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作业｜近代德意志帝国对华政策视角下的卫礼贤来华

近代德意志帝国对华政策视角下的卫礼贤来华

——读王守中《德国侵略山东史》，卫礼贤《中国心灵》报告

代艺 光华管理学院

在中德关系史中，中国近代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近代之前，中国龙与德国鹰的交往是间接的，通过传教士，商人群体等进行的。无论是莱布尼茨还是腓特烈大王，抑或是沃尔夫与歌德，他们都没有直接踏上中国的土地，代表官方和中国政府进行接触。而在近代，这两个重要的国家终于在政府的层面相遇了，一方是晚清和后来的民国政府，而另一方是普鲁士王国和后来的德意志帝国政府。在德国参与瓜分中国前，作为欧洲正在崛起的大国，德意志帝国在中国的眼中是一个值得学习的国家。洋务运动在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方面，多少有效仿德国的意味。在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的浪潮中，德国和日本的宪法成为清政府所谓“立宪”的重要参考。但在德国参与瓜分中国后，中德关系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不平等性和侵略-被侵略性。卫礼贤的文化交流工作，正是在这一宏大历史背景之下进行的。

近代德国在华的历史需要客观地看待。一方面，德国在中国的侵略行为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另一方面，德国资本和先进技术的涌入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此外，出现了卫礼贤这样传播中国古代文化的文化使者。近年来随着中德关系的不断发展，对卫礼贤的研究也成为学界的热点之一。由于卫礼贤的身份，对卫礼贤的评价和德国在华的历史密切相连。 如何正确评价这一时期德国在华的历史，如何客观评价卫礼贤等推动中德交往的友好人士？ 这首先要求我们对这一时期乃至于普鲁士王国时期德国的对华政策进行考察。 因此，结合课程资料中的《德国侵略山东史》和卫礼贤《中国心灵》以及学界的其他研究成果，从德国人士和资本势力在山东的活动，我们可以借此一窥德意志帝国政府对华的政策变化，从而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卫礼贤等在华的近代德国人士。这对于我们客观评价卫礼贤先生，加深历史上中德关系的研究和促进如今中德文化交流的健康发展都有积极意义。

本文所论及的问题在中国和国际学术界分属不同的研究领域，引人注目的是，中德学者对此基于各自国家的史料和政治立场有不同侧重点。作者对其简要概述如下。

在我国学术界的早期研究中，近代中德关系史往往被视为中国近代史的附属领域。中国学者在这一段时期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强占胶州湾，八国联军侵华等问题。其中早期比较重要的专著有老师推荐的王守中《德国侵略山东史》，本书作为论述德国侵略山东的专著，集中论述了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之后对山东的殖民活动。 ^{[ 1 ]} 吴景平先生的《从胶澳被占到科尔访华——中德关系1861-1992》论述的中德关系跨度较大，但对于1871-1918的德意志帝国时期中德关系史仍有不菲价值 ^{[ 2 ]} 。在近年的著作中，许多学者在政治史之外开始关注这一时期中德经济，文化领域的交往，重要著作有杜继东《中德关系史话》，该书对于德占山东时期的论述较为详细。 ^{[ 3 ]} 总体来说，我国学者均坚持德帝国主义强占胶州湾的基本事实，在此基础上指出德国资本对我国自然经济的瓦解作用，从而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

在西方学界，中德关系史亦是研究的“显学”。西方学者研究这一时期中德关系的史学基本观点往往是现代化史观。尤其是德国学者们普遍强调德意志帝国的到来对中国自然经济的冲击和现代化的推动作用。瓦纳·施密特著的《1898-1914年德国在山东的铁路政策，论德意志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历史》 ^{[ 4 ]} 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德国学者们往往认为，德国在山东的活动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推动了地域经济的发展。并且在教育，法律，医疗等方面为较为落后的中国社会提供了帮助。 而在侵占胶州湾的问题上，德国学者和英美学者的意见激烈冲突。传统盎格鲁-撒克逊史学界坚持德国侵占胶州湾是出于其帝国主义野心，而德国史学界在这一问题上强调德国占领胶州湾是国际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和德国学界在一战战争责任的叙事上一样均采用“无奈之举”的表述。代表性著作包括阿图尔·尤利乌斯·伊尔莫尔的博士论文《胶州湾的占领，1894—1898年》 ^{[ 5 ]} 汉斯 ·乌尔里希·韦勒著《 1871-1918 年的德意志帝国》 ^{[ 6 ]} .

