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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宋代文化研究》第3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注释从略，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浙江历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摘 要：
《三朝北盟会编》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苗刘之变时所引的名为《秀水闲居录》的文字，实为被认为已散佚的朱胜非另一笔记《渡江遭变录》的大部分内容。《渡江遭变录》为史部之传记杂史，《秀水闲居录》为子部之小说，二者之体裁类目、语言风格不同，亦曾分别为宋人著录。《渡江遭变录》曾单行于世，但约在淳熙以后与《秀水闲居录》合并进而冠以后者之名。随着二书的合并与散佚，后人遂不复区分二者。
关键词：
《渡江遭变录》；朱胜非；《秀水闲居录》；苗刘之变
朱胜非（1082—1141），字藏一，蔡州人，崇宁四年（1105）上舍及第，至建炎三年（1129）、绍兴二年（1132）两度拜相。其生平经历见于《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一三引《朱胜非行状》《中兴姓氏录·朱胜非传》与《宋史·朱胜非传》，其人在两宋之际历史中的功过也已积累了不少研究。在关于朱胜非著作的研究中，一般认为《渡江遭变录》今已散佚不存。《渡江遭变录》，“丞相上蔡朱胜非藏一撰，记苗刘作难至复辟事”，则“渡江遭变”之“变”即苗刘之变。苗刘之变为南宋初的重大事件，各方都留下记述，“矜夸复辟之功”，宋廷此后亦要求勤王臣僚将“诸路勤王事迹”进呈。《渡江遭变录》即其中之一，是朱胜非记载苗刘之变始末的作品。苗刘之变期间，朱胜非为宋廷宰相，经历了事变全程，故其《渡江遭变录》为记录该事变的一手史料。
不过，从南宋人评论、引用《渡江遭变录》的一些文字中可以发现，这些文字与现存朱胜非《闲居录》的一部分内容存在十分紧密的对应关系。本文从这一细节入手，从现存题为《闲居录》的文本中勾稽出应属于《渡江遭变录》的部分，并试图解释《渡江遭变录》与《闲居录》之前的关系与《闲居录》文本现状的成因。
二、 宋人对《渡江遭变录》的引用、评论与《会编》《要录》所引《闲居录》
《渡江遭变录》虽已散佚，但也曾被南宋人著录、评论并引用。通过这些评论、引用的文字，今人可得知《渡江遭变录》的大致内容与些许细节。汪应辰（1118—1176）有《书朱丞相〈渡江遭变录〉》一文，认为朱胜非此作矜夸己功，有失公允，其中对《渡江遭变录》中所记的许多细节提出了质疑和批评，也使今人能够从中看到《渡江遭变录》的个别原文字句：
今观朱丞相《渡江遭变录》……六日赦书上徽号，曰“睿圣仁孝皇帝”，今但云“上幸别宫，继有旨称‘睿圣太上皇帝’”。然则赦书谁所定？所谓“有旨”者，旨安所自出哉？又改元明受，乃三月十日，而以为十八日。又十二日百官始朝睿圣宫，今但于“幸别宫”之下云“宰执百官皆从，侍卫如仪”而已。张丞相所上表……今《渡江遭变录》但云张乞主上“贬损位号、柔服敌情”而已。既改“抑去徽名”为“贬损位号”，又表中其他要切之语皆不载。盖所谓“徽名”者，乃是时所上“睿圣仁孝皇帝”之名，其与位号不同矣，而差误疏略如此，果何意耶？贼徒凶焰，而冯康国以布衣单骑冒险入城，说谕傅等。其死生未可知，乃谓遣康国者，“欲成就一官爵耳”。责张丞相散官、郴州安置，而止云“罢礼部侍郎”。谓“檄书到，反正事已成”，然二十四日诏乃云云如此，何也？临平之战，而以为“未尝战斗”，勤王之云“天下共诛之”，而谓“事若至此，虽诛何益？”又因说再贬汪、黄二相，而谓张丞相为黄潜善所知，且黄虽误国，岂不容其知人？况是时为执政者，其与黄同乎异乎？窃谓遭变反正，事之细微曲折固不一，然其本末大概，则有不可揜者。是以摭其事实备论之，庶几是非有考焉。
