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钢老师来柏林做访问学者，将他所住的街上一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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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绊脚石
”
做了详细的考证，并根据历史线索探访了柏林与纳粹暴行有紧密联系的各处遗址。他的敏锐与勤奋实在让我汗颜：在柏林住了这么久，自己觉得快成了柏林人，不知路过多少块散布在这个城市街道上的黄铜色“绊脚石”，我却没有停过脚步，仔细看看铜牌上铭记的是谁，生于何年，死于何年，离开这个世界时遭遇了什么。
“绊脚石”项目
1992
年启动，如今在一千多个德国城镇已安放了
6
万多块，还扩展到
20
多个其它欧洲国家。作为一个完全由民间运作的项目，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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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见方的铜牌如今成了德国记忆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德国著名学者阿蕾达·阿斯曼认为，记忆文化新的发展在于一个民族对自己罪行的记忆。过去占压倒地位的是自豪文化，人们只选择性地记忆那些正面的东西来强化自身形象。
阿斯曼夫妇因开创了文化记忆理论而享负盛名。他们将社会记忆分为两类，一种是交流记忆，由亲历者通过口述向后代传播。除了家族的代际传承，口述史也属于此类。当历史事件过去
80
年之后，见证人基本都已过世，记忆就依赖媒介的构建，例如文字、图片、仪式、纪念碑、艺术作品等等，这就是文化记忆。
纳粹屠杀的幸存者绝大多数已经离世，从交流记忆到文化记忆的过渡必须依靠“绊脚石”这样的媒介。然而，当我反思自己为什么没有钱老师对此的好奇心和探索热情时，发现如果熟悉了媒介传达的象征意义（“绊脚石”，或者集中营被俘者形销骨立的照片，都立刻令人联想到纳粹对犹太人实施的种族灭绝罪行），就很容易误以为自己也熟悉了相对应的历史。这些铜牌与城市的其它建筑或纪念物一样固化为一种符号，于是我对他们熟视无睹。实际上，如钱老师在他文章里考证的，“绊脚石”上铭记的受害者，并非只有犹太人。
有关“绊脚石”的争论在德国社会从未停止。一派比较激烈的反对意见以慕尼黑以色列文化协会前主席克诺伯劳赫为代表，她认为将受害者的名字铺在地上任人踩踏是对他们的再次伤害，是
“
没有尊严的表演
“
。更多自由派的犹太人团体则支持以“绊脚石”的形式纪念历史，况且公民自发对受害人生平进行考证，特别是在校学生的参与，这个过程本身就有一种仪式上的意义。德国犹太人总会的领导层也是“绊脚石”的支持者。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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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岁的克诺伯劳赫是纳粹罪行的亲历者，因此一言九鼎。每隔几年，慕尼黑市议会便争得天翻地覆，但至今市政府仍未批准在属于公共财产的街道上铺设“绊脚石”。对此还有很多其它社会团体愤愤不平：被纳粹屠杀的不仅有犹太人，还有辛提
-
罗姆人、同性恋、残疾人、反法西斯斗士等等，以色列文化协会是否能代表所有被害群体的意见？
另一种反对的声音则来自极右团体。例如德国选择党的一些议员号召抵制“绊脚石”，声称每个人都有权自己选择记忆，“顽固的道学家们”有什么权力把一种特定的记忆文化强加给其他民众？这简直是“记忆专政”。此外，他们还提出只能有选择地纪念纳粹暴行的受害者：今年初，辛根市要为原德共主席台尔曼（
1933
年被捕，
1944
年被害）安放“绊脚石”。有德国选择党议员极力阻拦，理由是台尔曼作为前东德专制政权鼓吹的标志性人物，亲属也成为民主德国的高官，所以没有资格被铭记。这些论调虽然遭到其它政党和主流媒体一致抨击，但它揭示了反犹主义一种新的隐晦的形式：德国全社会真正对历史进行反思始于
60
年代学生运动，青年们向主流社会的保守与掩饰发起挑战，质问自己的父母师长以及仍在政府各部门任职的官员，是否都在纳粹时期做过积极或消极的帮凶。这场深挖历史，自揭家丑的运动痛苦不堪，历经几代人，对纳粹罪行的承认和负责才成为社会共识，被构建成德国主流记忆文化，乃至国家认同。然而一旦这种权威地位固定下来，反犹主义思想就可以借机将自己定位成挑战强权，质疑僵化的主流立场的角色，以期获得更多同情与支持。
柏林东部台尔曼公园里的雕像
（
Photo By APPER - German Wikipedia, CC BY-SA 3.0,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405567
）
上个月，两个青年对主流“
政治正确”
的挑战，就在德国又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德国音乐工业协会将今年的回声音乐大奖嘻哈类奖项颁给两个说唱歌手，他们最畅销的专辑《年轻，残酷，帅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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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充斥对女性和同性恋的蔑视，对暴力的宣扬，还有这样两句歌词：“我的身材苗条赛过集中营里的关押的人”，“再来一次大屠杀，带上你的燃烧瓶”。
众多团体和媒体因此质疑回声奖褒奖了反犹主义。主办方用艺术创作的自由来辩解，又解释评奖的依据是唱片的销量，结果批评声浪更高。其他回声奖的得主觉得不是味儿，纷纷把自己得过的奖退了回去，包括著名的犹太指挥家巴伦博伊姆。他曾和好友萨义德共同创立了旨在促进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和解的东西合集乐团。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德国音乐工业协会宣布彻底废止有
27
年传统的回声奖，大有自刎以谢天下的惨烈。
这场风波还反映了一个令德国社会纠结的新现象：两名歌手都是穆斯林。根据比勒菲尔德大学最近一项对在德犹太人的
问卷调查
，受访者认为受到的攻击最主要来自穆斯林群体。关于如何进行相关的问卷和调研也有很多争论，不过不同的研究显示，德国穆斯林群体的反犹情绪高于其他群体，而来自叙利亚，伊拉克等地的难民仇视犹太人的立场更为普遍。前不久柏林发生叙利亚难民袭击头戴犹太基帕帽的以色列游客事件，引起柏林数百人戴上基帕帽上街示威。议会和媒体对要不要立刻遣返反犹的难民展开激烈争论。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德国选择党这时又特别积极，称难民反犹，是可忍孰不可忍，一定要把难民赶走。
如果只看当下，德国面对的问题新愁旧憾纠缠，简直是焦头烂额：继续运用媒介塑造记忆文化时，如何使其不流于表面或固化为简单的政治正确，从而避免引起逆反心理？如何在对以色列一系列政策做出批评时，防止被反犹势力利用？鉴于自己过去的错误，德国社会愿意在今天的难民问题上承担更多责任，但新来的群体没有参与过德国记忆文化的构建，反而带来自己因中东战争而构成的伤痛记忆，这样的价值冲突如何处理？目前还真找不到什么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案。
但从长远的历史维度来看，我还是相信这个社会应对这些挑战的能力，因为经过那么多年对罪责的拷问，对真相的挖掘，他们早已没有玻璃心。德语对历史反思的表述非常生动地体现了这种精神：
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
，字面上可翻译成“克服”或“战胜”过去，一副与自己较劲的决心。在这里，（对自身的）焦虑和质疑是一种常态，并且是德国创造新的价值的动力。
延伸阅读：
钱钢德国笔记丨我的134块“绊脚石”
钱钢德国笔记丨参与刺杀希特勒的斯蒂夫将军
钱钢德国笔记丨超市食品价格摘录
钱钢德国笔记丨纳粹焚书
钱钢德国笔记丨安妮的集中营
钱钢德国笔记丨凯撒霍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