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lgor Gedz / Dribbble
差不多 100 年前，面对中国落后而任人宰割的局面，知识精英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一种 “大拒绝” 的姿态，并召唤“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这两个神灵降临中国。
今天，中国似乎已经在经济上 “崛起”，但被阶层固化、贫富悬殊、道德滑坡、公平正义缺失的阴影所笼罩。而在关乎“中国走向” 的公共争论中，不讲逻辑的非理性情绪四处泛滥。政治、社会、经济结构的风险驱之不散。
“现代化焦虑”，尤其是 “民主焦虑”，又把很多人攫住。
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民主大业如此艰难？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这是因为，从古代开始，在人类文明的 “轴心时期”，中国就缺乏 “逻先生”（逻辑），一路演绎下来，终成今天的局面。正是中国人不太讲究逻辑的思维方式妨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这种声音一口咬定，中国绝大多数公民与逻辑的距离，就是中国与世界现代化的距离。
思考时是否要按逻辑来，真和一个国家、民族的现代化、民主有关系吗？为破解窒息这个社会的诸多困局，今天中国人在思想上该检讨什么？该如何去思考？
《南风窗》记者石勇就此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作为哲学家，他对影响到了西方和中国在 “想什么”、“如何想” 的问题上，有着深刻洞见。
中国人不缺逻辑能力，而缺训练
石勇
：不讲逻辑好像是现在中国人的一种 “集体无意识”。公共领域的争论，多自立场开始，以人身攻击结束。而某些政府部门“你和他讲道理，他和你耍流氓；你和他耍流氓，他和你讲法制；你和他讲法制，他和你讲政治……” 的背后，其实也是耍赖，不讲逻辑。
还有另一种不讲逻辑的方式。大家习惯了玩类比、玩隐喻、玩象征、玩暗示来 “讲道理”。我们从小就被训练玩各种文学的修辞手法。这些在思想上会有什么后果？
赵汀阳：
和你一样，我也不同意依靠玩这些文学手法来 “讲道理”。它们可以制造趣味，但不适合用来论证。把“修辞法”（亚里士多德说的）用于论证，就容易形成诡辩或胡说。希腊人很擅长修辞法，就像他们擅长逻辑一样，古希腊的许多“群众领袖” 喜欢在广场使用修辞法蛊惑人民。亚里士多德早就知道，修辞法会遮蔽真理。
石勇：
类比估计是很多人最常用来 “讲道理” 的了。比如 “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 的谚语。这样干时，我们好像没有注意到有一个 “赖尔峡谷”：不同范畴的事物，比如 A 和 B，你要从 A 的成立证明 B 成立，必须先证明 B 和 A 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性或等同性，有了一座“在逻辑上可以等值” 的桥梁，才可能通过这个“赖尔峡谷”。
赵汀阳：
我倒不反对谚语。谚语所说的无非是一目了然的道理，其中是没有论证，谚语使用修辞法不是在论证，而是为了制造有趣的表达效果，各国的谚语都差不多。至于现在为什么许多人不讲逻辑，我无法充分了解其原因，也许是为了饶舌，为了有趣，为了胡搅蛮缠，为了回避真相，为了欺骗，等等，总之是故意不讲逻辑。
但我还想使用韩非的可信赏罚理论稍加解释：如果做某事就总能够获得可信的回报（物质回报或荣誉回报都算在内），那么人们就会纷纷自动做某事。可以想象，如果宣传能够获得可信回报，那人们就会热衷宣传，如果追求真理没有可信的回报，追求真理之人就会减少。
石勇：
在逻辑思维能力上，老外好像都一致唱衰中国。黑格尔说，逻辑在中国就玩不转了。爱因斯坦则认为，中国没有西方科学的两个基础，即形式逻辑和通过系统的实验找出因果关系，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而列维 · 布留尔更狠，暗示中国古人的那类 “天人感应” 纯粹就是“原始思维”，说古代中国的那些“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理学、病理学、治疗学以及诸如此类的浩若烟海的百科全书”，全是扯淡。对于这些说法，您是怎么看的？
赵汀阳：
每一个逻辑学家都会跟你说，黑格尔才不讲逻辑。黑格尔想象的是 “辩证逻辑”，那是逻辑的反面教材。辩证法是一种形而上 “语法”，请允许我使用这个不太准确的说法，辩证法在逻辑上无用，但在哲学上是有用的，可以用来发现事物所暗含的 “别的可能性”。
