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金玲：女真“诡谋兵械”考：以《崔弘宰墓志》载曷懒甸之战为中心｜202501-64（总第2962期）

12 世纪初，曾经卑为辽、宋、高丽三国藩属的女真人迅速壮大，其中转折便是女真与高丽曷懒甸之战的胜利。曷懒甸之战是一场旷日持久且力量对比悬殊的战争，《高丽史·尹瓘传》即言女真在此战中“诡谋兵械，无所不至”，本处于劣势的女真最终反败为胜。因此战关系重大，中外学界倍加重视，前贤多据《高丽史》《金史》等文献材料，对曷懒甸的地理范围以及战争背景、大致经过、影响等已有深入论述，但关于战争的诸多细节，特别是女真取胜的原因乃至女真建立政权前的谋略、兵械等鲜有涉及。崔弘宰以一名高丽中层军官的身份全程参与了曷懒甸战争，《崔弘宰墓志》较完整地记录了这场六年战争的始末，为深化对此问题的认识提供了新的视角。

《崔弘宰墓志》（下文简称“墓志”），刻于高丽仁宗十三年（ 1135 ），在韩国金龙善编著《高丽墓志铭集成》与韩相奉编著《北韩金石文 100 选》中均有收录，志石高 80 . 5 厘米，宽 39 . 7 厘米，正反面均刻文字，志文共 43 行，其中正面 24 行、反面 19 行，每行字数 49 — 63 字，字体为楷体，墓志文基本清晰可辨。 据介绍，此墓志出土、收藏情况不详，拓片由韩国书艺金石文化研究所所长韩相奉提供。 经笔者统计，墓志全文共计 2252 字，蕴含信息量大，在详细记录墓主崔弘宰的家世、仕历外，用较长篇幅记载了 1104 — 1109 年女真与高丽曷懒甸之战。 本文拟在考释曷懒甸之战的基础上，重点探考女真在此战中的“诡谋兵械”，从战术战备层面来认识女真取胜的原因，以期在深化对女真建立政权前史研究的同时，进一步理解女真于 12 世纪初迅速崛起的必然性。

女真之先出于黑水靺鞨，与高丽很早就建立了联系。 《高丽史》中对女真称谓记载有十余种之多，其中“东蕃”“东女真”主要指金之先世生女真，本文所称女真则指以完颜部为核心的东女真。 墓志第 5 — 6 行载： “始自祖宗代来，东蕃女真臣属我国，每岁朝贡。 近世以降，蕃长英介、乌罗守相继作主。 ”女真确曾臣属高丽，女真乃至金朝对此并不避讳。 至 11 世纪后期，高丽肃宗、睿宗时期，生女真完颜部日益强大，墓志中的英介、乌罗守应是金朝穆宗盈歌与康宗乌雅束。 《高丽史》载，肃宗七年（ 1102 ）夏四月，“东女真酋长盈歌遣使来朝。 盈歌，即金之穆宗也”。 这是生女真完颜部与高丽的首次正式接触。 次年秋七月，盈歌再次“遣使来朝”，而肃宗也知其“部族日强，兵益精悍”。 自此，“来往不阻”。 然而仅一年后，女真与高丽便发生了战事。

至于战争发生的缘由，墓志称是女真“背恩弃义侵犯我疆”，而《金史·高丽传》曰：“曷懒甸诸部尽欲来附，高丽闻之不欲使来附，恐近于己而不利也，使人邀止之。”可见，这场战争实际是以曷懒甸诸部的归属问题为导因。完颜女真欲统一女真诸部，而高丽也欲扩土开边，故竭力阻止女真诸部的强大、统一，于是曷懒甸诸部有转而投高丽者，完颜部女真则遣石适欢出兵“徇地曷懒甸，收叛亡七城”。高丽与女真二者冲突不可调和，遂发生了曷懒甸之战，而墓志尽以“蕃贼”称女真，高丽对女真之憎可见一斑。

