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引】
今天是高考的日子，朋友圈都在刷屏。每逢此时都会有一个关于读书是否有用的争论。而博士们更会经常面临一个质疑：你们做的那些书斋学问，到底有啥用？对于这个问题，余英时有个很好的回答：
学术研究本身便具有内在的批判力，学者只要长期从事严肃的研究工作，他们的最后创获自然会对政治与社会投射一种深刻的批判作用，在人文研究方面尤其如此。
在这个世界上，越是伟大的事情，越是不会立竿见影，而只会是潜移默化。要相信时间的力量。教书育人如此，学术研究也是如此。看不见的效果，不是不重要，恰恰想反，它最重要。同样的，
影响我们这个社会的关键性因果关系一定是那些深藏于历史与文化深处的线索与脉络。学术研究断然不是为了单纯重复或颠覆常识，而是寻找这些影响我们国家、社会与生活的基础性要素。换言之，学术研究不是去采花撷叶，而是去挖掘社会系统的根茎。因此，孔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作者简介】
陈家建，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毕业。现为西南财经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农村社会学、组织社会学。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社会》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写在前面】
这篇论文写了很久，对石头兄的关切颇有愧对之感。拖这么久，一方面是因为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这几年几乎没有再接触，需要重读论文才能细致的回忆起做博士论文时候的感悟；另一方是因为自己在写博士论文时很多问题没想清楚，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讲论文的写作过程。好在看了《学术与社会》其他学友的文章后，自己也受到了些鼓励，大家的博士论文都是磕磕碰碰过来的，都不容易，把当时的艰辛与收获写出来，对自己是一种反思，对别人是一种参考，总是有些益处的。今天的学术界极为多元，各有各的研究方向，各有各的分析工具，也各有各的发展道路。作为一名青椒，未来的路可能面临的困惑应该不比博士论文时候的少，有时候想一想过去，也许对未来找到自己的定位会有启发。
我2002年开始在北大社会学系读本科，本科毕业后保送读了本系的硕士研究生。本来想着硕士毕业后可以申请去国外读个博士，但正好赶上我导师王汉生教授带最后一届博士。我大四开始就跟着王老师读书，感觉非常好，所以就趁着王老师退休之前的机会选择了继续在社会学系读博。
进入博士一年级后，我开始考虑自己的博士论文到底该写什么，因为按照学制，我三年内就应该博士毕业。虽然号称是社会学的科班出身，但真正开始做一个研究的时候我却十分茫然，因为在本科我就是读闲书居多，专业书籍接触甚少。2009年底，我心怀忐忑的去找导师求助，老师给了我两个选择，一是回老家自己选择一个调查题目，或者是跟着她去昆山做调研。我毫不犹豫的表示要跟着老师，因为自己回老家也实在不知道该干啥好，还是跟着老师学点东西比较靠谱。于是我博士论文的方向就跟著名的昆山市联系在了一起。
一、初入田野的焦虑
昆山调研的主题是农村集体主义，因为这是苏南农村最大的特色，费老称之为苏南模式。集体主义我听说过，但实感不强，我四川老家的农村1980年代初就把集体的东西分光了，除了土地所有权，早没什么集体资产了。不过这种经验上的距离感也带给我很大的研究好奇心，决心好好去了解下什么是农村集体主义。于是，在半年的时间里，我读了些与中国农村发展有关的文献，算是对集体主义有一点粗浅的认识。至于具体研究集体主义的哪方面，当时也没什么头绪，先去调查了再说。
2010年暑假，昆山的调研终于成行。7月份，王老师带着我和一位师弟去苏州，与苏州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惠海明老师汇合。惠老师是费老的学生，也是费老的同乡，与王老师关系很好。惠老师对苏州各地都很熟，可以给我们在当地调研提供很多帮助。我们在苏州城里待了两天，然后到吴江、昆山两地调研。在吴江我们去了费老调研的开弦弓村，也就是著名的江村。开弦弓村没有给我留下太深刻的印象，只感觉那里很现代化了，没有我想象中的江南水乡的样子。而且开弦弓村是学术明星村，当地接待了太多的调研团队，村干部谈起问题来头头是道，各种时髦的学术概念随口而出，自我比较下，感觉他们才更像是学者。