在关于卫礼贤的研究方面，中德学者都投入了大量精力。早期的论文包括许勒的《卫礼贤的科学著作》，张君励著的《卫礼贤——世界公民》 ^{[ 7 ]} ，这些作品在卫礼贤去世后的第一时间寄托哀思，并给予了我们当时学术界的评价。而在现代，杨武能先生发表过《卫礼贤——伟大的德意志中国人》 ^{[ 8 ]} 并且在后来又加以增补和修改。近年来则有德国吴素乐博士的《卫礼贤——传教士，翻译家和文化诠释者》 ^{[ 9 ]} ，她对于卫礼贤的研究在当代学者中占有重要地位。山东地区的高等院校和学者们尤其对卫礼贤的研究具有地域便利。如今，卫礼贤和他的译本在中德汉学界仍然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受到学者们的重视。

纵观中西学界，对于卫礼贤的研究，大多停留于翻译学和语言文学视角，缺乏与历史学相结合的视角。 卫礼贤先生作为德国派往中国的传教士，最终却变为著名的汉学家和翻译家。由于他的官方身份，他的在华活动和德意志帝国在华政策的需要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本文将利用所提供的课程资料，在一个更大的视野下讨论卫礼贤先生。

德国在列强侵华史中属于后到者，这和德国在列强中的新兴地位不无关系。在1871年之前，德国甚至还没有统一在一个政治实体之下。这一时期与中国交往的主要是普鲁士王国。俾斯麦领导下的普鲁士在统一之前，其主要精力放在欧洲，在外交上实行“大陆政策”。其大陆政策的特点是以德意志本土为中心，旨在捍卫德意志中欧强国的地位，而对于在世界范围内争夺殖民地不感兴趣。在德意志帝国建立之初，这一政策仍然得到延续。 因此，这一整体时期德国与中国的关系主要是经济上的商品与资本输出和文化上的交流。

在经济上，德国对中国的商品倾销迅速的发展，军火贸易占据独特的优势。 随着中国被迫对外开放，德国商品也取得了进入中国的权利。物美价廉的德国商品很快在沿海口岸取得了一席之地。天津的英国人不无眼红地报告说：“至于德国在这个口岸的贸易，那是非常可观的，主要的进口货是72/74毛织物，毛棉交易物，花布……主要的装运口岸是汉堡和安特卫普。” ^{[ 10 ]} 这一时期德国与中国的贸易总额与美国和日本差距不大，三国轮番占据对华贸易二三四位，可见中德商品贸易之兴盛。同时，德国在中国的洋行也不断扩张，德国的经济势力深入中国，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礼和洋行。在中德贸易中，德国的军火输入占有突出的地位，德国王家军事部门和克虏伯公司都是对华输出军火和教官的重要参与者。在洋务运动中一批德国军人和技术人员来华，应清政府的聘请兴办军事工业，北洋舰队的舰艇也多为德国售卖。张国辉在他所著的《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一书中记载有19艘，德方的相关研究显示甚至有可能更多。 ^{[ 11 ]} 在以上史实得到陈述之后，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显然结论：在德国侵略山东之前，德国与中国的经济交往已经相当密切，德国在华有重要的经济利益。

文化上，天主教传教士的活动值得重视。 普鲁士政府政治上依靠容克贵族和军队通过王朝战争实行统一，而在思想上，基督教在普鲁士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德国势力进入中国的过程中，天主教传教士充当了马前卒。德意志帝国成立后为加强国家权力，在1873-1875年颁布了许多限制天主教活动的法律，这使得许多传教士逃奔国外。他们中的严孙在荷兰创办了天主教圣言会，成为德国向东方输出传教士的据点。安治泰在山东建立起德国在中国的天主教会，并建立教堂，发展教民。1886年他被罗马教廷任命为山东南部教区的主教。他们虽然被德国政府驱逐，但他们的传教事业却符合德国侵略势力的需要，因此在中国教会成立后，德国驻华公使和政府就给予其充分的重视和支持。并借此谋求远东天主教事业的护教权，与法国展开激烈的斗争。1887年安治泰返回柏林后，俾斯麦接见了他，并对他说：“今后德国政府对于布教事业，当加以热心之保护。” ^{[ 12 ]} 德国政府对于传教士的利用是有意识的，卫礼贤作为教士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来到中国。幸而他没有成为德国侵略的棋子，而是充当了中德文化交流的桥梁，这更显难能可贵。《中国心灵》中的“在华传教士”一节忠实地记录了这些帝国主义的帮凶在中国的活动。