1104 年，战争第一阶段，女真对宣德、定州的进攻取得大捷。墓志称，高丽肃宗派遣林干将兵问罪，“蕃贼先认，逆战，我军乱退，蕃贼乘胜入宣德、定州，杀伤军士，其老少男女系累以作奴隶不可胜计”，故肃宗“改命参知政事尹瓘往伐之”。尹瓘，《高丽史》有传，出身官宦世家，肃宗时累迁翰林学士承旨，此次伐女真时官参知政事。墓志并未记载定州战役的胜负情况，但《金史》《高丽史》均明载高丽战败、请和之事。《金史·高丽传》载康宗二年：“甲申，高丽来攻，石适欢大破之，杀获甚众，追入其境，焚略其戍守而还。四月，高丽复来攻，石适欢以五百人御于辟登水，复大破之，追入辟登水，逐其残众逾境。于是，高丽王……遣使来请和。”《高丽史·尹瓘传》也载，高丽“王发愤告天地神明，愿借阴扶扫荡贼境”，倾全国之力扩军备战，“以图再举”。墓志则片面突出墓主“宣谕”“纳降”之功：“或命公为宣谕使，公到界边，遣译语戴言等言谕贼首之训等。祗命纳降退兵而去，参政尹瓘等兵马诸员皆复命，公独留边宣德、定州城戍关防，修葺完□□设加筑，不日告成，其为功劳异于常等。上褒之，命有司施行。”此贼首“之训”应即《金史》所载“石适欢”，高丽是战败主动请和，墓志却言高丽战胜“纳降”，此种有意的误载，实际反映了高丽对于此次失败的不甘。

第二阶段战役是高丽对女真报复性全面反攻。关于战争导火线，墓志称是女真的挑衅：睿宗三年（ 1107 ）秋，“边官员奏女真跋扈无忌惮来突城堡，凌侮戍人，其蕃长以一胡芦悬雉尾转示诸部落以议事，其越向不可知推，朝廷早图之”。事实上，高丽为雪前耻已备战多年，所谓“女真跋扈”不过借口而已。十一月，睿宗命尹瓘为大元帅平章事、吴延宠为副元帅，领兵 17 万，号称 20 万，至东界，战争一触即发。

高丽先使诡计诱捕（杀）女真蕃长公兄与古罗，身为宣谕使的崔弘宰为具体执行者。墓志载：“先遣公为宣谕使兼兵马判官，公促行到界，遣定州记官英采、长州记官世毛出关与蕃长公兄等言谕，其月十二日，引来蕃长一百人入定州，以酒食暖热投留之。贼首古罗等三百人入长州，亦赐酒食投留之，其余到关外生疑不肯入者，分兵急击斩首五十余级。”而墓志未载的“言谕”内容则见于《高丽史·尹瓘传》，尹瓘遣崔弘宰等“入定、长二州，绐谓女真酋长曰：‘国家将放还许贞、罗弗等，可来听命。’设伏以待，酋长信之”。是知高丽以归还先被扣押的女真酋长许贞、罗弗为饵，设伏诱杀前来赴约的女真蕃长古罗等 400 余人。随后，尹瓘兵分五路海陆并进攻女真，崔弘宰充当先锋且最后打扫战场，此即墓志所言：“十四日，四军行兵次自文乃村至冬音城，蕃贼众多势不可当，公率选锋军士，接刃相战，取馘甚多。十五日，伊位洞金城内贼兵屯驻拒捍，公率神骑步班胜敌扫荡，取馘一千二百十四级。公为兵马巡检使，临监起役筑置福、吉、英、雄州四城。”