倘若将汪应辰所引用的《渡江遭变录》语句罗列下来，便可发现其中的细节与徐梦莘（1126—1207）《三朝北盟会编》（以下简称“《会编》”）卷一二五、一二六及李心传（1166—124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卷二一、二二中记苗刘之变时所引的朱胜非《闲居录》全部吻合（见表1）。
据上表，《会编》卷一二五、一二六与《要录》卷二一、二二引用的关于苗刘之变的《闲居录》，与散佚的《渡江遭变录》在以上文字细节上都是相同的。除了具体文字，汪应辰亦提及朝廷改元明受的日期乃三月十日，而《渡江遭变录》“以为十八日”。《会编》卷一二六引《闲居录》：
三月（十）六日，王世修见余曰：“……二将所陈未有一事得请，颇以为言。如年号等事，昨日再入文字。”语未毕，呈内降文字，乃二凶所奏。纸末批云：“第三奏可改元明德或明受。”余即示世修曰：“已从请矣。”……后两日，改年“明受”。
按此《会编》引《闲居录》所记，改元明受之日为十六日的“后两日”，正合《渡江遭变录》“十八日”之误。此外，李心传在《要录》中记明受改元事时也提到，“胜非《闲居录》载内批于十六日，又云‘后两日改元’”。那么徐梦莘、李心传二人所见《闲居录》连记事错误之处都与《渡江遭变录》相同了。
除了汪应辰之外，赵牲之在《中兴遗史》中亦曾提及《渡江遭变录》。《宋宰辅编年录》卷一四记朱胜非建炎三年罢相时，引赵牲之《中兴遗史》，其末云：“胜非有《遭变录》具载其事。”这显示《中兴遗史》这段记述朱胜非罢相的内容很可能参考了《渡江遭变录》。将这段《中兴遗史》的内容与《会编》卷一二六引《闲居录》记朱胜非罢相事相对照，便可看出此段可能参考了《渡江遭变录》的《中兴遗史》文字与《会编》卷一二六之《闲居录》文字多有对应之处（见表2）。
这亦与上文汪应辰的文字一同显示，《会编》卷一二五、一二六与《要录》卷二一、二二记苗刘之变时所引《闲居录》文字，与《渡江遭变录》的内容高度重合。据此，这些文字是否就来自《渡江遭变录》？可否据此复原部分《渡江遭变录》？徐梦莘、李心传二人所引《闲居录》与《渡江遭变录》是何关系？
三、 《会编》《要录》记苗刘之变引《闲居录》文字考
（一） 《会编》《要录》所引《闲居录》文字为《渡江遭变录》
首先要考察的是《会编》《要录》记苗刘之变时所引《闲居录》文字的特征。《会编》在卷一二五“（三月）五日癸未，御营都副统制苗傅、刘正彦杀签书枢密王渊，举兵诣阙，反逼上逊位皇太子，元祐太后垂帘听政”条之下，将朱胜非《闲居录》大段收录，占卷一二五后半部分与卷一二六全部，计七千余字。该段文字叙事连贯，记录了建炎三年二月维扬之变发生至四月朱胜非罢相期间作者的经历见闻，发生在三月的苗刘之变即被包含在内。
与此同时，《要录》卷二一、二二在记苗刘之变时，曾十数次提及、引用《闲居录》，其中一些文字与《会编》所引内容相同，另有一千一百余字不见于《会编》。其中有些整段的文字未被《会编》收录，如《要录》卷二一建炎三年三月己丑条引《闲居录》三月十三日记事：“余留身奏曰：‘六人者已引遍奏对，何如？太后曰：‘问劳劝勉，皆如卿言’……”凡二百余字，而此日记事不见于《会编》引文。
还有些段落在收入《会编》时被徐梦莘重新删改拼接。如《闲居录》三月十五日、十六日记事，《要录》引文八百余字，叙述了三月十五日朱胜非与苗刘二人在政事堂周旋之后，次日再去与太后商议对策的过程，而《会编》引文则将上述十五日的全部内容以及十六日奏对的开头部分近六百字浓缩为不到一百字：
（十五日）二凶堂白：“当遣使议和，不可缓。”余曰：“议定朝夕行，出闻得虏砦有在淮扬之间者，未知酋长何在，须遣小使寻访报信。今欲外召二使，先遣一小使报信，如何？”皆曰：“善。”遂拟定。召王孝迪、卢益，枢密院准备差遣中遣小使。