有趣的是，经过流俗歪曲之后的黑格尔 “辩证逻辑” 在中国似乎颇得人心，不知道黑格尔会有何评论。爱因斯坦的说法有些道理，但需要更多解释。而列维 · 布留尔的说法恐怕基于对中国思想的无知，无需多论。
石勇：
说 “中国人逻辑不行”，似乎和以前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中国人不聪明” 属于同一个偏见系列，而后两者早被证伪了。如何也证伪前者呢？
赵汀阳：
逻辑能力来自何处？这是个问题，直觉主义数学家们相信逻辑来自数学，但理由似乎不充分。许多哲学家相信逻辑其实是语言的一种深层语法。这个看法比较容易理解，事实证明，只要有语言能力，就必定有逻辑能力。我会同意说传统中国重视思想却不重视理论，而且也不重视逻辑训练。但逻辑训练不够不等于没有逻辑能力。
情感问题不能用逻辑来抬杠
石勇：
一直有人指控说中国人缺乏逻辑思维能力是从古代经典文本开始的。最先是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说近代科学之所以没有在中国萌生，和《易经》有很大关系。然后是其它人，说《易经》、《论语》、《孟子》等充斥着大量自相矛盾的逻辑错误。
赵汀阳：
前面我说了，中国古代经典多数表达的是思想，不是理论，有些观念之间不一致也不足为奇，而且还必须考虑到，生活本身充满矛盾，因此，表达生活的思想有些互相矛盾，反而是如实反映了生活。这不是不讲逻辑。
石勇：
孔子说过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有人问：为什么是三年而不是两年、四年？没有任何理由。这有点类似于“辩证法” 的一个逻辑困境：为什么是一分为二，而不是一分为三、为四？如何评价这些指控？
赵汀阳：
就为什么是 “三年之孝” 而不是别的选择这个事情而言，我想说，这里并没有什么逻辑问题，只有文化或情感问题，而且要考虑时代背景。
假如孔子再世，他一定会考虑到今天的生活节奏，恐怕就不会推荐三年了。当年孔子为什么推荐三年，理由待考，我猜想或许是与父母养育婴幼儿的时间大致对称，当然不是严格对称，只是一个在感情上大致对称的选择。如果在这些事情上用逻辑来抬杠，恕我直言，恐怕既不知学术为何物，也对情感缺乏体会。
石勇：
按这种说法，前面我们所谈到像 “天人感应” 之类的神秘主义观念，是否也不能用一句 “不讲逻辑” 来打发？
赵汀阳：
并非所有事情都是知识论问题，需要具体分析。“天人感应”，如果作为知识论断，显然不真，因此不可信。董仲舒自己是否相信，还是个问题。就历史语境而言，天人感应恐怕并非知识判断，而是虚构的一种政治压力。先秦社会的自由空间比较大，民心向背大致能够形成对统治的政治压力，但秦汉以来变成专制，民意不如以前清晰，士大夫愿意虚构天人感应之类的政治压力新维度，似乎也是一种貌似合理的选择。当然，董仲舒们是否这样想的，就不得而知了。
中西思维的最大区别
石勇：
我们同意，逻辑思维必须讲究概念的明晰。而中国古代的一些经典文本，好像喜欢玩模糊、神秘。
像《道德经》里面 “道可道” 中的 “可道”，有人说是“可说” 的意思，而您说是 “有规可循” 的意思。在您那篇《道的可能解法与合理解法》中，您提出了一个观点，说“中国古人的知识追求与超验问题无关，基本上是以生活问题为界的知识追求，即使是那些关于自然万物普遍原理的想象，比如阴阳五行之类，也是关于生活知识的艺术注释，决非‘科学’探究”。
我不知道，这是否可以理解为这样几个问题：中国古人其实不喜欢在生活之外玩神秘；中国古人对关于世界本质的知识论追求没有兴趣—因为这样，因此也不太讲究西方人玩的那些逻辑？
赵汀阳：
古代中国思想通常不思考超越的存在，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人类生活问题上，伦理、政治、战争、和平之类。不过西方思想也同样关心这些问题。如果说中国和西方思想有哪个最大区别，我愿意说，西方思想寻找永恒的、绝对的、不变的、完美的、完备的、终极的概念，西方的两大根基思想，希腊和基督教，都追求永恒的 “完美概念”，就是好到不可能更好的概念，上帝、完美的人、完美的事物、绝对无私的牺牲（耶稣）、绝对纯洁的母亲（圣母）、千年不坏的城堡、绝对无瑕的钻石、无敌超人，如此等等。
完美意味着永恒、超历史、无变化，而逻辑最适合谈论此种概念；
古代中国的思想意图在于理解永远流变的、不确定的、不可完成的存在状态。
易经、老子和孔子，都不假设完美概念，而重视永远在途中的 “存在状态”。
石勇：
如何理解中西两种思路在 “是否追求完美” 上不同，但并不暗示就有高下之分？
赵汀阳：
举个例子，里程碑式的哥德尔定理挫败了数学的完备性和一致性梦想（数学最能代表完美概念），曾经让数学家们担心真理永远失去了。但是，假如古代中国数学家或哲学家听说了哥德尔定理，一定不会感到烦恼，而会相见恨晚，以老子的观念看，不完备或不一致就是一切存在的真相。事实上，只要一件事实或问题涉及 “无穷性”，就必定不完备或不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