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中国最重男轻女的地方，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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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海 ，出品：浪潮工作室

中国人重男轻女，一直以来都是公认的事实。从逢年过节女孩不能上桌吃饭，到父母只愿意把家业留给儿子，再到过去残忍地溺死刚出生的女婴，相信不少人都能痛陈自己家乡的劣迹。

如果非要对各地重男轻女的程度分出个高下来，出生性别比算是一个可以用来参考的指标。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显示，出生人口性别失衡的重灾区是：海南（129.43）、广东（129.49）、福建（125.71）、贵州（126.20）、江西（128.27）、湖南（125.78）、安徽（131.07）、河南（127.64）， 基本上从南向北打成一片。

2015年3月29日，福建漳州岩溪镇，几名越南新娘在聊天 / 视觉中国

出生性别比还能从侧面反应父母生男生女的意愿 。 要是你看福建的第一孩出生性别比，只有112，不算很高。它意味着每出生100个女孩，就会出生112个对应的男孩。但是福建第二孩的性别比却达到了148.77。第三孩性别比更恐怖，达到了240.06。再比如安徽的第三孩数据，每出生100个女孩，就有246个男孩跟着出生。如果不是人为的性别干预，绝对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数字。

为什么是这些地方出现性别失衡？为什么他们要重男轻女？人们通常的理解是越穷的地方越爱儿子，但这不能解释广东这样的富庶地区对儿子的偏好。

我们知道中国过去一直是一个农业社会，农业生产一般只是单纯地需要干体力活，而男性在体力活——也就是需要“肌肉”的工作上具有比较优势，因此男性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家庭农业劳动不可替代的一部分。这同时导致女性在家庭中只能靠边站，相对地位低下。

在前现代社会，除了中国之外，肌肉决定男女地位的现象基本上是无处不在。2013年，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阿尔贝托·阿莱西那(Albert Alesina)等几位学者研究发现，历史上那些使用犁耕作的地区，当代女性劳动参与率、政治参与度就会越低。而使用锄头耕作的地区，女性受到的歧视就会少得多。这是因为，犁需要强壮的上半身力量，男人更适合。锄头只需要手持，女的绰绰有余。不同的劳作工具导致不同的劳动分工，进而影响男女地位。

中国的邻国印度如今也面临着严重的性别失衡问题。2014年，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爱丽安娜·卡兰萨(Eliana Carranza)研究发现，印度那些适合深耕的低密度粗质土地，被男性劳动力主宰，因为深耕不可避免需要更多的体力。而在深耕土地上，女性的工作机会越少，她们对家庭的经济价值也越低，最后性别比就失衡了。

印度，扒粮的女人 / 视觉中国

那么中国哪些地方更青睐肌肉呢？耶鲁大学华裔经济学家钱楠筠(Nancy Qian)告诉我们，这要看当地爱种什么农作物。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种植经济作物开始变得有利可图。钱楠筠研究了黄河以南14个省（包括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等）共1621个县的数据，时间范围设定在上世纪80年代。

钱楠筠发现中国那些种茶叶的县，女性地位要更高，选择性堕胎、杀女婴更少。 而种果树的县，重男轻女依旧盛行。因为采摘茶叶需要小巧而灵活的手指，成年女性有比较优势。而采摘果树需要身高和体力，使得成年男性有比较优势。如果保持男性收入不变，成年女性收入每提高7.7美元，就会使得女孩存活率提高1%。

2013年5月10日，福建安溪县，工人们对春茶进行晾青工序 / 视觉中国

不过，茶叶依然不能解释像福建安溪之类的茶叶生产大县，为什么重男轻女之风不绝。想弄清中国哪里重男轻女最严重，为什么严重，光看经济因素可远远不够。

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严重的地区，往往也拥有最眼花缭乱的重男轻女习俗。 比如身处福建闽南地区的人，或许都认识那么一两个叫“招娣”（招弟）的女人，取名的父母希望女孩能带来一个儿子。闽南语里另外一组同音字是“灯”和“丁”，要是女儿年内出嫁，娘家就要在元宵节前买绣球灯送到女婿家，祈祝早日“出丁”（生儿子）。

再比如江苏苏北地区，至今一些家庭在过年时仍然不让女性上桌吃饭。而广东潮汕地区的女孩过去如果嫁作人妇，要把丈夫的父亲叫做“阿公”（祖父），把丈夫的母亲叫做“阿嬷”（祖母），把丈夫的哥哥叫做“阿伯”，俗称“潮汕女人小一辈”。

2015年2月25日，广东省汕头市，清一色男丁参加春节祭祀活动 / 视觉中国

无一例外，重男轻女习俗难移的地区，女性都曾经处在可有可无的地位，生活重心围绕着男性展开——换句话说，父系家庭体系保留得最完整。父系家庭体系意味着只有男性需要负责养老送终，只有男性能继承财产，只有男性可以延续家族姓氏，只有男性有资格处理祭祖和丧葬仪式，女性只有嫁入男方家里生孩子的份（从夫居）。

所有这一切都限制了女性的能力，减少了家庭对生女儿的偏好，降低了对女儿的投资。 虽然在1949年-1976年之间父系家庭体系受到严重打压，但父系家族体系还是顽强地存活了下来，并且在福建闽南、江西赣南、广东潮汕等一些地区重新焕发生机。

到21世纪初，福建、江西有五成以上的村新修了族谱，六成以上的村新修了宗祠。重建后的宗族开展了各种活动，包括修祖坟、管理祠堂、操办红白事务、调解族内纠纷、对外保护族人甚至不惜发动族际械斗。与之相反，河北、山西等北方省份宗族活动基本上算是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