次日早朝奏陈……（以下二百余字，《会编》与《要录》同）
经过以上对比可以发现，《会编》与《要录》记苗刘之变时所引《闲居录》，系两位作者从朱胜非原作“各取所需”而来。徐梦莘删减了一些内容，但保留了文本的连贯性和整体性。李心传引《闲居录》，只是为了辨正考异，故只取《闲居录》的一些片段，其中恰有被徐梦莘删削的内容。也就是说，《会编》与《要录》在记苗刘之变时所引的《闲居录》中，有一整段描述苗刘之变始末的文字，其字数应在八千以上。
《闲居录》中这一大段记苗刘之变本末的文字，正合于宋人对《渡江遭变录》“记苗刘作难至复辟事”的概括，又与汪应辰提到的《渡江遭变录》诸细节完全符合。《会编》卷一二五引《闲居录》的开头为“建炎三年己酉二月三日，余为中书侍郎，从车驾自瓜洲渡江”，之后便记述朱胜非拜相、遭逢苗刘之变的经历，完全合于“渡江遭变”之题。其现存字数，亦与《渡江遭变录》“一卷”的体量相仿佛。至此可以推断，《会编》《要录》记苗刘之变时所引《闲居录》文字，很可能是朱胜非所著《渡江遭变录》的大部分内容。
（二） 《渡江遭变录》与《秀水闲居录》之区别
至此，本节须讨论又一问题： 既然上节所提到的《闲居录》文字实乃《渡江遭变录》，徐、李二人却称所引文字出自《闲居录》，那么《渡江遭变录》会不会是《秀水闲居录》的一部分或一个条目呢？
首先需要考察这两部作品的著录情况。《闲居录》与《渡江遭变录》是两部作品，且曾被宋人分别著录，这是没有疑问的。
《闲居录》三卷，《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经籍考》皆归入小说类。此书宋元之际已无全帙，2018年出版的《全宋笔记》第9编第1册中，有史泠歌整理的《秀水闲居录》一卷，系从诸处文献中多方辑佚而成，是目前能见到的《闲居录》最完整、系统的版本。该书为“丞相汝南朱胜非藏一撰，寓居宜春时作”，从整理的情况来看，该书所记内容杂驳，年代上至战国，下至南宋，既有涉及当代政事的内容，亦有追记往事、记述典故、品评艺文作品的条目。
《渡江遭变录》一卷，《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与《文献通考·经籍考》等宋元文献都有著录，其中《遂初堂书目》归为本朝杂史，《直斋书录解题》将其归为杂史类，《文献通考·经籍考》归入传记，且转抄自《直斋书录解题》。元代以后，虽然涵芬楼版《说郛》与《群书拾补》曾著录此书，但分别抄自《遂初堂书目》与《文献通考》。所以此书实际上在宋代以后未再被著录。
此二书如今虽可一概以“笔记”名之，但在当时的文献目录中却分属于不同类别。今人所谓“笔记小说”，自《隋书·经籍志》以来即被划分为子部与史部，宋代的目录划分亦在此基础上更加精细。具体到此二书，按以上的宋人著录情况，《闲居录》为子部之小说，而《渡江遭变录》为史部之杂史或传记。虽然“小说”与“杂史”“传记”有许多共通之处，历代公私著录中也常常将这几类混杂，但相关研究指出，“小说”与“杂史”仍有功用价值定位与题材取向上的区别。从功用价值上看，“杂史”的补史价值更高，“小说”则更偏向娱乐消遣，在题材上，“杂史”多与庙堂大政相关，“小说”则多取鬼神怪异之事或历史人物的轶事琐闻。以此标准出发，便可更好地理解《渡江遭变录》与《闲居录》的差别。作为“杂史”或“传记”的《渡江遭变录》，专记苗刘之变这一重大事件，事关政权存亡，且就是为了进呈朝廷以备修史之用的，而如今的《秀水闲居录》中除了“渡江遭变”之外的诸条目，内容杂驳，乃朱胜非闲居消遣之作。
二书除了目录分类不同，文字风格与文本形态亦不同。在文字风格上，《渡江遭变录》以叙事为主，保留了大量的人物对话和行动，文字生动活泼，而《闲居录》诸条目的文字则多为议论，少有连贯的情节与对话，语言风格也清新平淡许多。刘昱枫在评价《闲居录》的文学价值时，认为其叙事极生动，举出的例子全部来自《渡江遭变录》的这段内容，这反而突出了《渡江遭变录》与今所谓《闲居录》其他诸条目的异质。在文本形态上，《渡江遭变录》乃一大段连续的文字，逐日记录作者见闻，首尾具备，自成一体，而《闲居录》则是由杂驳短小的许多条目组成的一部笔记小说。
