少年道德教育的发文数量趋势呈抛物线形。综合实际发文量和拟合趋势线，近20年青少年道德教育研究需要注意两个时间节点:第一个时间节点为2006年，第二个时间节点是2016年。在2006年之前，青少年道德教育研究发文数量呈总体上升之势，发文量几乎逐年增多。2006—2016年，青少年道德教育研究发文数量呈平稳发展之势。这10年里，有7年的年度发文量超过了20篇，其中2008年发文数量最多，达到峰值，为44篇。2016年以后，青少年道德教育研究发文数量呈逐年减少之势。
2.热点前沿演进情况:根植于时代新形势，顺应时代新变化，满足时代新需求
Cite Space软件可以分析某个阶段发表文献的关键词突变情况，其中，“突变强度”越大，表明该关键词在这一时期内使用越密集，是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前沿。本课题在整合意思相近关键词基础上，将年代切片设置为1年，节点类型为“关键词(keyword)”，进行关键词突变分析(见表5)。
由表5可以看出，近20年青少年道德教育研究前沿的演进和变化大体经历了4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00—2006年。“思想教育”“养成教育”“网络道德教育”“性教育”等主题是该阶段研究热点。一方面，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外开放步伐进一步加快的同时，外来思想也在潜移默化中考验和影响着中国青少年原来的道德观念，致使部分青少年陷入了利益与道德的选择困境。这也引起了社会的焦虑和学术界的关注，广大学者针对青少年道德教育中出现的功利化、自由化、物质化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另一方面，进入21世纪后，网络技术日新月异，催生了许多新兴业态。伴随着青少年网民逐年增多，网络影响并融入青少年道德教育已是大势所趋。青少年道德教育与网络主题成为学术界重点关注对象。这一时期，发表在CSSCI期刊的关于青少年网络道德教育方面的论文总量占同时期青少年道德教育研究领域发文量的20.3%。
第二阶段是2006—2012年。“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家庭教育”“学校道德教育”等主题是该阶段研究热点。2006年3月胡锦涛同志首次提出“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后，学术界掀起了对青少年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一股热潮。学者们从理论渊源、价值取向、实现路径等方面研讨了青少年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这一时期，除了道德教育内容主要转向“社会主义荣辱观”外，关于道德教育实施主体的研究重心也发生了变化。青少年道德教育不仅局限于学校方面，家庭对青少年道德观的形塑作用越来越突显，学者们对这家庭道德教育的关注也逐渐增多。
第三阶段是2013—2016年。“核心价值观”“价值取向”是该阶段最突出的研究热点。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4年习近平在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考察时强调，“要通过各方努力，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种子在少年儿童心中生根发芽、真正培育起来”。同年，教育部印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意见》。在此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就成为青少年道德教育热点话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体现了“道”的方法原则和“德”的准则规范，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运用于青少年道德教育中，既是帮助青少年抵制“普世价值”“民粹主义”等错误思潮渗透，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加强和改进中小学校青少年道德教育工作，提升教育有效性的现实需要。这也就引起了学者们的深入研究。
第四阶段是2016—2020年。“道德教育”“立德树人”“时代新人”“核心素养”等成为该阶段热门话题。正如前文所讲，道德教育隶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领域，学术界对道德教育的研究往往将其置身于思想道德教育的语境之下。但随着党中央明确要求“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之后，道德所蕴含的多元化功能进一步彰显出来。广大学者不再把“道德教育”等同于“思想教育”“思想道德教育”，而是从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行为等方面探讨研究道德教育。这反映出学术界关于青少年道德教育的研究更加聚焦于“道德”这一核心素养上，具有一定的去政治化倾向。
3.科研基金演进情况:资助总量、质量实现双提升
