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四月，中兴遭遇美国商务部
“
掐喉
”
，面临购买美国零部件禁购制裁。美方手段引发中国社会强烈震动，如若波及华为等其余战略性企业，恐将严重挤压中国在新一轮结构重组中的内外布局。从全球政治经济视角看，该事件揭示通信技术在日益敏感的国际地缘政治中的支点位置，可谓是当今大国间博弈一触即发的痛点。此外，中兴的尴尬困境也撕开冰山一角，揭示中国通信技术发展在全球数字浪潮中的胶着状态，预示着中国发展转型道路上的诸多挑战错位、冲突与磨合。
基于中兴事件的冲击，本期
ICT
政策专题，三篇文章从理论和历史双重视角，检视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
ICT
政策对中国在新时期发展转型的重大意义。从地缘政治、后发策略，再到劳动就业等多个视角，探讨传播与发展、技术与国际政治、国家与国际化互联网资本、国家主义与国家的全球性角色之间的关系与未来。
以下是第三篇文章
《中国与国际互联网
:
博弈式国际融合》
。作者洪宇探讨中国互联网在全球数字资本主义体系中既博弈又融合的发展关系，考察了国家在互联网成为跨国市场空间走势中既突出又矛盾的作用。中国政府从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到建设国际网络架构，从发展数字经贸到培育国家
-
产业联动机制
,
正逐步影响着全球互联网格局。文章指出，中国的全球化互联网议程，连同其所建立的新型“国家
-
资本”合作伙伴关系，旨在从全球治理体系中获得合法性，也为中国发展谋求新机遇，这将是一个极其复杂工程。
（图片来源：网络）
本文节选自作者英文专著
《
NetworkingChina: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Economy》
（
U of Illinois Press, 2017).
Copyright 2017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sed with permiss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原文刊载于《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S1期108-113页
中国与国际互联网:博弈式的国际融合
洪宇
中国互联网已成为全球互联网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基于互联网在国家安全以及经济发
展层面的战略重要性，中国政府在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以及寻求互联网治理全球影响力的过程中，正展现出一种国家主义立场。近期“网络强国”的表述更是体现了其国家意志。由于西方各界多倾向将中国网络空间喻为“巨笼”(
giant cage
)，实证分析也多集中在探讨审查制度与防火墙议题，中方国家主义立场的彰显似乎又进一步印证了西方主流既有的理解，即中国互联网与国际互联网之间对抗对立的基本关系。
本文试图提供与以往分析不同的阐释:通过简要回顾中国在国际互联网治理方面的积极作为，本文认为中国是在寻求一种博弈式的国际融合，即在一系列国内与国际力量驱动下，中国互联网实际已经与主导性的全球格局与规则深度融合，尽管此融合过程仍充斥着政治与经济层面诸多悬而未决的争议、对抗和竞争。
同时，基于互联网成为跨国市场空间的既有走势，本文也试图揭示在博弈式国际融合过程中国家主义的多样性内涵以及不确定性。众所周知，在互联网时代，国家主义包含领土逻辑，即关于主权、安全与利益的国家意志。但由于互联网已成为重要的经济空间，国家主义还必须兼顾资本逻辑，使中国在既有的互联网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能最大化地利用信息网络技术，发挥其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核心性、先导性的作用，从而提升中国整体实力。由于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既相互依存又互为矛盾，博弈式国际融合有可能导致领土逻辑的被迫消解，即国家主权逐步让渡给国际数字经济的既定次序与规则。
全球治理平台:推动另类选择
如丹·席勒(
Dan Schiller
)指出，“信息的自由流动”连同其背后的自由资本主义理念，
构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道义基础。
1
这种看似高尚的意识形态赋予美国合法性，使其得以长期扮演“自由、中立与无国界”互联网空间的唯一守护者，同时却掩饰其对于全球网络单边的不对称性控制。
2
然而，斯诺登事件直接冲击了这一道义基础。
2013
年这桩全球丑闻爆发后，人民日报迅速发表谴责，认为有效国际规范的缺席直接助长了美国在全球网络秩序中的霸权
.
3
事实上，中国已通过改变策略，以此来应对互联网领域的美式单边主义。从
1990
年代后期处于边缘地带，到
2001
年之后开始显著发声
4
，中国在互联网这一关键领域逐步加强干预。首当其冲的举措是与联合国以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统一立场，挑战了以美国为中心的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这一由美国政府授权的机构
,
掌握了全球互联网域名与寻址系统，因而事实上赋予美国政府顶层控制与行政监管的特权。虽然美国国家电信和信息局于
2016
年
10
月交出对ICANN的控制权，大幅削弱美国对域名管理的行政干预能力，但美国已充分利用最后一段时间的权力，为ICANN日后的演变埋下伏笔。交权之后，
ICANN
仍将继续执行全球唯一的互联网域名管理权
,
并且进一步巩固了其多利益攸关
模式。可以说，ICANN独立后更可能走向私有化和公司全球主义，而非多边政府运行。
尽管如此，由联合国主办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
WSIS
)已为其他主权国家介入全球互
联网治理体系打开了局面。
5
WSIS
运作中体现的整合性与综合性的全球互联网治理理念，
亦超越了
ICANN
框架下现有相关议题。弥尔顿·穆勒(
Milton L. Mueller
)谈到，如今互联网治理已涵盖诸如技术标准设置、网络提供商互联、电信基础设施、言论自由以及多语言议题在内的所有互联网相关政策。
6
而为了保护其对
ICANN
的单边特权，美国政府亦曾承认:
“目前没有一个机构拥有如此综合性治理权限能够恰当、全面地解决互联网治理中的系列性问题”。
7
中国则分享了
WSIS
倡导的整体性观点。因此，在保持与
ICANN
合作之同时，中国也着手推动可供另类选择的治理平台。
2009
年，中国重新加入
ICANN
政府咨询委员会，同时放弃对重启互联网治理论坛建议的反对(该论坛乃是由
WSIS
授权，是带有非契约性、多利益攸关模式的组织)。但从中国当前的外交方向来看，其重心集中在了国际电信联盟(
ITU
)。
8
2014
年，在工信部和外交部的支持下，前
ITU
资深官员赵厚霖就任
ITU
秘书长。按照赵厚霖的说法，他的成功当选体现出中国在全球通信与技术发展方面将要承担更多责任的能力与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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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提出，鉴于互联网全球化分布以及与现有公共通信基础设施的相互依存关系，
同时也鉴于
ITU
有长期引导、团结发展中国家参与共治的优良传统，
ITU
将有潜力成为新型的互联网治理协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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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多利益攸关模式与多边政府运营模式各有进退。未来，在国际舞台上，中方会继续支持有关全球互联网治理体制的讨论，使原本不容反对的既有模式有可供讨论之余地，
以此进一步为中国主张争取空间。同时，如后文所诉，随着中国互联网产业实力之兴起，中 、方有望在多利益攸关模式下获得更多的共治权。
国际通信网络:打造以中国为中心的新版图
中国已投入大量花费用以改善互联网资源的结构性失衡。不过，如同人民日报所强调的，
若无长远的大规模投资计划，试图改变国际通信领域失衡状态都将是纸上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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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国家提出“自主创新”指导政策，确立了以国家技术标准为主导的战略，试图以此扭转单向市场开放的局势。国家对下一互联网的布局也体现了技术国家主义的用心:由于
IPv4
根服务器主要分布在美国、英国、日本与瑞典等地，随着
2003
年新一代中国
IPv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