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名股民集中起诉又撤诉，为何？

本案被告某公司是深交所上市公司，也是国内一家有着光彩过往的民营高科技企业，多年发展积累了大量专利技术，曾作为苹果、华为等手机摄像头供应商，在智能终端设备等产业链、供应链中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力。

2019年初，该公司发布的业绩快报显示2018年度公司处于盈利状态，利润超18亿元。然而几个月后，经审计正式发布的2018年度财报却显示，企业不但没有盈利，反而亏损上亿元。深圳证监局经过调查后，给予该公司行政监管措施处分。“业绩大变脸”导致该公司股票连续下跌，也导致之后的199名股票投资者起诉。

祸不单行。2020年受国际市场准入机制等影响，给公司经营带来极大困难，该公司在2020年至2022年这3年里亏损近百亿元，公司发展接连受挫，举步维艰。从2022年4月起，陆续有199名股票投资者向市中级法院提起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诉讼。

为何会“业绩大变脸”？该系列案进入法院后，这成为范志勇首先需了解清楚的事情。

为此，他与金融法庭同事主动走访深圳证监局和深交所，详细了解案件情况。通过走访，他们得知该公司受到处理的深层次原因是公司管理水平未能与企业快速扩张相匹配，未及时发现财务风险，导致信息披露出现违法问题，系重大过失而非故意财务造假，主观恶性较轻。因此，深圳证监局仅出具了行政监管措施，而非行政处罚。

即便如此，该起证券虚假陈述侵权案该如何解决？

对于范志勇来说，过去曾办理过许多关于证券虚假陈述侵权的案子，但这一宗却有所不同。

他介绍，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新司法解释”有诸多重大变化，其中一条明确：人民法院不得仅以虚假陈述未经监管部门行政处罚或者人民法院生效刑事判决的认定为由裁定不予受理。

“按‘旧’的司法解释，证监局向企业出具行政处罚后，我们才受理案件。但新司法解释明确，只要股民起诉，法院就要受理。而这一案件也是新司法解释出台后，深圳最早适用该司法解释的案子，没有太多审理经验可供参考。这意味着很多调查取证和后续审理工作，需要法院与证监局、深交所等协调沟通。”范志勇介绍，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该上市公司以“旧”的司法解释作“解释”，经法院多次释法说理后打消了侥幸心理，表示愿意积极配合法院组织的调解工作。

“该案件的另一复杂之处在于，如果不考虑企业困难，简单一判了之，巨额赔偿不但加剧企业的资金困难，还极可能造成企业信用评级下调、融资困难、银行抽贷、债权人提前追偿等更严重的连锁反应。这家有深厚技术底蕴的民营高科技上市公司，可能因此滑向退市、破产的境地，甚至可能威胁我国智能终端设备生产供应链安全，影响我国光电行业乃至高端机电制造业的发展。而对于投资者们来说，企业破产，他们胜诉后也将拿不到赔偿。”范志勇说。

秉持法院服务高质量发展、护航“制造业当家”的一贯理念，市中级法院金融法庭经充分研判后，明确了“既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又避免企业因涉诉陷入绝境”的思路，采取“调审结合、以审促调”证券群体诉讼审理新模式，着眼双赢多赢共赢开展工作，避免“办理一个案件、搞垮一个企业”。

“调解过程很不容易，我们采取分批、分类、分组等方式，先易后难地开展调解。困难环节由院庭领导上阵‘啃骨头’，三次约谈包括上市公司董事长在内的公司高层，推动争议双方达成共识。”范志勇说。

范志勇介绍，在审理第一阶段，法院选取代表性案件开庭审理，厘清法律责任等相关争议问题，打消了该上市公司的侥幸心理，也降低了部分投资者不合理的心理预期。第二阶段，法院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损失测算，为每个投资者的赔偿提供精细、量化的赔偿标准，也让企业明晰赔偿金额。第三阶段，多方联动发力、耐心细致沟通、促进调解撤诉。

经过多方艰苦努力和深入细致工作，到2024年6月，该上市公司已与全部原告成功签署和解协议，股票投资者们提前收到和解款项，全部提交撤诉申请。

而该上市公司也平稳度过最艰难、最危险的时期，走出困境实现重生。目前，该公司已成为华为、小米以及赛力斯等手机、可穿戴设备及新能源车的供应商。2023年公司实现扭亏为盈，重新取得投资者信任，与低谷时期相比，股票市值增长超300%。

在审理这一系列案件的两年多时间里，范志勇坦言收获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