卫礼贤在“在华传教士”一节的第一句就指出：“传教士在中国的作用是值得讨论的一个话题。” ^{[ 13 ]} 虽然卫先生的本意或许是为他的传教士同行们说上一两句好话，但他接下来的论述反而侧面证明了我们的观点。他写道：“最终人们发现他们是一部宣传教育机器。美国人很早认识到这方面的问题，并且为此不惜花费巨资。美国的工业家和商业家对于传教士非常重视，并且通过每一个传教士来发展商业联系。另一方面，美国传教团也不仅局限于进行政治，贸易和文化宣传。” ^{[ 14 ]} 这种现象当然不只是美国传教团特有的，而是那一时期各国传教士的普遍任务，只是美国人占有了先发优势。这一段叙述很好地概括了一般传教士在华的作用——西方列强经济上的渗透者和文化上的宣传者，并且得到其身后财团乃至列强政府的直接支持。事实上，这一时期各路传教士在中国发展的教民充斥着寻求列强势力庇护的地痞无赖，流民罪犯，真正心向基督教的人少之又少。这使得这些违法乱纪的教民和袒护教民的教会一起成为地方的不稳定因素，其侵略色彩甚至盖过了宗教意义。德国教会更是如此，作为证据卫礼贤记录了这样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例子：“在中国内地我曾被一个人问起加入福音会总共要交多少钱。他解释说他正处于两难境地，因为他正打官司，为了胜诉所以想加入教会。” ^{[ 15 ]} 而这位中国人甚至在加入哪个教堂的问题上纠结了一番：“但他不能确定是该加入耶稣教堂还是天主教堂或铁路教堂（指山东从济南到青岛的铁路）。” ^{[ 16 ]} 可见当时各国传教士在中国的势力之大。之所以打官司要加入教会，是因为传教士对于世俗事务的干涉，卫礼贤也论述了这一点：“另外，这些传教士经常利用慈善的伪装，干涉当地正常的合法诉讼程序，他们的信徒也浑水摸鱼。” ^{[ 17 ]} 这在中国近代史中表现为列强瓜分狂潮时期我国地方频发的“教案”。教会袒护教民，干涉我国地方政府的司法自主权，镇压中国人民的正当诉求。在我国的北方，这是诱发义和团运动的重要原因。而山东正是义和团运动的几个活跃省份之一，也和德国教会的大肆扩张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卫礼贤带着传教的美好信仰前来，但是现实和他的想象大相径庭。他怀着失望忠实地记录下中国教民和在华教会的行径：“他们成功扮演了受迫害基督徒的形象，而实际上却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尽量地敲诈勒索。而教会却熟视无睹，在身后洋枪洋炮的支持下，以外国人的身份，迫使当地法官违法乱纪，做出偏向教会的裁决。” ^{[ 18 ]} 卫先生对传教士和教会的触角作用看的十分清晰，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教会为了袒护他的教民不断向官府施加压力，用炮舰或其他外交手段相威胁，中国官府只得让步并为讨好教会而镇压百姓，最后积重难返，人民忍无可忍只好造反。他们焚烧教堂，经常不断地杀死传教士，后来外国力量只得出面干涉，派遣炮舰执行处罚，例如占领青岛便是一例。” ^{[ 19 ]} 教民的违法乱纪和教会的袒护激起人民的义愤，人民的反抗又带给了列强进行“护教”“处罚”从而侵略扩张的借口。八国联军侵华不正是打着“镇压义和团”的旗号进行的么？这一时期各国教会作为马前卒在侵略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也不容否认的。