在昆山我们去了河村。河村距离昆山城区几公里，属于玉山镇辖区。玉山镇据称是中国第一镇，2009年的时候全镇的财政收入就上百亿，超过了一般地级市的经济规模。河村在玉山镇西郊，是镇里经济发展较好的村。老师们建议我和师弟在河村调研，因为河村集体经济一直很发达，从1950年代延续至今，是一个典型的集体主义强村。调研地点虽然选定了，但是怎么调研我却是一头雾水。我当时没有任何的田野调查经验，寄希望于老师们能带着我具体做实地调研。但老师们时间有限，只能带我们去村里转转，然后到村公所跟村领导打了招呼，介绍了一位村副主任给我们认识，然后就离开了。
当时正值7月，昆山最热的季节。我和师弟在河村待了两天，尝试开始自己做调研。我们先在村外转了一圈，了解了下周边环境。河村正处在快速城镇化的区域，东、西、北三面都已经开发成了商住楼盘，只有南面还在建设过程中。河村在这个区域中显得很特殊，村子里都是三层小别墅，旁边都是高高的商住楼，村里村外有一道围墙隔着。村里的别墅看着很美观，但作为调研者我却心生畏惧。在家的村民都关着院门，很难进到家里去跟人家聊天。能够跟我们在户外闲聊几句的又都是老年人，而他们方言很重，我完全听不懂昆山口音。我们在村里转来转去，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访谈对象，非常郁闷。所以，刚进入田野，我就陷入了紧张焦虑之中，怀疑这个地方到底能不能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进而担心我博士能不能毕业。加之当时实在太热，我们就放弃了第一次的入村调研，直接回北京了，计划等到秋天凉爽了再回河村调研。
二、偶遇中积累的调研契机
等到九月中旬，虽然百般畏惧，但不得不开始我的河村调查。我和师弟从北京直接到昆山，径直来到河村。我们先到村里转了大半天，不知道怎么开始跟村里人打交道。到下午的时候，偶遇到了一位外地租客。这位租客很热情，跟我们攀谈了一会，还把我们介绍给他的房东，让我们也在那里租了两间房，算是在在村里安顿下来。我还记得那时房租才300一个月，很便宜，但房子确实简陋，大部分生活用具都是我们自己买的。在村里住下来后，我们决定去跟村干部们对接上。带上北大社会学系的介绍信，我们找到了暑假见过的村副主任，表明我们是来村里做调研，宣传河村的先进发展经验。这位村干部比较和蔼，没有排斥我们，还让我们在一个没人用的办公室里面坐着办公，这让我们喜出望外。
进入村庄算是有了一点成效，但调研如何做呢？我们偶然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村里前几年申请示范村建设，准备了一批材料，里面包含了近十年来村里的经济、组织、文化建设等各种资料。而这批材料正是放在我们所在的办公室柜子里。我们以发掘先进经验为名，向村主任要了这批资料来阅读，并将其中的重要内容抄录，对村里近十年来的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同时，我还发现村里开始搞信息公开，所有的财务收支信息都要每季度公开，其中即有我最感兴趣的集体经济收支情况。既然是主动公开，那搜集起来就很方便，我们很快就把近些年来的村经济情况掌握了。在村办公室待了一段时间，干部们也跟我们稍微熟悉了。有位好心的副书记还时不时带着我们去做一些公务，比如检查村里的垃圾卫生清理，让我们对村当前的情况有一些更直观的了解。村里还定期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讨论一些重要问题，比如集体资产收益分配。我们在没有获邀的情况下厚着脸皮参加了两次会，做了一些参与式观察。我发现河村在公共事务管理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村庄，因为村集体资产很多，所以需要定期召开村民代表会讨论集体资产的管理，参会的有上级政府的代表和村里的人物，包括好多位资产千万的大老板，有种政府与企业家协商共治的局面。
