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个案“初次使用互联网的年龄”编码分析发现，相较于大多数在小学阶段第
一次接触互联网的个案，那些大学后才真正开始使用互联网的留学生在社交媒体的交友策略上更为保守、被动，他们几乎没有注册Facebook，没有结识新朋友的经历，也不关注留学国本地新闻资讯。在网络空间他们主要是跟现实生活中的朋友联系，收看大陆娱乐节目，浏览“一亩三分地、MITbbs、Newpark社区”等华人论坛。可见，早年的互联网接触经验对个案留学后的社交媒体使用产生了深远影响，也证明相对80后，90后的互联网文化更开放多元，自成一体。
通过对访谈对象的社会关系网的规模、异质化程度及其互动内容的编码分析，研究发现，在所有个案中有近三分之一(9位)承认“Facebook对我在这边拓展人脉也起到了非常大的帮助(个案30)”，是一个很好地跟当地人沟通的渠道。这些个案大多是在课堂上跟同学组队完成教学任务的经历。互相加入对方的Facebook，或者加入老师的Facebook成为他们的在留学所在国/地区关键的“社交种子”，藉由这些“种子好友”的“朋友的朋友”推介，他们得以拓展关系网络，并通过这些关系网的社交媒体分享了解了不同世界的生活方式、价值观。除此之外，在网络空间里，对周遭互动对象的“察言观色”也是在境外留学的离散族群确认自己行动边界的一个有效方式。
不过,在社交媒体时代,能够借助Facebook、Instagram、line等留学社会主流社交工具创造异质性、跨文化社会关系网络的90后留学生也并不多,在所有个案中有18个个案属于被动型Facebook用户，他们不认为社交媒体对融入新环境有帮助。他们拥有Facebook，也有部分人曾经深度使用过Facebook，他们认同Facebook对当地人的意义，但自己只是偶尔上去看看新闻或者朋友发表的状态，不会主动加朋友，或者发布个人动态。在美国的个案往往把自己不用Facebook的原因归为没有时间，或者语言不够好。事实上，在14个台湾个案中，使用过Facebook拓展关系网络的个案也只有6个，7个个案在接受访谈时已经几乎不用Facebook，另有1个个案仅用Facebook看朋友发布的信息。
尽管有少数留学生在经过调适期后，能够积极参与新创建的社会关系网络的互动，但几乎所有个案最依赖的网络社交工具都是微信，其社交网络仍然以中国国内的亲友，以及在留学期间结识的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为主，留学期间认识的外籍朋友的数量偏少(台湾留学生的Facebook好友数量大陆生远多过台生)，同时与新朋
友互动的频率和深度明显不足。不过，两所美国大学均有华人留学生QQ群(A大学的QQ群有超过780名成
员)，以便学生分享租房、交通、二手物品交易等信息。实际上中国留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对QQ和微信的媒介依赖度远远高过Facebook。
(一)文化碰撞：互联网文化差异下的“网络文化休克”
本研究的访谈资料显示，甫入异域的中国留学生都多多少少产生了“网络文化休克”反应。
在台湾留学的个案并没有遇到语言上的文化冲突，在同文同种的台湾都因为社交媒体文化的差异而被吓到，可想而知，留学美国的学生遭遇到的冲击。留学美国的个案03是所有个案中文化休克反应最大的一个，真正进入美国境内，巨大的文化冲突带来的焦虑感，让个案03几乎陷入了抑郁症状态。
让个案03痛苦的原因，仅仅因为生活习惯的不够“互联网化”，不够“Facebook”化，留学第一年的时间里，平时没有每天查收电子邮件和登录Facebook查看动态消息的他几乎没能正常参与社交活动。
美国人日常生活的“Facebook效应”，也得到了其他中国留学生的印证，个案02、个案13都表示美国人的社交就是各种户外运动，不像中国人爱坐下来聊天，“然后如果你没有Facebook其实你收不到他们的邀请就没法去参加他们的活动(个案13)”。
此外，由于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发达，相对于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等亚洲留学生，中国学生有太多本国的互联网产品可以选择，特别是社交媒体，在国外留学的中国学生得以继续通过各类社交媒体如微信、微博、人人网等与中国的亲朋好友继续保持联络，这样造成他们的人际网络仍然以中国大陆为主。大陆籍留学生普遍不用Facebook，而且认为Facebook很无聊。
(二)文化反思：对中美互联网文化“优劣”的冷思考
本研究进行访谈的2015年，美国pew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13-17岁美国青少年中超过半数(57%)在社交媒体上结识过新朋友(Lenhart，2015)。
事实上，除了表面上对社交媒体的接入习惯外，在社交媒体使用上的深层文化上，中国留学生也感知到了明显的文化差异。
作为一个再现族群形象的平台，在其他人眼里，Facebook上中国留学生的形象又是什么样的呢?