在此战之中，女真损失惨重，蕃长古罗等被高丽设伏诱杀，女真军队被高丽大军包杀。女真的伤亡数字及曷懒甸失地数在《高丽史·尹瓘传》有详细记载，高丽共攻破曷懒甸地区 135 村，斩杀女真 3740 人，俘虏 1030 人，再加上墓志所言战前伏杀、斩首的 450 人，女真损失人数达 5220 人，高丽乘胜在曷懒甸地区“筑九城”。而墓志称崔弘宰战绩卓著，不仅直接参与诱杀女真蕃长，其率领的军队“取馘甚多”或“取馘一千二百十四级”，战争结束后，又以兵马巡检使之职务监督了福、吉、英、雄州 4 城的筑建。

对于高丽背约攻伐并在曷懒甸地区强筑 9 城之举，《金史·高丽传》载，女真“众咸曰：‘不可举兵也，恐辽人将以罪我。’太祖独曰：‘若不举兵，岂止失曷懒甸，诸部皆非吾有也。’康宗以为然，乃使斡塞将兵伐之”，是知女真参会的大多数人反对举兵高丽，正是完颜阿骨打晓以利害、力排众议，康宗乌雅束才决定对高丽予以坚决还击。

女真的反攻战主要发生于 1108 — 1109 年，为曷懒甸战争的第三阶段，女真与高丽在雄州、吉州展开多次激战。战斗过程在墓志第 15 — 22 行有载，戊子（ 1108 ）二月十一日，“狄兵一万来攻雄州，公以奇计一时开四门出战，蕃贼乱退迷路没落也豆浦，人马□死其数未可知之。生擒公兄一名，取馘七十七级，长衽甲二十六副，马百三十二副，战马四十匹，大车四十两，中车二百两，收取纳城。”在攻雄州的战役中，女真损失较为惨重，被生擒的“公兄”，应为墓志前文所言被诱捕的蕃长之一，是受康宗乌雅束信赖的重要人物，在《高丽史》中多次出现。高丽也仰赖此人与女真沟通、议和，所以即使屡屡擒获，仍未杀之。此次战役之所以特意强调“生擒”，正是微妙地凸显了公兄对于高丽与女真关系修补的不可或缺。这是第三阶段女真与高丽在雄州地区的第一次较量。

四月，“两元帅承召赴阙，公与承宣林彦留边制御”，战争再次爆发。“八日晓，狄兵一万以水陆路来攻雄州，及暮少退自也豆浦，至此城北门外洞户筑场十六，备兵杖器械日日围攻……自四月至五月计五十余日”。这是双方在雄州的第二次较量，女真进攻雄州，“日日围攻”，战事持续 54 日，最终以女真败退结束，墓志称“贼兵来攻，而卒□克，引兵而退”。

1109 年，女真转而进攻吉州。墓志言：“己丑三月，蕃贼来攻吉州，公率军士出击，斩首七十余级，收取大牛二十四首，其余甲弁兵杖不可胜记。”这是高丽与女真争夺曷懒甸的最后一战，墓志只载高丽缴获战利品，对女真胜利的大结局却隐而未载。《高丽史·吴延宠传》则记载了高丽的大败：“女真复聚，远近诸部围吉州数月，去城十里筑小城、立六栅，攻城甚急，城几陷。兵马副使李冠珍等训励士卒，一夜更筑重城，且守且战，然役久势穷，死伤者多。延宠闻之，愤然欲行，王复授铁钺遣之。行至公崄镇，贼遮路掩击，我师大败，将卒投甲散入诸城，陷没死伤不可胜数。”女真的攻城战、伏击战都取得大胜，战败的高丽不得不与女真言和并最终归还 9 城，正如《金史·世纪》所言：“高丽背约，杀二使，筑九城于曷懒甸，以兵数万来攻。斡赛败之……高丽复来攻，斡赛复败之。高丽约以还逋逃之人，退九城之军，复所侵故地。九月，乃罢兵。”

