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2月，我十九岁，在参加生产队劳动一年多后，参加"文革"后恢复的首次高考。
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高考。
在那个年代，在家乡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太河人民公社那落后闭塞的山村，这次参加高考，从得知消息到报名、考试，也就二十多天时间，我连文科、理科都分不清，也不知啥是本科、专科、中专，盲打懵闯报名，糊里糊涂考试，自然名落孙山。
1978年夏天，我二十岁，在经过半年多劳动之余的自学复习后，第二次参加高考。
这次，我惦量自己，报了中专，最终被淄博师范学校录取。
我是在1966年的夏天，被父母送到村小学，开始我的上学路的。记得上学不久，发的课本课文没学几篇，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们使用的课本，今天老师说"房前屋后种瓜种豆"这篇课文是"封资修"的东西，不能学了，明天老师又说"大羊大小羊小"这课文"有毒"，也不能学了。就这样没几天，我们那课本就没几篇课文能学，被老师收起不能用了。在后来的小学二三年级，我们一直是上着没课本的学，语文课我们就只学《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发表的"最新指示"，数学课呢，则是背诵《九九乘法口诀表》，老师让我们正着背、倒着背、横着背、竖着背、斜着背、交叉背，只背得头昏脑胀。那时执行伟大领袖"学制要缩短，教育要改革"的指示，我们上学的学期也改成从春节后算起，小学是五年，初、高中都是两年。
1972年春节后，我到上初中时候了，我们村小，没有初中班，我和本村的四个同年级的，就被安排到邻村北下册村，插入他们那的初中班。到1973年春节过后，当时的人民公社，在淄河西岸，北下册村对面的一面山坡上，为我们河西的8个村，建起了处中学，起名叫"河西联中"，我们就到那里上初中，我们也是这新建学校的第一届学生。
这一年，我们上学，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首先是学制变了，新学期恢复以前，也就是1966年以前的样子，从夏天暑假后开始。这样，我们的初中二年级，就要多读半年，成了一年半。再就是这年的高中招生，由前几年的按出身、政治表现推荐录取，改为统一考试按文化成绩录取。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文革"中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后，实行的教育整顿。
别看就是这样一项高中招生恢复考试，按考试成绩录取制度的实行，却给我们当时的老师和学生，带来了天上地下的变化。经过那个特殊年代的人都知道，"文革"中的老师，是"臭老九"，不时会受到学生的批斗，在社会上也抬不起头来。而升学实行论出身不论学习成绩的推荐制，学生没有学习的积极性，因而那时在学校里，我们是学生不愿学，老师没法教。但这一年一实行考试，就不一样了，老师挺起了腰杆抓教学、管学生，学生呢，特别是学生好的同学，和一些还想上学的，则有了自觉学习、勤奋学习的积极性。
由于我们河西联中是新建学校，老师也是新配备的。当时教我们语文课的是个女老师，叫许立英，教我们数学的是男的，杨广德老师。这两位老师，都是"文革"前淄博一中的高中毕业生。在我们那有个说法，就是高中考上了淄博一中，也就是双脚迈进了大学校门，况且他俩还是学校的优等生。但就在他们毕业，要参加高考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高考取消，他们只好回到我们太河家乡，在生产队参加劳动。那时农村高中生也缺，后来他们被招录为教师，这年成了我们的任课老师。
这许立英老师，上第一节课就对我们讲：考考考，老师的招，今后大家要上高中，上大学，有出息，成人才，就靠考试，考试就靠老师好好教，学生刻苦学，别的不说，我好好教，你们就管给我加劲学！