据美国外交专刊《外交政策》报道，随着炫富中国留学生增多，美国国内的反感也逐渐强烈，甚至密歇根大学中国学生的车上发现被某些人涂上“滚回家去!”(Liu，2015)在社交媒体上，部分中国留学生以炫富为目的的“中国式的分享文化”不仅造成了网络空间的文化冲突，也进一步影响了现实生活中族群关系的融合。在本访谈的个案中，不少个案逐渐在社交媒体上的日常互动中认知了不同互联网文化的差异，会自发地进行自我反省，往往表现出对自我文化的一种批判与反思。特别是相较于美国成熟自然的社交文
化，中国浮躁的社交文化的不足；以及相对于美国人的开放和高度信任，中国网络
社交文化的保守与拘谨。
同时，在不同文化的冲击之下，这些离散状态的留学生得以确认自己真实的文化认同。离散经验为这些90后网民提供了一个反思个人文化认同的切入点，在经历了各种事件，特别是亲自对比不同互联网信息来源后，他们逐步提升了媒介素养，养成了对西方媒体的批判性思维。
此外,经过最初对Facebook、Twitter、Line、亚马逊等当地热门的网络应用的蜜月期后，多数中国留学生也开始意识到自己自小就使用的各种网络应用如淘宝、微信、豆瓣等等才是更为人性化、更适合自己各方面需求的互联网产品。
这恰好回应了文化认同研究对“全球化过程内在的文化单一性和压抑性”的反思——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保持文化的自主性？如何让日常生活世界的连续
性按照自身的逻辑展开，而不是又一次被强行纳入一种“世界文明主流”的话语和价值系统中去(张旭东，2002)。在美国和台湾的留学生都是在被动地接受了不同网络文化的冲击后，主动参与到不同网络文化的互动中，进而通过选择自己依赖的网络社交产品来确认、强化自己的中国网络文化认同。
(三)文化调整：朝向“双文化取向”的努力与挫败
过往针对移民群体的研究一致表明，双文化取向有利于更好的学校表现(Portes & Rumbaut，2001)。本研究所访谈的中国留学生大多数也尝试摆脱对原有的华人社交圈的依赖，学习新的互联网文化，参与新社交空间的网络互动。
在检验移民群体与同辈人的社交互动上，过往学者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即使随着定居时间增加，移民扩大与整个社会的交往，族裔联系仍然保持强大，在所有群体中都显示了“内群体偏好”(Hamm，2000)。这个观点得到了本研究的经验资料的支持，纵使中国90后留学生努力尝试经由社交网络媒体扩展自己的关系网络，但他们往往发现面对的是一堵无形的玻璃墙。
个案20、个案21、个案24、个案29等是一类典型的案例，他们自大陆的成长阶段就熟练使用各种网络应用，勇于尝试各种社交媒体，并经由成长阶段的各种不同社交媒体平台结识了各种朋友，包括陌生网友，留学期间他们起初也通过Facebook积极融入台湾社交网络Facebook，他们不仅天天登陆Facebook了解不同的信息，刻意使用繁体字给朋友点赞，也通过各种调侃、自嘲、吐槽等幽默方式去介绍自己的
文化，澄清一些真相。个案20初到台湾时，常发现当地媒体报道的大陆新闻报道有
误，她曾尝试联络刊载媒体纠正，也一次次在新闻报道下留言评论，但屡次尝试都
得不到回应。