科研基金是学术研究有序有效开展的重要保障，对科研领域的发展有很大推动作用。一个研究领域的项目基金情况也能够反映国家和各级有关部门对某一领域的重视程度。经统计，在390篇文献中，有139篇文献为各项基金、课题资助的研究成果，占比35.6%。按照国家级、省市级(由省、市级相关单位组织评审的基金项目)、校级(由学校组织评审的基金项目)对文献基金进行分类，情况如表6所示。
整体来看，我国青少年道德教育研究早期被资助的文献较少，2000—2002年、2003—2005年的研究成果资助占比均未超过3%。从2006年开始，受资助的文献快速增长，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资助占比超过了50%。从资助基金类型看，青少年道德教育研究资助基金级别普遍较高，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有关部委基金为主，2018—2020年的国家级资助占比达到了75%。
本研究借助Cite Space、Bibexcel、SATI、Net Draw等诸多可视化软件，对近20年CSSCI数据库中390篇青少年道德教育领域文献进行了文献计量分析，宏观把握了该研究领域的现状。
1.研究形势上，前景与困境并存
毫无疑问，党和政府对青少年道德教育越来越重视，课题基金资助占比逐年提升，加之学术界对青少年道德教育数十年的研究积淀，青少年道德教育领域研究的发展前景值得期待。但当前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从发文数量看，近年来青少年道德教育的发文数量自2017年以来呈下滑趋势;从研究人员来看，虽然每年均有一定数量的新生力量投身到该领域，但也有部分学者把研究重心转移到其他方面，队伍总量在减少;从研究团队看，规模团队数量较少，不同团队之间沟通交流不多。如果这些问题不加以解决，将严重影响青少年道德教育研究的可持续发展。
2.研究方向上，问题与政策共驱
梳理文献发现，青少年道德教育研究的问题导向特征非常明显，在390篇文章中仅摘要中含有“困境”“问题”或“挑战”字样的文献就多达126篇。可见，用学术语言阐释、分析和解决理论或实践中的问题是当前青少年道德教育研究领域的主要范式。此外，青少年道德教育研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国家倡导的主流思想影响。比如，党中央提出社会主义荣辱观、核心价值观等主流思想后，分别掀起了学术界关于青少年道德教育的研究热潮，对应的关键词在一定时期内频次逐年增多。在问题导向和政策导向的“双向”驱动下，青少年道德教育的研究范围得到拓展，为青少年道德教育工作带来了完善与创新的可能。
3.研究内容上，拓展与聚焦统一
根据文献计量学观点，分析关键词频次和中介中心性，能够了解某一领域某一时期的研究热点。本课题在整合意思相近关键词基础上，对关于青少年道德教育的390篇文献、1032个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得出青少年道德教育研究高频关键词和高中介中心性关键词表(摘选排名前15位，详见表7)。
从表7可以看出，青少年道德领域呈现出既不断拓展又高度聚焦的发展态势。一方面，研究热点主题涵盖青少年网络道德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学校道德教育、家庭教育、性教育等诸多方面，涉及学生类青少年、特殊类青少年、犯罪类青少年等不同群体，研究的内容十分丰富，深度不断延伸、广度不断拓展。另一方面，所有的研究又聚焦到一条主线上，贴近青少年道德教育发展实践，服务并回答“为谁培养青少年”“如何培养青少年道德”“培养青少年什么样的道德”这些根本性问题。正是这种分化与聚焦的有机统一，赋予了青少年道德教育研究的生命力，也能确保其沿着正确的航线前行。
综上可以看出，青少年道德教育研究已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产生了丰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青少年道德教育事关青少年道德素质的成长健全，事关国家、民族和党的伟大事业的兴衰成败，可谓任重而道远，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提升。
1.进一步树牢问题意识，不断提升研究生产力
实践性是青少年道德教育研究的显著特征。树牢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捕捉青少年道德教育实践过程中的重大问题，有的放矢地答疑解惑，是该领域研究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1)个体与公共的统一问题。近20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青少年教育机制在改革中深化，在深化中发展，但强调考试竞争、知识占有以及优胜他人的教育逻辑没有得到根本改变[6]，这一情况在中小学校尤为明显。在这样的教育机制下，青少年学生容易走向以自我中心、自我封闭的状态，并逐渐形成以个体利益、个人得失的角度来看待自我与他者、集体、社会的道德认知。这不符合青少年道德教育“培育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并为之终生奋斗的时代新人”的初心，将会对青少年道德教育造成冲击，甚至影响青少年学生对接受青少年道德教育的价值判断。实现个体与公共的统一，既需要加强顶层设计，进一步深化青少年教育及道德教育改革;也需要学术界加大理论研究，系统厘清问题，并找到解决问题的理论支撑和逻辑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