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马斯克与特朗普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科技寡头力量，我们目睹了传统资本与新兴科技如何合力威胁民主制度与社会公平。这种威胁不仅挑战了公共利益，还加剧了民众对政治的疏离与失望。要应对这一严峻挑战，民主党必须采取明确而果断的行动，通过政策创新重建社会信任，通过基层动员恢复民众的归属感，并通过坚守公共利益削弱极端主义和个人崇拜的吸引力。事实已然证明，一个空洞的民主制度，若缺乏实质性支持与包容性的联结，便会沦为极端思想的温床。
然而，抵抗特朗普主义的力量不应仅仅是一种对抗，更应成为一种希望的重建。
它不应停留在对愤怒与仇恨的回击上，而应是一场触及人心的政治运动——让被遗忘的人重新被看见，让沉默的声音重新被听见。
唯有如此，民主党才能向民众证明，政治依然可以服务于每一个普通人，而非仅仅成为权力的工具。
作者：黄希林 郑楷
随着新当选总统特朗普开始宣布其充满争议的内阁人选，许多美国选民，尤其是民主党人，才开始真正意识到2024年总统选举的失败，对他们究竟造成了多么巨大的打击。与特朗普第一次竞选时的失败截然不同的是，特朗普在这次竞选过程中不但在七个被视作摇摆州的核心选举地区全部以充足的优势获胜，而且还成为继2004年的小布什以来，第二位获得直接选举多数的共和党候选人，在许多被传统意义上视为“民主党核心地带”的州县也获得了海量的支持。
与此同时，借着特朗普获胜的东风，共和党人不但控制了许多人认为志在必得的参议院，还保持住了他们众议院的微弱优势，从而使得包括最高法院在内，美国“三权分立”中的每一权都位于共和党和特朗普的操纵之下。
自特朗普在2016年胜选以来，他和他所代表的政治思想就被描绘成美国民主制度的威胁、种族主义与社会不平等的象征及政治分裂的根源，遭到广泛政治阵营的反对。然而，即使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企图发动政变未遂离任，两次遭到弹劾，四次被分别起诉犯下重罪的总统，特朗普仍然能在四年以后重返白宫，成为美国历史上第47任总统。
看上去，所有对于他的约束都失去了作用，而这次竞选的失败，则让民主党人内部陷入了一场互相指责的游戏。
在拜登退选后被他本人所背书，在无奈之中被委以重任的哈里斯，作为拜登的副手需要面对来自各个方面的严峻挑战，才能尽可能克服拜登由于支持率走低和各项政策失败所造成的巨大差距：在七月时，民调已经显示拜登落后特朗普近五个点。为了一改颓势，哈里斯选择在竞选纲领上作出改变。
于是，从拜登二次竞选时使用的“把工作做完”的口号和对特朗普的威胁的强调，哈里斯则更注重民主党在表面上所应该代表的“自由而快乐”精神面貌，并将其作为竞选的要点。“自由”（freedom）一词不但成为哈里斯的所想要表现出和特朗普最大的区分，还成为民主党人认为映射关联诸多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政治议题：女性选择是否堕胎的身体自由，在社会中免受侵害的个人自由，和由法律所保障来得到尊重的生命自由。
遗憾的是，无论是“自由”还是“希望与快乐”，在各种因素导致的问题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在哈里斯的竞选以民主党的全盘失败而告终后，民主党终于意识到他们所听到的热情洋溢的反向不过只是自己扭曲的回声。特朗普主义的胜利值得人们去重新检视它在当下美国社会中所代表的真实含义，也能够由此透射出为何哈里斯的政治联盟会在大选中土崩瓦解。
特朗普主义的核心在于将民粹主义与种族主义相结合，通过利用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和本土主义，构建一种以分裂为基础的“团结”假象。其号召排斥“外来者”，并以“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的口号承诺回归传统价值与辉煌历史，但实际政策多流于象征意义。
与此同时，特朗普主义依赖个人崇拜和情绪动员，其领导风格夸张煽动，吸引对精英政治失望的选民，并通过操纵公众情绪，将社会问题归咎于少数族裔、移民或所谓的“深层政府”。