那时的我，喜欢看杂书，我的二哥是"文革"前的高小生，我上小学时没课本，空闲时间我就翻看他那学过的课本，都叫我翻烂了。我当时在班上作文特别好，每次的作文都被许立英老师当范文在全班读。许老师对我也特别好，记得在学过了鲁迅的《一件小事》后，她让我们也写一同题的作文，可我两节作文课绞尽脑汁，也没写出这篇作文来，最后全班就我一个人没交这篇作文。一连几天，我都怀揣着不安的心情，等待许老师的批评。可最后作文评讲时，许老师对我一个批评的字都没说。她的宽容，至今叫我感动！
杨广德老师是另一个班的班主任，自然对他们班的学习抓得很紧。杨老师讲课很有激情，讲数学题，他给我们讲着讲着，就会讲到别的事情上，讲的最多是叫我们不要辜负这考试好机会，因这机会不讲出身不讲政治表现，人人平等，最公平。而每次讲到最后，他总是放低声音，骂"文化大革命"，说是这场运动毁了他的前程，要不，他早是哪所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了。我们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敢说"文化大革命"不好，吓得都不敢做声。我数学课不好，知道是以前的底子没打好，便晚上在家从初一的课一点点补起，他教的课布置的作业，过几天我都是自己重新温习一遍再做一遍。他知道了，对我没说什么，只是用手轻轻摸挲我的头，再用力按一下。但到了他的班上，却对我大加赞扬，要大家向我学习。这是事后，他班的同学告诉我的。
因为我们的基础太差，我们虽然上的是初二年级，但每门课程，都得从初一的基础一点一滴补起，这样只有白天正常的上课，时间就有些不够了，学校便开始让我们上晚自习，正好建校时的工棚还在，在地上铺上一层谷草，每人从家带来铺的盖的，我们村离学校不远，只有二里路，可回家吃饭，上完晚自习就在学校住下。那时我家村里还没通电，在家晚上点的是煤油灯，第一天上晚自习，也是第一次见到电灯使用电灯，一下就被那亮光惊呆了，回家和娘说：那电灯贼亮，比白天还亮，掉到地上一根针，也看得清。娘不信，说哪有亮过太阳的灯？
那时许立英老师结婚不久，给我们上课几个月后，肚子就开始鼓出，后来是越来越大，行动都有些不方便了，但她在孩子出生前一周，还坚持给我们上课，我们这届学生，是在接受知识的同时，看着她肚里的娃娃一点点长大的。
杨广德老师，那时也已结婚有了孩子，他的家离学校有七八里路，平时，他都是放学给我们批改完作业备好课后，再步行赶回家。自我们开始上晚自习，他晚上也住在学校，辅导我们，只有在周末时才回家一次。
可是，这样的好时光并没有维持多久，仅仅一年后，1974年的春节过后，我们再到学校，这时全国已出了"白卷英雄"、"黄帅日记"、"马振抚中学事件"，中央发文件，开始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破"师道尊严"，要学生起来造反，争当"反潮流小英雄"。高中入学考试，也被明令取消了，老师又不敢教，学生又无心学。几个月后，我们这届学生，也就糊里糊涂地毕业回家了。
考试取消，那时上高中的名额，是按各生产大队应届初中毕业生人数，分配到各村的。我们大队，也就是我们村五个初中毕业生，分得了两个上高中的名额。我所在的生产小队，我们两个毕业生，分得了一个名额，我们两家又都是中农成份，两家家长都想让自己的孩子上高中。大队书记看没办法，就召开社员会，征求大家意见，社员们说投票，投票最合理，我没想到，投票竟然投中了我。
1974年夏天，靠投票推荐上高中的我，来到离家五里路的淄博二十中，开始了两年的高中生活。但这两年里，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批林批孔"，还有"评水浒，批投降主义"，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我们的学习呢，也要求与生产劳动结合，语文是学少有的几篇毛主席诗词，鲁迅的文章，大都是学写批判文章，数学是学土地计算粮食产量，化学是学造沼气池，物理是学接电灯线开柴油机拖拉机，历史是批林彪在辽沈战役中不听毛主席指挥，等等。学啥也不考试，学习成绩是小组评定。高中两年，实际是在背着煎饼卷在学校瞎混了两年，啥知识也没学到。1976年夏天，我们高中毕业，老老实实回村参加农业劳动，每天顶着黎明曙光出坡、披着傍晚天空开始闪烁星光收工，汗水挥洒在山山岭岭的瘠薄山田里，再读书上学，是做梦也梦不到的事了。