综上所述，在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前，由于德国对于殖民地的侵占欲望尚未显露，德国对中国暂未采取直接的侵略行动。中德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德国借此扩张在华经济文化势力，为瓜分中国做了准备。卫礼贤先生正是作为派往东方的传教士来到中国，这是德国对华侵略政策的一部分。同时由于德国在华力量的增强，一批德国传教士与商人接触到中国文化，产生一些“中国通”，为接下来的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这也是卫礼贤能够接触中国文化，并深入学习中国文化的必要前提条件。

随着德国实力的日益增强，俾斯麦保守谨慎的“大陆政策”不再符合德国新兴资产阶级与容克贵族的需要，严重束缚了德国殖民政策的推进。在甲午中日战争后，列强在中国的格局面临洗牌，德国的地位受到日本的威胁。加之德国国内“世界政策”逐步取代大陆政策，德国的对华政策在这一时期发生了重大变化。德国开始放手与其他国家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加紧对华的侵略。德国在位的皇帝威廉二世大力扩张殖民地，与英国等老牌帝国争夺世界霸权。比起统一之初，这一时期德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德国国内的新兴资本也急于寻找新的市场，资产阶级集团的利益要求与海外扩张的需要达成一致。在政府政策和国内需求的共同推动之下，德国开始寻求在华谋求军事据点。在更大的范围内，则是整个太平洋和远东地区，这部分殖民政策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向东方压进”。德国在远东最典型的殖民扩张就是1897年出兵强占胶州湾。

德意志帝国的战略家和学者们很早就意识到中国之于远东和太平洋东岸地区的重要地位。侵占胶州湾是其整个东方政策的重要一环，胶州湾不仅是海军的良港，也是德国在华的重要贸易港口，连接列强在内地的广大铁路网。这一时期在德国对华侵略的政策背景下，容克贵族内部对于中国的主张又分为两派：一派主张继续采用军事手段，在中国占据更多的殖民地；另一派则主张维持目前的在华据点，主要对中国进行经济扩张，并把胶州湾建设为“样板殖民地”，帝国海军部就属于后者。由于德国这一时期与英国全面竞争，德国对于胶州湾的建设对标香港，希望打造一个在远东的坚强堡垒。在侵占之后德国人对于胶州湾经济和文化上的政策在《中国心灵》中体现于“初到东方”和“青岛的故人们”两节中，卫礼贤记载了当时青岛的人物风貌。从书中可以看出，德国对青岛寄予厚望，意图长期占有，其下的治理力度是较大的。