这种政治潮流不仅对自由主义表现出强烈反对，视其为导致社会分裂与国家衰退的根源，还拒绝全球主义与普世价值观，试图通过民族主义政策强化国家认同。特朗普主义利用民主制度获取权力，却在执政中削弱民主制衡，例如攻击司法系统、煽动民众对选举程序的不信任。这一现象暴露了传统政治力量在面对民粹主义浪潮时的无力与迷失，也揭示了美国民主制度在应对经济失衡与社会撕裂时的脆弱性。
人们总是为自己的处境寻找替罪羊，却很少将矛头指向自己或自己的特权；而当政治权力分配明显不均时，局外人往往成为炮灰。而在2024年大选的争论中，移民问题成为这场闹剧的首要受害者，成为哈里斯失败的另一个原因。右翼媒体不断播放贫困移民涌入美墨边境并耗尽当地资源的影响，在全国各地的民众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让民主党人失去了对舆论的控制，被迫同样右转保证自己会加强“对边境的管理”。现如今，大量美国选民现在赞成对无证移民实施大规模军事驱逐计划，哪怕他们其中的许多人只是在努力地谋生。
特朗普主义的崛起，是对社会不平等与政治割裂深层根源的无情揭示。它试图通过民族主义政策强化国家认同，但其根本上是对自由主义、全球主义和普世价值观的全面反对，而经济问题成为刺激民众认同特朗普的重中之重。尽管官方报告显示经济增长强劲、失业率创新低，但许多家庭因疫情经济波动和政策致通胀而面临食品、住房、医疗等基本支出大涨，预算紧张，购买力下滑。宏观数据乐观与个人困境形成鲜明对比，引发普遍沮丧。特朗普竞选活动直接回应经济担忧，提出增关税、减所得税、停消费税等虽遭经济学家批评却受民众欢迎的观点，吸引了那些寻求实际经济救济、感到被忽视的选民支持。
与此同时，马斯克与特朗普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科技寡头力量，正在通过资本与科技权力的高度集中，对公共利益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
这种结合民粹主义与个人崇拜的新形式，推崇不受监管的自由市场，弱化公共监督，同时削弱工人权益，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平等。这不仅冲击了民主治理体系，也对社会公平构成了直接威胁。
当选民们被煽情的内容和部落本能所吸引时，那些想要传播真相的人很难在这些喧闹声中脱颖而出，表明自己的立场。
对于许多陷入这些网络回声室的美国人来说，政治话语不再关乎政策，而更多地关乎情感满足；民主党人已经失去了沟通的渠道，他们不知道如何与那些被那些重申他们最原始恐惧和欲望的叙述所吸引的选民去建立任何有意义的共识。
从另一方面来说，哈里斯所试图构建的政治联盟的失败，其实际余波的冲击可能尚未真正到来。被称作“史上最大的政治帐篷”的哈里斯竞选支持联盟从一开始就因为自身的庞大而反而显得脆弱。由于哈里斯及其团队为对抗特朗普所做的准备时间太少，她将自己的重心放在了如何尽可能多地获得支持，而没有考虑这是否会让她的实际议程变得复杂。这一弱点，从一开始就遭到了暴露：她的竞选网站上长期出现空白的“政策”页面，而且在官方党代会上，民主党官方的蓝皮书更是在多处忘记删除了拜登的名字。
这一系列的低级失误，都让人们早早就开始质疑她的真正目标和她是否真的能够和拜登有所区别。作为历史上最不受欢迎的总统之一的副总统，哈里斯的回旋余地极少；表面上，她需要邀请拜登发表演讲，并感谢他在总统任期内的努力，这使她几乎不可能在诸如容忍以色列对加沙和黎巴嫩的残酷军事行动，以及他在特朗普“破坏一切政治规则”的新时代仍然坚持传统等关键政策立场上与拜登保持一致。
除此之外，美国社会内部的性别割裂，也让这次选举陷入了更深的困局当中。在由共和党所指派的大法官占绝对主流的最高法院于2022年推翻了保持了长达五十年的联邦堕胎权之后，许多曾经或许并不关注政治的女性都开始被激励起来对民主党人表示支持，因为她们将民主党人视作唯一能够恢复身体自主权的希望。哈里斯也抓住了这一点，将竞选重点大幅度强调在“保护和恢复堕胎权”之上。
与此同时，相当一部分男性选民却也开始在网络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多重作用下，因为女性和堕胎权问题而开始倒向特朗普。