综上所述，从记事内容与范围、宋人文体观念与著录分类情况、文字风格与文本形态等方面来看，《渡江遭变录》与《闲居录》乃绝不相同的两部作品。另外，从当时的著述风尚来看，《渡江遭变录》应是南宋中叶“纪事本末”体出现前夜集中涌现的如《建炎复辟记》之类的“记一事本末之书”中的一种，而《闲居录》则是更标准、传统的士大夫笔记。《渡江遭变录》应不是《闲居录》的一个条目——从现存情况来看，《闲居录》诸条目少则十数字，多不过二三百字，无法想象完整的三卷本《闲居录》中，会有一超过八千字的条目占去一整卷。
既然《闲居录》与《渡江遭变录》乃二书，李心传与徐梦莘为何会将这段文字一概称为《闲居录》？本文推测，此二书应经历了一个由分到合的过程。
《渡江遭变录》在隆兴二年（1164）十月由朱胜非之子朱夏卿进呈朝廷：
孝宗隆兴二年十月三日，右朝请郎、直龙图阁、权发遣两浙路计度转运副使朱夏卿状：“先父观文殿大学士、左光禄大夫致仕胜非手录《渡江》《复辟事迹》各一帙，乞令本家善写投进。”诏从之。
此段材料显示，此时的《渡江遭变录》乃是一单行的作品，而上文提到的几处宋人著录、评论《渡江遭变录》的情况也说明，它曾作为一部独立的作品流传。汪应辰淳熙三年（1176）去世，而现在的研究认为《中兴遗史》至晚在淳熙年间已修成，这显示单行的《渡江遭变录》在乾、淳时期曾流于世。在此之后，《渡江遭变录》便只存在于目录书中。从此后人们对《闲居录》的引用和评论情况来看，《渡江遭变录》应在孝宗朝之后与《闲居录》合二为一了。除了《会编》与《要录》，朱熹（1130—1200）曾云：“朱丞相《秀水闲居录》自夸其功太过，以复辟之事皆由他做，不公道”；刘克庄（1187—1269）说：“《秀水闲居录》，非笑勤王诸公，若以为无寸劳者”。根据二人言论所反映出的《闲居录》内容来看，此时的《闲居录》已将《渡江遭变录》包含在内。《会编》于绍熙五年（1194）十二月修成，但编纂此书应耗时不少，上推数年便是淳熙年间，那么《渡江遭变录》与《闲居录》合并刊行或传抄的时间，可能在淳熙、绍熙之际。至于合并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这两部作品都出自朱胜非笔下，且都卷帙短小。
综上所述，《渡江遭变录》与《闲居录》本是朱胜非所作的两部不同内容、类型的作品，二书曾分别流传于世并被著录。到了淳熙、绍熙之际，《渡江遭变录》与《闲居录》合并，并以《闲居录》之名留存于世。
此前，无名氏的《建炎复辟记》被认为是当年诸多记载苗刘之变作品中唯一留存至今的作品，经过本文的分析，如今已可恢复另一部专记苗刘之变的作品《渡江遭变录》之大概。
《渡江遭变录》乃朱胜非记录苗刘之变始末的作品，起自建炎三年二月的维扬之变，终于四月朱胜非罢相赴洪州上任。虽然《渡江遭变录》因太强的主观色彩与许多史实错误而被当时人批评，但时任宰相的朱胜非在其中逐日记载了本人的见闻，尤其保留了苗刘之变期间宋廷高层人物活动的大量史料，其中不少内容都是孤证，因此，这部笔记仍是研究苗刘之变乃至南宋初年历史的重要材料。
《渡江遭变录》于隆兴二年进呈之后为世人所知，并被当时的藏书家著录。到了淳熙、绍熙之际，《渡江遭变录》与《秀水闲居录》合二为一，并继续以《秀水闲居录》之名流传于世，曾单行于世的《渡江遭变录》开始淡出人们的视野。宋代以后，完整的《秀水闲居录》已不存，原本被包含在其中的《渡江遭变录》亦彻底为人遗忘。幸运的是，结合宋人对《渡江遭变录》的著录、评论以及《要录》与《会编》记苗刘之变时所引用的《秀水闲居录》文字，我们得以发现后者恰好是原《渡江遭变录》的大部分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