当然，仅仅对村干部调研是远远不够的。一方面是资料来源太单一，另一方面是现在的村干部都不清楚村子的历史情况，并不能给我们勾勒出集体主义演变的线索。为此，我们一方面要找更多的人访谈，另一方面要查阅村庄的历史资料。首先是历史资料的问题。昆山有个档案馆，各单位十年以前的资料都要入档保存，河村的历史资料也保存在那里，村里和镇里都查不到。我拿着北大的介绍信去档案馆要去查阅资料。档案馆的负责人对我的介绍信没什么兴趣，他也反对我大规模查询档案，因为之前某位学者在昆山查了资料后写了一些负面文章，影响了昆山的形象，所以他们对档案比较谨慎。我只能像普通读者一样，写一个查询的索引条，让工作人员帮我找到相应的资料。这样查询资料速度很慢，一天也借不出来几页，照这个速度博士论文几年也完不成。但几天之后，管理借阅的一位年轻小伙子跟我熟悉起来，同时他也为了减少麻烦，干脆让我自己进档案库去拿，这算是另一次幸运的偶遇。当我走进宏大的资料室时，有种抑制不住的兴奋感，终于感到我的博士论文有希望了。我每次都拿着厚厚的几大本档案，照相、记录，忙的不亦乐乎。档案馆离河村二十几公里，公交车要单边一个多小时，每天来回，午饭也常常没得吃，晚上还要回去把照下来的档案整理归类，虽然辛苦但很愉快。而我师弟则在村里继续做参与式观察，我们两头推进，收获很大。但是好景不长，过了一段时间，档案馆居然换了个管理员。这位管理员公事公办，不再让我进库房自己查找，搞得我欲哭无泪，只好放弃了。档案资料我查阅到了九十年代初，因为换了管理员，九十年代中后期的资料没法继续查阅，至今都留下了一段空白，只能靠访谈间接弥补。
在访谈方面我们也还做得不错。河村的老大爷们喜欢打门球，村里就有一个门球场。我们也装作喜欢门球的样子（其实根本就不懂那是啥运动），经常去门球场看他们打球，时不时跟老大爷们攀谈。久而久之，还真认识了几位当年的村干部，其中一位是人民公社时期的老生产队长。跟这位队长我们长聊了两次，他给我们讲了从农业合作化到包产到户二三十年的过程。其中有些故事我至今印象深刻，比如，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养的猪都要上交，而他们队里则偷偷杀过两头大家伙分着吃了，对外说是猪病死填埋了。他还讲那时候开会时间特别长，经常去县里开会要带着铺盖，一去就是一周甚至一个月，真是长会。村里有一位老干部，从1970年代就是会计，后来当书记，他是河村历史最重要的见证人。我们到他的别墅前后三次，每次都是长谈两三个小时。第一次访谈他给我们聊起了1980年代办集体企业的过程。河村在当年是有名的穷村，村干部压力很大。在八十年代初，他们到处跑关系、找路子，碰壁无数，曾经为了请县企业办的人吃饭花了100元，被村民指着鼻子骂他们是“吃光大队”。直到1985年，才通过加工化工废料赚到钱，后来又开办纸箱厂，村集体企业慢慢发展起来。过程很艰辛，他也讲得很动情，我们作为访谈者也不禁为之动容。后来两次访谈他给我们讲了分田到户的过程，以及对今天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看法，成为我们最重要的访谈资料。除了上述两位，我们还找了一些村企业的老板做访谈。有一位老板1970年代就开始在村里加工盘簧，然后卖给上海钟表厂，不过规模很小。另一位曾经管理着几个纸箱厂，是村里最大的企业家，风光十足。还有一位企业主是房东给我们介绍的，房东就在他的厂里打工，原来是个集体企业，后来转制了，管理层收购。不过与我们之前想到的不同，当年村里的厂长都不大愿意收购企业，还是政策硬性要求下来，他们才不得不把厂子买下来。除了村里的精英人物，我们跟村民也访谈了一些，不过村民大多是昆山方言，我们很难听懂，而且他们讲的故事太零碎，对于村子的发展史我们更多的还是依据档案资料和干部、企业主们的访谈。
三、结束调研回校写作
调研做到冬天的时候天气就非常之冷了。我们所租的房间只有一个薄薄的木板可以挡风，晚上屋内的温度不会超过零度。有次半夜冻得实在受不了，就把垫着的褥子全当做被子盖上，第二天起来赶紧买了两床被子加厚，才熬过了最冷的一段时间。我还记得旁边两个屋也是租客，外地到昆山打工的，时不时还能听到我熟悉的四川乡音。有个租客是个女孩，在昆山的某夜总会上班，经常晚上十二点才开房东的大门回家，每次都是被灌酒到烂醉，还没进屋就开始哇哇乱吐。每想到此，不得不感慨这些年轻打工仔的辛酸命运。等到快过年的时候，我们结束了调查回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