许多年轻男性被特朗普所塑造的那种刻板印象中的传统男性强而有力，目空一切，从不为自己的言行而感到抱歉的态度折服，并对需要为了自己的特权和感到抱歉的谨慎而产生强烈的厌恶。
由此，特朗普获得了犹如乔·罗根，杰克·保罗，安德鲁·泰特等在年轻男星中有强烈影响力和支持度的网红的力挺，而他本人也投桃报李，登上他们的媒体平台接受采访，并且以“反对压迫男性”的新身份来动员起了大批对于政治此前冷漠的男性。这一动员也让民主党一直以来“投票人数是我们的武器”的战略彻底失灵：在哈里斯落败的七个摇摆州中，实际的投票人数几乎都比2020年有所增加，但这些增加的人数却都不约而同地倒向了特朗普。在特朗普获得胜利之后，男权主义者们开始弹冠相庆，将美国女性为了争取身体自主权的标语进行了篡改，骄傲地宣称“你们的身体，我们的选择”。
尽管民主党目前士气低迷，内部矛盾频发，但历史经验表明，美国政治版图的剧烈波动常孕育转机。特朗普虽然以仅1.6个百分点的普选票差当选总统，但这一胜利并不具压倒性，其执政基础显得相当脆弱。在国会，共和党仅以微弱多数掌控议事权，这使得特朗普推行核心政策议程时可能遭遇党内来自摇摆选区议员的阻力。
2025年，共和党在国会的多数席位极为微弱。摇摆选区的议员为避免失去选民支持，可能不愿支持特朗普的核心政策，尤其是在2026年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下。此种内部分裂将限制共和党的政策执行效率，并削弱其整体凝聚力。如果特朗普在政策推行过程中公开指责党内异见议员，反而会进一步恶化党内矛盾，影响共和党未来的选举表现。
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政策可能短期内吸引激进选民，但其经济和社会影响（如废除医改导致医疗费用上涨、贸易保护主义引发食品价格飙升）势必伤害摇摆选区选民的利益。这些后果为民主党提供了强有力的攻击点。同时，共和党为避免在中期选举中失去选票，可能采取“战略拖延”战术，进一步阻碍特朗普的政策推进。这不仅将削弱特朗普的支持基础，限制特朗普派系的政治野心，还会为民主党提供重新塑造党内凝聚力的契机，这场挫败或许可以成为新一轮复兴的起点，而非终点。
如今，民主党需要认真地反思精英主义与过度身份政治的局限，通过推动更包容的自由主义主张，取代狭隘的政治分歧，重新定义多元化与民主的吸引力。这一转型将使民主党在价值观层面更加贴近普通选民，摆脱孤立于基层的“精英政党”形象。
在特朗普民粹话术的侵蚀下，民主党面临重新定义其进步话语的紧迫任务。延续精英主义的口吻只会加深选民的疏离感，削弱其对政策议程的认同。唯有通过简洁有力的语言，聚焦“人民”“公平经济”等核心概念，并以更加接地气的方式将政策议程传递给公众，民主党才能增强政策信息传播的吸引力与广泛性，为对抗这种新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结合提供有力的应对方案。
民主党若要应对这一严峻挑战，必须从政策改革和社会动员入手，推动一场全面的政治与经济革新。这场变革的目标不仅是遏制科技巨头对经济和舆论的操控，更在于恢复民众对民主党及其核心价值的信任，让进步主义的理念真正触及选民的生活。
政策议程的清晰性与连贯性，是民主党塑造未来愿景的核心支柱。
聚焦气候变化、医保改革和教育公平等普遍关切的议题，不仅能整合党内进步派与中间派的利益诉求，还能通过前瞻性研究的政策创新，吸引年轻选民对未来的期待，同时回应工薪阶层对经济不平等的强烈不满。在此基础上，民主党需要迈向更加包容的经济政策，并推出针对性更强的社会保障措施，以争取那些因不满现状而被特朗普民粹主义吸引的选民。
经济议题是当前选民关注的核心，同时也是民主党重新赢得支持的重要突破口。普及基础医疗、增加就业机会、强化社会保障等政策，不仅能够直接改善中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条件，还能削弱特朗普主义煽动民粹情绪的基础。这些切实的经济改革，将成为民主党重塑“人民政党”形象的关键举措。