卫礼贤对于青岛殖民地的描写不时流露出第二帝国时代德国人的自豪。 他首先和同时代的德国人一样对英国人和他们的落脚点加以贬斥：“上海的喧嚣是我对中国的第一印象。但我在那里耳闻目睹的还不是真正的中国。这座城市是英国人的刻板作风（英国人把这种作风带到了他们落脚的每一个地方）和一个孤立无援的中国海港居民的嘈杂相互妥协的产物。” ^{[ 20 ]} 在卫礼贤初到青岛时，青岛的建设尚在起步阶段，他也不得不将就在大旅馆里休整一夜。我们的主人公这样写道：“欧式房屋一间也没有见到。旅馆和其他几座建筑尚未完工，人都住在中国渔民简陋的茅屋里……殖民者坐在这里整夜酗酒，筹划这，筹划那。” ^{[ 21 ]} 但他同样乐观地赞扬殖民者们的野心和进取。德国在青岛的占领就是在这样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开始的。德国人试图展现作为殖民者的先进形象，以赢得中国地方政府的信任。卫礼贤这样描述德国殖民当局与山东地方政府关系缓和的过程：“敌对的气氛在占领之初就能清晰地感觉到，这几乎使坐镇济南府的山东巡抚和青岛的德国总督之间不可能有任何交往……巡抚来到青岛后，他那坦率真诚和健康的幽默感立刻扫去了人们心中的疑云。青岛和济南府之间开始了正常的睦邻交往。” ^{[ 22 ]} 此外，德国占据的港口和内地农村间的联系也在不断加强.卫礼贤自己记载：“我做了大量针对乡村小学的组织工作。” ^{[ 23 ]} 而在更大的宏观层面，他写道：“随着岁月流逝，某种联系在青岛与其附属的农村之间建立起来了。” ^{[ 24 ]} 十余年的如此经营之后，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1911年，青岛已经建成为德国在东方的重要据点。中德的社会上层在此聚会交流，中德文化也在此交融。“于是，近代欧洲服饰——男人穿着燕尾服，妇女身着晚礼服——和中国旧式的官场服饰直接会面了。” ^{[ 25 ]} 拼酒等外交式斗争也发生在青岛的酒席中，此时不光是中国人和德国人，其他外国人也成为博弈的参与者，为自己的祖国一争高下。在辛亥革命后，与清政府关系颇好的德国当局对逃亡青岛的旧官僚采取了庇护的态度。青岛实际上成为保皇党的政治势力中心之一。“在当时的青岛，大臣，将军，总督，各种高级官员，学者和实业界的头面人物汇聚一堂。” ^{[ 26 ]} 卫礼贤的笔下有上了年纪的蒙古亲王，来自长江流域的教授，清王朝的前教育大臣，甚至还有风水先生……连康有为和辜鸿铭这样的保皇党领袖也来过青岛，与遗老遗少们加以联系，谋划复辟。幸而帝制在中国已人心尽失，保皇势力终究是明日黄花。“就连那时秘密拟议中的王朝复辟计划，也因琐碎的争吵破产了。” ^{[ 27 ]} 可以看出，德国在青岛的经济和文化政策是开放的，对外友好的。德国人试图将青岛打造成德国版的香港，使其成为进入北中国的门户和文化的交流锚点，必要时，还可以作为德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的桥头堡。这从德国对于清朝保皇力量的庇护可见一斑。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卫礼贤于1899年乘坐德国轮船登陆于青岛。选派他的是同善会，这个基督教团体主张在东亚古老文明国家结合当地业已存在的真理要素进行传教。他的来华本质上服务于德国在东方的宗教政策。“我的任务是呵护殖民地的德国人的灵魂，并督建校舍。” ^{[ 28 ]} 所作的努力很快就超越了传教的范围。在当地基督徒李本庆的邀请下，卫礼贤参与了高密血案的调解 ^{[ 29 ]} ，这是他学习中文的契机之一。卫礼贤自己在《中国心灵》中也记录了这场屠杀：“当德国部队抵达村庄时，村民们就像过去碰到强盗进村一样，紧闭门户……这些德国兵居然一点也不害怕，反而用自己的方式进行反击，而且大获全胜。接着是妇女和儿童试图从边门逃跑，而德国兵却把穿着红裤子的妇女当成了义和团，用机枪一阵射击。” ^{[ 30 ]} 卫礼贤对此表现出了不同于一般外国传教士的怜悯与无畏，“尽管有许多朋友为我担忧，并竭力劝阻，我还是决定到那些地方去，努力调解误会，挽救更多人的生命。” ^{[ 31 ]} 在当时中国民众与教会关系高度紧张的背景下，这种无畏难能可贵。卫礼贤的参与阻止了流血事件的进一步升级。“我费了很大的劲才说服先遣队把行动推迟到第二天早晨，又立即赶去见当地的中国官员……最后，我终于成功把这个地区所有村庄的代表都召集到了一起，他们放下了武器，我也能够向他们保证以后不再受到侵扰。” ^{[ 32 ]} 卫礼贤的勇敢阻止了德国驻军的进一步报复，挽救了中国百姓的生命，也体现了传教士居于中国百姓和德国官方之间的特殊地位。这是卫先生个人高尚品格和传教士特殊作用的双重例证。

此后，卫礼贤于1900年建立了“德中神学校”，又名“礼贤书院”。卫礼贤自任监督，办学方针是“有教无类，一视同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 33 ]} 礼贤书院为青岛青少年提供了先进的近代教育服务，无论是师资规模还是办学理念，都在当时的青岛学堂中属于先进行列。1905年德国人又建成了一所大型医院。一方面学校和医院的确便利了改善了青岛的文化卫生服务，但同时它们也服务于教会的日常传教需要。1906年，德国人又在青岛与清政府共同开办一所高等学校，命名为“德华大学”，卫礼贤也为这所学校的开办建言献策。 ^{[ 34 ]} 卫礼贤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好，也得到基督教同善会的赞助。该社团有利用殖民地文学形式进行传教的丰富经验。卫礼贤的著述甚至得到了德国殖民地官员的支持，他计划在北京建立德中文化研究所，但最终由于一战爆发而流产。 ^{[ 35 ]} 此后便是《中国心灵》中为人所熟知的内容，包括建立尊孔文社和与遗老遗少的交往，翻译《易经》与离开青岛。1919年巴黎和会后，德国彻底丢失青岛，卫礼贤也随其他德国人一同撤退。卫礼贤的离开中国正是由于一战失败后德国势力的退出中国，至此第二帝国时期德国对中国的侵略扩张完全结束，但卫先生和他的一系列翻译作品却超越了这些历史的尘埃，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注定。

