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内参导读：导演刘进、艺术总监张嘉译用史诗格局展现的白鹿原风貌，隐藏着一个“看”与“被看”的双线视角，或者说双重身份。这种“双线”是导演处理白鹿原“记忆”的核心，也是凸显“文化”与“人性”主题的技巧。
来源：传媒内参影视研究组
文/云飞扬
“一部浓缩了民族精神进化史”的电视剧《白鹿原》，经历无限波折之后，终于在2017年与观众见面。这部展现三代人不同命运，以一个村庄的起落浓缩成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影子，有其独有的魅力。电视剧《白鹿原》专家研讨会，由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新闻出版广电局联合主办，中宣部领导与会，席间各路专家学者纷纷发言。
陈忠实在小说《白鹿原》的扉页上借用作家巴尔扎克的话语，写了一个题记：“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在小说中，陕西作家陈忠实用丰盈的笔，写下了白鹿原中白家和鹿家的命运发展和相互的人生纠葛，以小放大式地呈现了大转折过程中的中国北方普通村落的兴衰沉浮，揭示了蕴藏在白鹿原“秘史”之中的悲凄生活、隐秘的心史和畸形的人性。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著名文艺评论家仲呈祥认为，《白鹿原》五十年的历史变迁，无论通过怎样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受众都会不约而同地对原作者陈忠实先生肃然起敬。作为一个了不起的当代小说大家，陈忠实先生对自己对白鹿原上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深思和对于封建宗法思想，对中国农民的戕害，以及中国传统文化面对着现代文化的冲击，出现的思维进行的深刻反思和艺术表达，是达到了相当高的成就。
脱胎于该小说的电视剧《白鹿原》，很好地把握住了原著小说的灵魂，透过白鹿原上白、鹿两家三代人的人生历程，呈现了“关中农民身上的民族生存追求和文化精神，又勾勒了演进于白鹿原人们的生活形态和心态的近代、现代的历史发展轨迹及其发生的大大小小的回响”。
这种“回响”是白鹿原的“神奇”所在，就像《白鹿原》的编剧申捷所言，“《白鹿原》神奇在哪儿呢？就是这部剧载着我翱翔天际时突然下沉又拔地而起，让我领略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看到了很多风景，如果说这部戏成的话，成在陈忠实对人性的把握和史诗性的描写。”
当然，展现这种“神”，关键在于改编，仲呈祥指出，电视剧《白鹿原》的创作团队“是真正把小说原著吃透，消化掉，甚至可以说把握住了它的精魂的前提下，把用文学语言所塑造的小说的艺术之山吃掉、消化掉，然后按照电视剧的视听规律重塑了电视剧的艺术之山，实现了文学思维到视听思维的成功转换。在电视剧发展史上，这种成功的转换例证不是很多的，是很值得珍视的。”
由刘进执导，张嘉译、何冰、秦海璐、刘佩琦、李洪涛、戈治均、雷佳音、翟天临、李沁、姬他、邓伦、王骁、孙铱领衔主演的年代剧《白鹿原》，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始终围绕人物的命运变化为叙事中心，讲求一波三折的故事性与艺术魅力，较好地打通了雅俗共赏的界限，完成了白鹿原上“最后一个族长”、“最好的族长”的故事述说。
在架构白鹿原这个故事时，制作人员历时16年，花费7个月的拍摄，用工匠精神，精益求精地表现出了电视剧《白鹿原》的坚守与格局，正如陕西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电视剧处处长张峥嵘所说：“该剧汇聚了著名编剧申捷以及主演张嘉译等全国一流的创作团队，他们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把高品质追求落实到每个具体环节，以接地气的人物塑造，准确把握小说原貌，生动鲜活讲好中国故事。”
事实上，导演刘进、艺术总监张嘉译用史诗格局展现的白鹿原风貌，隐藏着一个“看”与“被看”的双线视角，或者说双重身份。这种“双线”是导演处理白鹿原“记忆”的核心，也是凸显“文化”与“人性”主题的技巧。
一方面，在电视剧《白鹿原》中，通过以白嘉轩（张嘉译饰）、朱先生（刘佩琦饰）等人物的视角，承载着白鹿原传统文化，包括家族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也即承载着秘史的叙事，例如修祠堂、兴乡学、反裹脚等等。
白嘉轩作为族长，扮演的角色已不单单是一个生命的个体，还有一份将白鹿原精神，既有文化精神和力量的延续，又有一个不死生命力的象征。这个“象征”就是“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向前进，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寻。同时直面当下中国人民的深层现实，创作出丰富多样的中国故事、中国形象、中国旋律，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展现特殊的诗情和意境。”
对此，仲呈祥说，“《白鹿原》就是非常特殊的诗情和意境，《白鹿原》的作者就是在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深处开掘，这部作品才真正是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一种形象的艺术欣赏品。”