女真和高丽历史上的“曷懒甸之战”，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1104 年女真的进攻，女真在宣德、定州战役中取得胜利；第二阶段是 1107 年高丽集 17 万军队对女真的全面反攻，高丽大胜并在曷懒甸地区强筑 9 城；第三阶段是 1108 — 1109 年女真的最后反攻，两次雄州战役女真皆败，而在最终的吉州大决战中，女真取得大捷，也赢得了“曷懒甸之战”的最后胜利。曷懒甸对于女真至关重要，在高丽出兵曷懒甸并筑 9 城后，金太祖完颜阿骨打言：“若不举兵，岂止失曷懒甸，诸部皆非吾有也。”女真对高丽的曷懒甸之战，不仅促进了女真社会的统一，也阻止了高丽势力向东北的扩张为女真建立金朝做了必要的准备。

《高丽史 ·尹瓘传》总结高丽战败原因称，“女真既失窟穴，誓欲报复，乃引远地群酋连岁来争，诡谋兵械，无所不至”，高丽因“调兵多端，中外骚扰，加以饥馑疾疫，怨咨遂兴”，故不得不“以九城还女真”。“失窟穴”即说明曷懒甸地区本为女真之地，为收复故土，女真率部连年来攻，高丽不堪其苦。女真本与高丽兵力相差悬殊，正是凭借发挥到极致的“诡谋兵械”，女真才能以少胜多、反败为胜，最终赢得吉州大决战的关键胜利，一个“诡”字，明贬实褒。关于女真在曷懒甸战争中的“诡谋兵械”，《高丽史》《金史》等文献材料几无涉及，故学界目前也无专门讨论，而墓志则在记录战争过程中有较细致描述。

先说“兵械”。墓志 15 行：戊子（ 1108 ）正月十六日，高丽军与女真军遭遇，高丽“元帅中箭，其势甚急”，此“箭”，乃女真“兵械”之一，反映此役是远距离的射击战。《金史·世纪》称，女真在景祖乌古乃时“得铁既多，因之以修弓矢，备器械，兵势稍振”，即证弓箭确是女真的重要兵械。而在辽圣宗统和二十八年（ 1010 ），女真曾与高丽合拒契丹，“女真众才一万，而弓矢精强”，说明一个世纪前的女真已弓矢精强。

墓志 17 — 18 行：“长衽甲二十六副，马百三十二副，战马四十匹”，此乃 1108 年二月雄州战役高丽所缴获女真战利品的记录。“长衽甲”指女真骑兵的铠甲，应是长度比“半身甲”长的一种甲胄，一般长度过膝，下摆前后乃至腰部两侧均开叉，在增加保护性的同时也提高行动的便捷度。女真最以骑兵见长，其骑兵有披重铠的习惯，这也可从日后金人与南宋的战争中窥一端倪。《三朝北盟会编》称金兀术攻南宋的军队“皆重铠全装，虏号‘铁浮图’”，即说明女真人全身上下都被铠甲护卫严实。

而“马百三十二副”，应是省略了一个“甲”字。证据有二：一是从上下文来看，上文是“长衽甲二十六副”，下文还有“战马四十匹”，故此处“马”应为“马甲”，顺应上文省“甲”而已，否则“马”与“战马”就重复了，且“马”也不能称“副”，“甲”则可称“副”；二是女真骑兵确有人马皆披全甲的习惯，如《三朝北盟会编》载：“其用兵则戈为前行，人号曰硬军，人马皆全甲。”故“马百三十二副”，应为“马甲百三十二副”。