1977年11月，当挂在家中墙上的有线广播小喇叭，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时，对我们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给我们带来的不是惊喜，是完全被"炸"懵了。
懵着报名，懵着进考场，懵着答试卷，看着那各科试卷的试题，大瞪着两眼不明白，这时也才知道，脑海里翻来覆去扒来剥去寻找出的仅有语文、数学等几门功课的知识，是初中二年级在河西联中时，许老师、杨老师苦心教我们学到的！
成绩出来，榜上无名，自是毫无悬念。
衡量自己，高中知识没学，唯有一点基础是初中后一年学的东西，大专不敢想，中专能考上，就是烧了高香了。于是，借来初中各科课本，白天上生产队劳动，晚上，在煤油灯下，自学复习，来年再考！
说是来年，其实也就半年的时间了，1978年的高考是在7月份。参加完第一年的考试，等明白过来高考是咋回事，又忙过春节，离参加考试，也就四五个月的时间了。我不敢怠慢，每晚都自学复习到很晚才睡，可就是这样，我算计下也自学复习不完所有的课程，心里急得不行。转眼就到了麦收时节，这年我还担任了生产小队的会计，麦收时白天和大家一起到地里收割熟了的小麦，晚上还要算帐给社员们分打好了的麦子、麦秸、麦糠、麦穰，更没时间复习了。
正在这时的一天早上，在河西联中教数学的民办教师李德训老师，给我捎来一口信，说是他利用假期，在学校给要参加高考的学生免费辅导，已经辅导十几天了，周围几个村要考试的都去了，就我没去。最后一句很严厉：眼看就要考试了，你还不来，到底在干什么？
我一听，怪自己的信息闭塞，不知道这辅导班的事，也感激李老师这一声喝，喝醒了我。我赶紧找生产队长，请假，那小麦场上分粮的事，我只好一早一晚挤出时间去干。
再一次走进我上过初中的河西联中，走进那辅导班，一天课下来，我真正傻了眼。参加辅导的大都是初中应届的毕业生，少数我们已经参加劳动的。这李老师是王子山村的，是"文革"前的初中生，也是我们那有名的高材生，也是因"文革"才没捞着上高中上大学，是个全才，语文、数学、理化、政治各门课全辅导着。一上课，他在黑板上抄题让大家做，然后讲解，一黑板抄六道题，参加辅导的特别是应届生，李老师抄完就做完了，可我前边的两道题还在吭哧吭哧做不出来，急得头上直冒汗。李老师看了，就在课后单独辅导我，给我讲解。那也正是火热的麦收天，但李老师一个人，义务在那辅导我们，讲台上一站就是一天，讲课都是一节连着一节，课间还要单独给我们几个年龄大的讲解，每天口角上都是干咧的血口子，后来喉咙都哑了！
就这样，一大早，我在生产队的麦场上，给社员们分麦秸麦糠，分完匆匆赶到学校，听李老师的辅导；傍晚从学校回来，匆匆赶到麦场，给社员们分白天打下的麦子，分完已是晚上八九点钟了，我再回家吃饭，饭后再在灯下翻开李老师给留的大量习题，每天都忙到半夜。
昏天黑地二十多天后，在我过去就读的淄博二十中，就在我过去上课的那间教室，我第二次走进考场。
考完就回家继续参加劳动，我还继续当我的小会计。时间已是到了秋天，这天，我和社员们正在离村五里路的黄家岭上，收地瓜分地瓜，在公社工业办公室工作的同村张四叔，给我捎来了邮局寄来的录取通知书。通知书先叫大队副书记拿去，直接拆开，高声念道：你已被淄博师范学校录取。老书记则拉着我的手说：你是咱村第一个靠自己本事考试走出去的，也是第一个没找我、靠我、缠我、难为我走出去的！
在我的家乡，若是有人命运好转、人生有大的好的转变，人们就会说他是命里"有贵人扶持"，若是找算命先生算一算自己的命运，也大都会得到"不远将来或多少岁数上会吉星高照、好运亨通"，问是为什么，也会得到命里"有贵人扶持"的解答。我这次考上师范学校，开启了自己新的人生路，是我一生命运的重要转折点，虽多年过去没有"飞黄腾达"，但也是完全另外一条不同的路。我也知道，我这也是命里"有贵人扶持"，这扶持我的"贵人"，就是我难忘初中二年级时的许立英老师、杨广德老师，我复习时无私辅导我的李德训！
时世变迁，多少年过去，许立英老师调到省城任教，杨广德老师到机关任职，李德训老师后来调到乡中学，转成公办老师，在教坛辛勤耕耘大半生，近年退休后随孩子到北京生活。回想起这么些年过去，我对我生命中最重要的这些"贵人"，却没有去看望他们一次，没有去当面说一句感谢的话，表达我的感恩之情，心中愧疚难平，不能原谅自己！
我命里的"贵人"，我永远忘不了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