换言之，白嘉轩就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以朱先生之类人的高尚品德与睿智，也勾勒出了乱世沧桑的悲凄与悲壮。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刘淑欣指出，“朱先生说‘只要原上的人心不乱，原上就是平安的。’在这里边就是说善方面的代表，就是《白鹿原》的白嘉轩、鹿兆鹏、鹿兆海这样一些人物，他们都是惩恶扬善的，他们内在的核心就是‘利他’的这种价值观，因为‘利他’，所以白嘉轩牺牲自己，然后白灵走到西安城，不惜牺牲生命救助西安的百姓，这些都是‘利他’善的本质。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人性还有另外一面，就是‘利己’，极度的利己就出现很多的问题，那就是白嘉轩父亲跟他说的，后来白嘉轩也跟仙草说的：要焦距化百姓，这也是白嘉轩坚守传统文化的一个目的所在。”
记得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评论员陈超英说过一句话，“如果说以朱先生和白嘉轩为代表的老一辈人物形象更多地体现的是君子厚德载物，增强了作品的厚重感，那么以鹿兆鹏、鹿兆海、白灵等为代表的年轻一代，更多地体现的是‘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增强了这篇作品的时代感。如果说以朱先生和白嘉轩为代表的男性人物形象，更多承载的是‘仁义礼智信’，鹿子霖他的悲剧就在于他违背了这一点。”
这也是导演的另一个视角。在电视剧《白鹿原》中，何冰饰演的鹿子霖是表面上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
在鹿子霖的人生中，他奉行的是先祖的教诲：“无论你将来成龙还是成虫，无论你是居官还是为民，无论你是做庄稼还是经商以至学艺，只要居于人下就不可避免要受制于人，就要受欺。你必须忍受，哪怕是辱践也要忍受。但是，你如果只是忍受而不思报复永远忍受下去，那你注定是个没出息的软蛋狗熊窝囊废。你在心中忍着，又必须在心中记得，有朝一日要踩到他头上，让他也尝尝辱践的味道。”这种理念，也是源于他与白嘉轩不同的晋升之路。
无疑，电视剧《白鹿原》展现了白鹿原全景式人物群像，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预言，就像仲呈祥所说的，“电视剧《白鹿原》播出的时候，我是最不赞成用收视率来衡量的，尽管我们现在收视率已经慢慢上去了，这证明我们听了习主席的话，把艺术性放在第一位，我们有吸引力，有感染力，因而有传播力。
也证明了一条（道理），由于我们大量地缺乏品质的作品，败坏了民众的审美情趣。正因为我们反思，所以我不大赞成领导说的唤回了中国电视剧的尊严，中国电视剧从来就有尊严的，要说是电视剧唤回尊严，那我说电影更应该唤回尊严，电影文化垃圾还少吗？它肯定是这样的。
实际上我们就是要用这样的作品去培养、提升我们的受众群体——观众的修养。马克思说过一句话，再美的音乐，对不变旋律的耳朵都是没有用的。我那个已故的老师，西部电影的创始人有一句名言‘再好的电影对于不懂得欣赏电影基本法则的受众都是没有用的’。我尤其反对某些口碑好、收视率低的言论，我相信这部电视剧在中国电视发展史上是留得住，传得下去的。”
从各项数据来看，收视率位居52城第一名，并在36城实时收视率最高时达到了1.7700。此外，在单网平台播放量高达74.2亿，最高单日播放量也达到量3.4亿，19次登上骨朵影视剧榜单前3位，也一度占据微博热搜榜，其中有关电视剧白鹿原的主题话题就达到量2.6亿，有32.6万人参与了讨论。
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日报》、《环球时报》、《新京报》、《北京晨报》、《北京日报》等几十家报纸对电视剧《白鹿原》进行相关报道，纷纷指出，该剧让人看尽了巨变时代的中国人格百态，是绝不缺乏触及灵魂的当下性，表现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精神，也传达了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凤凰涅磐、浴火重生的精神，是一部精品之作。
仲呈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白鹿原》这部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价值，当年我们获茅盾文学奖是经历了一番争论，最后由从延安走来的文艺家（陈庸）同志定下来了，当时争论的焦点一个是存在历史观问题上，一个是集中在对于《白鹿原》五十年的历史变迁，给今天的启示究竟是怎么样进行审美表现的。
但都认识到陈忠实先生作为一个了不起的当代小说大家，他对自己对白鹿原上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深思和对于封建宗法思想，对中国农民的戕害，以及中国传统文化面对着现代文化的冲击，出现的思维进行的深刻反思和艺术表达，是达到了相当高的成就。
这部作品在这点上，一个在历史观上把它理顺了，包括对田小娥这些人物的处理，对白灵的处理。网上出现过一篇说“《白鹿原》是错误思想的大杂烩”，这是不对的，我是不赞成的这种二元对立的思想。