而经济政策的成功实施，需要与强大的社会动员机制相辅相成。民主党可以借鉴威斯康星州的经验，通过长期的社区网络建设来强化地方政治影响力。这种模式通过直接支持地方候选人，在选民中建立更为持久的联系，能够有效吸引更多工薪阶层和小企业主参选。如此一来，不仅可以增强民主党的代表性和亲和力，同时也展现出鲜明的“草根”特质。
这一策略的意义在于，它不仅能够提升地方政治的实际效果，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科技寡头对民意的操控，为民主党政策议程的实现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但仅有经济政策的修正远远不够，党内结构的改革也不可忽视。民主党需要推动领导层的新老交替，为年轻政治领袖提供机会，从而更好地反映年轻选民的需求，并为党派注入新的政治理念与战略思维。同时，通过更民主的初选机制减少党内派系争斗，增强基层选民的参与感，并在政策共识上达成统一，这将使民主党在面对共和党的攻击时更具凝聚力。
候选人策略的调整也至关重要。民主党需推出更具亲和力和务实作风的领导者，以避免形象失分在情绪化动员中处于劣势。同时，通过揭示特朗普政策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实际后果，以事实为武器反击其煽动性叙事，削弱特朗普主义对选民情感的操控力。更重要的是，民主党需要提高政策兑现力，将承诺转化为选民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避免再次落入空谈理想的陷阱。
而基层组织的强化，是民主党扩大政治影响力、重塑选民信任的必经之路。在特朗普支持者基础较强的农村地区和摇摆州，民主党需要加大资源投入，通过政策宣传和直接接触选民，打破农村和摇摆州地区的政治隔阂。同时，通过与社区建立深厚的情感联结，培养具有地方代表性的候选人，民主党可以缩小与共和党在地方政治中的差距。这种长期的社区建设，将使民主党的政策主张更贴近选民需求，不仅能提高政策传播的精准性，还能增强选民的归属感和信任感，为长期发展奠定基础。
与2016年相似，部分哈里斯支持者将失败归咎于美国社会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诚然，这些障碍确实对女性和有色人种候选人构成了现实挑战，但将失败完全归结于此却忽视了更深层的社会问题。奥
巴马的成功表明，通过行动可以克服种族主义的偏见，而特朗普在有色人种选民中的支持率上升，也削弱了种族主义作为选举成败决定性因素的解释力。
更重要的是，这些问题并非不可改变。
特朗普通过煽动种族主义和厌女情绪取胜，但哈里斯本应调动与之对抗的力量，提出能够穿透民众情绪、激发社会共识的政治愿景。
一次成功的竞选，不仅需要敏锐捕捉社会情绪，还需要将这些情绪转化为面向未来的承诺与行动。这既是对公众意见的回应，更是对公众认知的重塑，只有这样，民主党才能推动形成新的社会共识，超越对抗与分裂。
面对当前深刻的社会矛盾，单纯依赖温和策略已难以奏效。阶级分化和经济不平等是选民普遍不满的根源所在。唯有通过深刻的社会变革与切实的政策回应，民主党才能直面这些挑战。这不仅是对特朗普分裂政治的有力反击，更是民主党重塑政治主导权、重新定义历史使命的关键所在。
而在面对新自由主义寡头的崛起时，民主党亟须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应对市场权力失衡。加强反垄断政策，限制科技巨头的过度扩张，是保护市场竞争、维护经济健康的基本手段。同时，制定严格的数据隐私保护法案，不仅能够遏制用户数据滥用，还能将技术进步从侵害隐私的工具转化为服务公众利益的力量，重塑公众对科技产业的信任。
此外，民主党应借助公共宣传和学术研究，深刻揭示新自由主义科技寡头对社会不平等与民主治理的深远危害。通过媒体与教育体系，向公众普及资本垄断的本质，解析科技巨头如何通过平台控制、压迫劳工及影响政策以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机制。这种系统性教育和宣传，不仅能够帮助选民认清这些问题的本质，还能唤起公众的广泛警觉。唯有如此，民主党才能在舆论场中重新确立主导地位，为其政策主张争取更广泛的社会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