我们可以发现，卫礼贤在青岛的时期，他的行动既是出于对中国文化和中国这片土地的向往，客观上也无疑是德国对中国进行经济文化侵略的表现，这呼应了他的官派身份。 卫礼贤先生本人可能对中国不存在渗透的故意，但在德国对华侵略，扩张经济和文化势力的背景下，他的官派身份和立场决定了他的行为必定带有这样的色彩。他建立的学校，医院既便利了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也为德国的殖民地建设和文化扩张添砖加瓦。这是在德国“向东方压进”背景下必然带有的复杂性，我们不应超越时空去苛责前人，只是需要客观地指出这一点。卫礼贤所做的文化交流工作显然是派遣他的基督教同善会和支持他的帝国官员都没有料到的，这也使得卫先生从一干沦为德帝国主义走狗的传教士中脱颖而出，在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综上所述，卫礼贤先生的来华是在德国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参与列强瓜分中国的大背景下进行的。这一时期德国强占了山东胶州湾，并试图把胶州湾建设为“模范殖民地”。在德国加紧对华侵略扩张与经济文化殖民的大背景下，卫礼贤来到中国。 作者想指出的是在这一视角下，卫礼贤在华的行动具有两重性：主观上是卫先生个人对中华文化的爱好和学习，直至对中国古代经典的译介；客观上是代表德国文化和教会势力在中国的文化侵略与扩张。 前者为人所铭记，而后者随着一战后德意志帝国的瓦解和德国殖民势力完全退出中国而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但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这两种性质同时存在，是我们对卫礼贤进行评价时可能需要注意的问题。卫礼贤在回到德国后，有些德国人据此批评他丧失了对德国的忠诚，这毫无疑问是不公平的。一方面，作为传教士，他在执行自身任务的同时尽可能地保护了中国平民，比如对高密血案的调解；另一方面，他作为经典的译介者，在中国文化面前表现出欧洲人罕有的高度谦虚和学习热忱。在中国近代混乱复杂的历史形势下能做到如此已经殊为不易，何况卫礼贤的译著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另一点作者希望指出的问题是，卫礼贤从未放弃作为一个德国人的身份认同而被中国文化完全同化。 他在学习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放弃了部分欧洲人的文化特质，但他始终是帝国的传教士，遵从德国政府的召唤。他对于中国的研究更多是出于自身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以及对从东方精神中寻找解决西方文化危机的方法需要。卫礼贤真诚地为增加德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而努力，这使得他的工作超越了自己的身份，超越了时间和历史，具有了跨文化的深远意义。 简言之，卫先生的来华客观目的性是不容否认的，但以此否认他的学术热忱和学术成就是不科学的。

作业点评

在当前卫礼贤研究热潮高涨的背景下，本文作者指出卫礼贤对中国文化的译介工作既有主观上的热爱，也有客观上服务于德意志帝国侵略殖民的一面， 因而只有同时对这两种性质加以考量才能作出对卫礼贤更为客观全面的评价。

此论文研究视角具有一定新意，对现有研究状况的总结比较到位，作者具有很强的问题意识，视野开阔，目光敏锐，论证逻辑性强，文笔流畅，占有的资料比较丰富，学术规范和写作规范意识强。

——任课教师 罗炜

参考文献列表：

王守中：《德国侵略山东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版

吴景平：《从胶澳被占到科尔访华——中德关系1861-1992》，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杜继东《中德关系史话》，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Vera Schmidt,Die  deutsche  Eisenbahnpoltik  in  Shamtung  1898-1914.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Imperialismus,Wiesbaden:Otto Harrassowitz,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