在台海特殊的历史和政治背景下，这种离散者的文化冲突被进一步强化。两岸人民和政府因本身立场不同而彼此角力，又强化了本来同文同种的人民那种“你我有别、彼此不同”的感觉(郑宏泰，黄绍伦，2004)。个案20、个案21、个案24和个案29积极融入台湾社会却“渐渐的，就是你也失去那种热情”的经历正如克利福德所言：“diaspora是一种生活在这里(here)，又与那里(there)相连的意识，完全是冲突与对话中的文化与历史产物”(Clifford，1994)。
Bruns(2008)认为，数字媒介促进了参与，以及群体对内容的评估、共同生产和消费。随着媒介的生产和消费发生了质的改变，传媒业也改变了。以社交媒体为例，社交媒体平台上信息的主要生产者和传播者不再是专业的新闻机构，而是一个个普通的民众。表面上看，身为外来者的离散者跟本地居民享有平等的表达权，但作为少数群体的离散者，相对于处于主流文化的“本地居民”而言，在话语权上明显处于弱势。
在社交媒体时代，过往传统媒体扮演的“平衡报道”的把关人角色的缺失，使
理性的沟通秩序丧失，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话语权的不平等，导致少数群体在网络空间被进一步边缘化。感到被边缘化的留学生只能跟寄居国的居民建立初级或表面的联系。这进一步解释了，为何中国留学生在跨文化关系网络的建构上并不能取得理想的成效，其中互动双方的信任关系的建立难以深入是一大制约。
尽管数字媒介向少数族群提供了表达和再现的机会，但相对于主流群体的“话语霸权”而言，这种机会的存在并不足以促成哪怕一次平等有效的对话。自然地，对歧视的感知加强了族裔认同，浇灭了这些留学生起初努力融入主流文化的热情。
(四)文化再认同：“网络空间的反涵化”策略与行动
在这失衡的媒介环境的另一面，网络社群——包括离散社群和移居社群，发展
出了一些与少数族群语言、参与式文化项目有关的媒介空间，以及脱离于主流之外的，关于身份、表达和参与的空间(Siapera，2010)。在强势的“Facebook”网络文化下，作为‘差异群体成员’的“中国留学生”采取了多项策略在不稳定的世界中寻求稳定的归属感。
一些个案试图连接到不同公共领域和社区，同时在旧关系网络内和跨文化关系网络中维持特殊、多样化和多重轨迹的社会关系，他们会主动去消除跨文化沟通中的误解。
另一些个案则通过移动媒体协商他们想要进入的共同存在社区，以及想要逃离的存在社区。还有一些个案当遇到文化冲突无法化解时，他们会通过屏蔽好友，或者停用、少用某些社交工具的方式逃离令自己被边缘化的网络空间，相比美国留学生，在台湾留学的陆生停用或者少用Facebook的比例超过半数(8个)，经验资料显示，正是网络空间里对大陆学生的偏见和歧视性话语，让这些身为弱势群体的陆生强化了对中国大陆文化的认同，这一类留学生选择远离当地的主流社交媒体，转而回归母国中国大陆的社交媒体。
这些回归母国社交媒体的中国留学生自然也继续从中国媒体学习社会规范, 建立自己的文化认同。
对曾经生活在同一或相似社会环境的群体而言，通过共享祖国或移出地的历史、文化、象征、价值、规范，建构“熟悉”的生存空间与族群共同体，对于消除群体成员因边缘化处境和不确定因素而引发的不安与焦虑至关紧要。因此，访谈资料显示，非常多海外留学生最常用的社交媒体仍然是中国的微信、微博而非美国和台湾地区最热门的Facebook，即使在Facebook上互动最多的也是跟自己身份相同的中国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