我们应该站在今天的高度，把握全局，用一种和谐的科学思维去对待这个问题，看待这些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第一它是在历史观上，处于一种文化自立，是吸取了今天我们对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新的理解去看待这个作品。
李树声（《中国艺术报》总编）
《白鹿原》作品娓娓地讲述了白鹿原剪辫子、退兵、匪患，看起来是原上人们在战乱、灾荒、命运中的跌宕起伏，实际上是皇帝没了，就是如同西方哲学家尼采处在世界的转折点上，就是那一声上帝死了的断喝一样，我觉得白鹿原就有这样的叩问。
于是作品以白鹿原为原点，辐射当时整个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精神一系列的冲突和断裂。所以这部剧表现的其实不仅是白嘉轩、鹿子霖、鹿兆鹏、田小娥、黑娃等人的人身命运，更是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凤凰涅磐、浴火重生的过程。
然后在文化含量上，另外一点就是它以形象系列展示文化的不同侧面，如果说当年尼采谈到的“上帝死了之后，一切价值的重估”，《白鹿原》中皇帝没了，旧有的封建制度坍塌了，人们仍然生活在传统文化的延长线上，对待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也存在一个重估的问题。
我觉得陈老先生之所以呕心沥血地写这部剧，那么认真，那么用力，其中是他对传统文化不同层次、不同层面优劣的思索，他不像尼采，尼采作为哲学家，他只是谈了这么一个结论，而陈老先生他是通过形象来展示这种思想。
王伟国（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改编文学作品或文学名著，最主要的是保持原著的灵魂，其次是要充分尊重电视剧创作的艺术规律。电视剧《白鹿原》将中国半个世纪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浓缩到陕西白鹿原上白、鹿两个家庭三代人之间的恩恩怨怨、爱爱恨恨、错错杀杀，以及两个家族成员都有意或者无意地被卷进了历史巨澜中，因此他们的命运、生活道路的选择和人性沉浮是波澜壮阔的。
电视剧《白鹿原》在以下五个方面完成了较为完整的审美化表达：
其一，空间叙事：《白鹿原》所展现出来的独特空间影像——黄土高原、纵横的沟壑、一望无际的麦田，以及作为白鹿原美学呈现的重要元素，主场景空间及典型环境的祠堂、白家院子、鹿家院子、标志性的建筑月亮门和牌坊，是剧中的重要叙事空间。
其二，丰盛的地域文化展现：陕北民歌、油泼面、羊肉泡馍以及陕西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语言特点和文化精神的呈现。
其三，导演运用了摄影机视角和观众视角合一的手法，有大量跟踪拍摄。
其四，《白鹿原》摄影造型也颇具特点，以青灰色、中间偏暗的色调统一全剧，无论是人物的服装、室内的陈设道具，还是外面选的景象、色调，都严格地控制了整体的色调明暗关系。祠堂白家古戏台，鹿家等等，基本上采取了正面的对称性的结构构图。
其五，声音的魅力。田小娥被杀的场景是三个时空的声音对位，这个蒙太奇的叙事形式做得非常精致，指出了杀害田小娥的真正凶手。
李舫（《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
主创团队的敬业精神以及对原著吃得透、拿得准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从文本的文字到影像转换是需要一个物质到精神再度丰满的过程，电视剧《白鹿原》不仅仅是对白鹿原上的生活叙事，更体现了一种精神叙事。电视剧的创作把陈忠实以前的叙事增加了一些在现代化转型中的现代化的叙事。
李春利（《光明日报》文艺部副主任）
白鹿无疑是被拟人化了，它不仅仅是一个地名，也不仅仅是一个姓氏，它是一种文化，应该叫做儒家文化。朱先生实际上被喻为了“白鹿”的化身，白灵实际上也被喻为了“白鹿”的化身。
这里面几个大善之人才能够看到白鹿，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看到白鹿，所以这个“白鹿”实际上就是一种希望，一种道德水准，一种仁义，一种儒家文化，它是整个原上的魂，这些我觉得表达得都非常准确。
高小立（《文艺报》艺术部主任）
电视剧《白鹿原》不是对原著人物的颠覆、削减，而是补益。这部剧看似是一部男人大戏，其实女性角色带来的震撼更强烈，封建礼教的受害者是女性，封建礼教的抗争者也是女性。
在电视剧中，冷秋月与鹿兆鹏有了新婚之夜的肌肤之亲后被抛弃，在小说中她是被父亲和丈夫抛弃，最终上吊；电视剧中的田小娥将原著中媚的一面淡化了，突出了她在宗法男权社会下受尽凌辱；原著中白灵死在自己人手中，电视剧里白灵死在战场上。
这种改编恰恰将白灵与秋月、田小娥之死做了鲜明对照，秋月死在作茧自缚，死在旧社会的毒害下，尽管她知道丈夫不爱她，并给予她自由，她却不敢选择自由。田小娥倒是敢于追求爱情和幸福，可是她却被吃人的礼教活活害死。唯独白灵在追求自由，牺牲在革命的炮火中。这种强烈的对比对于观众的震撼是无比强烈，仍然忠于了原著精神。
李震（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我认为电视连续剧《白鹿原》改得非常成功，接近经典，原因是什么？我觉得它找到了一条正确的改编路线，而且确立了一个正确的改编原则，我觉得它就是两个“尊重”，一个是尊重原著，一个尊重媒介，这两个同时尊重才能够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