事实上，由于马铠（具装）成本太高，无法普遍装备，如建安五年（ 200 ）袁绍率五六千骑兵与曹操官渡决战时也仅有“马铠三百具”。又据《完颜娄室神道碑》，辽天祚帝乾统二年（ 1102 ），完颜娄室讨捕辽朝叛人萧海里立了大功，“蒙赏，以甲胄具装战马”，可证女真建立政权前确有披全副铠甲的战马。之所以会当作大功之赏，是因“物以稀为贵”，女真最初是“倾赀厚贾”向邻国买“甲胄”，是年，女真甲兵之数“未尝满千也”。至辽天祚帝天庆四年（ 1114 ）出河店之战时，女真甲士也就“三千七百”。所以，虽然雄州战役距离官渡之战已有 900 年之遥，但距离完颜娄室得赏才 6 年，女真总兵力仅 10 000 人，其中配备甲胄的战士应该不多，战马配甲的应更少。甲胄对于建立政权之前的女真来说何其珍贵，故雄州战役中，高丽所缴获的 26 副铠甲、 132 副马甲应给女真造成了不小损失。

女真“兵械”所指除弓箭、铠甲、马甲外，墓志第 23 行又记载吉州之战时，缴获女真“其余甲弁兵杖不可胜记”，“甲弁”，应为头盔或兜鍪，“兵杖”既可能泛指各种武器，也可能特指棍棒一类兵器。

总之，从墓志可窥知女真远射兵械、防护兵械、格斗兵械的大致情况，且由“箭”“长衽甲”“马甲”“战马”等，推知女真人马皆被重甲的重装骑兵在这场战役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故尹瓘在总结 1104 年定州战役战败的原因便是“贼骑我步，不可敌也”。

以上都是属于小型兵械，墓志还对女真的大型兵械有所记载，如墓志第 17 行载雄州之战中高丽缴获女真“大车四十两、中车二百两”。关于这些车的用途，应既是战争所用的兵车，也是运输粮草的辎重车辆。因《高丽史·尹瓘传》载此役“获兵车五十余辆，中车二百辆”，数量与墓志虽稍有出入，但明确记载为“兵车”，且“兵车”与“中车”是分开记载的。此“兵车”，并非早已被历史摒弃的春秋战国时期那种三人同乘兵车，而应为女真的攻城车，其形制可参考《完颜娄室神道碑》所载天辅六年（ 1122 ）金军围攻辽朝西京时所用攻城器械：“制攻具，以三木骈榱为洞垣，右长廊，使士卒行其下，以塞隍堑。又作楼车，巩之以革，施四轮其上，出陴堞以阚敌，诸军乘之而遂克城。”几年后，金军攻打北宋太原和东京时，所用攻城车就有洞子、鹅车、对楼等，都是大型攻城车，可以把士兵裹护在内而登城。这些大型攻城器械虽是在对宋战争时大显身手，但很可能早在雄州的攻城战中即已运用，其身形庞大、车里又能载兵，故《高丽史》称“兵车”，墓志称“大车”，这是关于女真建立政权前“兵械”的重要内容。

至于被缴获的 200 辆“中车”既与“兵车”区别记载，则很可能是运输粮草、军械等辎重的运输车。墓志第 23 行也载，己丑（ 1109 ）三月，“蕃贼来攻吉州，公率军士出击，斩首七十余级，收取大牛二十四首”。牛作为重要畜力，被女真人用于负重或骑乘。《三朝北盟会编》即言，女真人“以牛负物，或鞍而乘之”，而高丽缴获的“大牛”应该主要是女真人作为运输工具投入战场以运载辎重，说明女真此时已有一定规模的后勤供应。金太祖天辅五年（ 1121 ）的伐辽诏书强调“粮饷必继”，说明对军事后勤供应的重视。

以上各种兵械是军事“硬装备”，而女真在造船、航海等技术层面也值得关注。墓志 18 行载：四月八日，“狄兵一万以水陆路来攻雄州”。由于高丽所筑 9 城乃滨海之地，故女真采取水陆并进，能从水路进攻，至少说明女真具备较高超的航海与制船技术，且懂得海战在克敌制胜中的重要性，这是关于女真建立政权前“诡谋兵械”的又一重要史例。

女真的先祖挹娄，“便乘船，好寇盗，邻国畏患，而卒不能服”。完颜阿骨打五世祖绥可则“教人烧炭炼铁剖木为器，制造舟车”。女真人的造船、航海技术在 10 世纪初因渤海人的汇入而大幅提升。女真人至 11 世纪初即已活跃海上并频频掳掠高丽。有学者通过钩稽日本、高丽史料，认为 11 世纪女真纵横日本海上，“俨然东亚之雄”，是“海上的女真”。其中，在女真昭祖石鲁之世的 1019 年，石鲁率领二三千女真人曾以“巨舰五十艘由今图们江口泛海，先扰高丽，次攻日本”。东女真“海贼”频繁寇掠高丽，且能以如此“巨舰”大规模寇日，说明他们当时已有相当成熟的航海术和造船术。《高丽史》载，显宗二十一年（ 1030 ），“东女真曼鬪等六十余人来献戈船四艘”，“东女真奉国大将军苏勿盖等”来献“戈船三艘”，均证明女真的造船术在 11 世纪比较先进，否则不会把戈船当作贡品献出。正因为有此技术保障，墓志记载女真水陆并进也就不足为奇。而在之前 1107 年的战争中，高丽的 17 万大军就包括“船兵二千六百”，女真的水路军可视为对高丽船兵的应对，其连锁反应便是高丽也“水陆俱进”迎战女真。

由墓志可窥知在曷懒甸之战中，女真不仅弓矢精良，有重装骑兵、数量众多的大型攻城车、较大规模的辎重车辆，还具备较为成熟的航海、造船技术，相对先进的兵械装备、技术装备共同构成女真军队的“硬实力”，为女真取得胜利提供了物质保障和技术支撑。

女真谋攻高丽做到了尽力麻痹、迷惑敌人，“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女真与高丽双方均欲扩土曷懒甸，且曷懒甸诸部心系完颜部女真，“尽与来附”，在高丽横加阻拦后曷懒甸诸部有转附高丽者，女真遂采取了军事行动，并非侵犯高丽疆土。而墓志第 6 — 7 行载，高丽指责女真“背恩弃义侵犯我疆”，此乃“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高丽又派遣“林干将兵问罪”，面对这种无理指责，女真首领并没有据理力争，而是先认罪，此乃高明的“藏锋”之举，必然会麻痹高丽，高丽不会料到已经“认罪”的女真正在厉兵秣马加紧谋战。备战一完成，女真突然发动对高丽的进攻，高丽毫无防备，墓志所谓“我军乱退，蕃贼乘胜入宣德、定州，杀伤军士，其老少男女系累以作奴隶不可胜计”，便是对女真初战告捷的生动描述。

墓志 15 行又载，戊子（ 1108 ）正月十六日，“两元帅帅兵行次加汉村，狄兵四千遮路急击，我军乱退，狄兵围立，元帅中箭，其势甚急”。两个“急”字，便体现了女真将领的高超谋略，女真以 4000 兵力对高丽实施突然伏击，杀高丽个措手不及，伏击告捷，在高丽军队“乱退”之时，女真又实施以高丽主将尹瓘为主要目标的围歼战，以至于尹瓘中箭，高丽一方形势甚为危急。

众所周知，后勤补给对战争胜负至关重要，女真为这场战役做了较充分的后勤准备，墓志所言女真的弓箭、甲、战马、大车、中车、大牛等军需物资即是具体表现。军用物资中头等重要的则是保证粮饷转运畅通，所谓“用兵制胜以粮为先，转饷给军以通为利也”，而截断敌方粮道则往往能出奇制胜，女真也深谙此术。据《完颜娄室神道碑》载：“高丽出兵侵曷懒甸，进筑九城，宗子赠原王什实款帅师讨之。王从攻其城，久而不克。王言之于帅曰：‘宜遏彼外援，绝其饷道，可不攻自下。’什实款，即前文所谓石适欢，在两军对垒久持之时，女真主帅石适欢听取了完颜娄室遏外援、绝粮饷之策，而“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高丽势蹙，整场战局出现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