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这些年来，努力打造为“国际都市”，城中也出现了外国人聚居区）
世界上恐怕再没有一个地方，比中国更喜欢建设“国际大都市”了。在近二三十年里，这几乎是一种全民发烧的流行病。
2010年公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显示，有多达183个城市宣布要建“国际大都市”，655个城市正在“走向世界”
，而重视城市的国际形象，几乎是所有中国城市主政者的共识。
这种热情乍一看颇有些令人费解，毕竟其中许多满怀雄心的城市，在国外差不多无人知晓。但当今中国的现实之一是：
“国际”一词差不多是当形容词来用的，用以表示价值的提升
，犹如一个国内影星被加冕为“国际影星”之后，俨然身价上了一个档次。这种对“国际”和“世界”话语的偏好，也显示出中国人内心深处急于获得认可的焦虑感。
这些年来高喊的“与国际接轨”，和更早出现的“走向世界”一样，都是这种焦虑感的明证——仿佛中国原本不是“世界”的一部分似的。这种概念上的混淆起于晚清时梁启超笔下：虽然中国明明是世界的一部分，但很多时候人们所说的“世界”却不包括中国，一般指的是中国以外的世界，甚至就只是特指西方世界而已。人们隐约觉得，“世界”实质上就是“西方”体系的另一种表现。罗志田正确地指出，
近代以来中国人那种“进入”世界的持续愿望和努力，其实非常接近于日本人当年所谓“脱亚入欧”的意思
。
分辨清楚这一点极为关键。这意味着在中国人的潜意识中，“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国际化”，甚至“开放”，都是有着特定涵义的——它不是面向那个地理意义上的全世界，而不如说表达了一种急切的希望，想通过自我提升，将自身的总体表现达到和欧美同一水准的程度，跻身于“文明世界”。
这实际上是和早先毛时代的“亚非拉朋友”话语的一个逆转和决裂——否则为什么没有人觉得毛时代和亚非拉的友谊也是“走向世界”和“与国际接轨”呢？
在这种心态和潜意识中，建设“国际大都市”也就意味着一种强烈的渴望和焦虑，即获得西方世界的认可，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地招商引资、全民学英语，以及对文明素质的强调。
正因为对“国际化”有着如此狭隘的理解，所以并不奇怪的是：“国际友人”经常对中国为建设国际大都市而付出的努力感到不理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老外对北京胡同的消失颇感遗憾，而上海为了世博会而提倡市民不穿睡衣出门也令他们费解——在一些老外看来，这与其说是不文明行为，不如说是一种有地方特色的市民文化。
吊诡的是，
虽然一直在高喊，但中国人对真正的“国际化”实际上并无思想准备
。犹如寓言“叶公好龙”所说的那样，当真的龙出现时，叶公意外地发现它并非自己原来所设想的那样，反倒惊骇不已。
与中国人预料的相反，当一个大都市真正对境外人士产生极大吸引力时，它最可能吸引到的常常是希望到这里寻找发展机会的贫穷移民，而不是（至少不只是）衣冠楚楚的投资者和银行家。
这种情形在不少中国城市已经发生。在广州已经有一个庞大的非洲黑人聚居区，因其住户的肤色而被称之为“巧克力城”，确切人口数很难估计（因为住户流动性很大），一般估计在10-20万之间。这些事实上的常住居民大多是怀揣“中国梦”来到这里寻求发展机会的，从事各种不同行业，大多是为本国进口中国制造的小商品，但也有人进行贩毒等活动。此外，非法滞留、斗殴等事件也时有发生，一些本地住户则纷纷逃离那个片区。在义乌的外籍人士中，最大比例的也不是来自欧美，而是来自非洲和中东等第三世界国家；在北京和上海，如今为月薪三千而求职的罗马尼亚姑娘或菲律宾小伙子也并不鲜见。
（义乌吸引了大批中东商人）
这一幕实在来得太快。仅仅十几年之前，中国还是个贫穷国家，但到2009年，至少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城市的人均GDP都已超过1万美元，2011年全国城市人口迈过了50%的界线。这十多年来，中国城市面貌变化之剧，比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城市五十年间的变化还大。由于眼睛一直看着西方，很多人并没关注到亚非拉的流动人口已经从后门进入中国城市。
这一进程在未来只怕还会愈加明显。
其实战后的欧美大城市，大部分也都是这样“被国际化”的
。德国的经济繁荣曾吸引大批土耳其人移居，这使德国人心理上十分不舒服，联邦委员会1977年的报告中特别指出“德国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只是那些最终还会自愿回到自己国家的外国人的居住地”，6年后还通过法案来“帮助外来工人作回国准备”。
英国伦敦也一样，虽然它的2012年奥运会主题倡导多元文化，但其实当年决非是以那么慷慨的方式张开双臂的，而仅仅是心不甘情不愿地被国际化了。
许多英国白人怨恨这些外来移民，甚至至今仍觉得多元混合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有时对英国居然变成这样一个多族裔的、不纯粹的国家而感到强烈不满——而这，却是“被国际化”所带来的必然后果
。
除了美国之外，这种难以适应“属于一切种族的国家”的概念、对新来的穷人感到不爽的心理，实际上普遍见于战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用当年加拿大移民局一个官员的话说，他觉得难民对于该国来说，“半个都嫌太多！”那时如果一个具有国际级造诣的加拿大籍艺术家选择住在祖国，甚至会遭到同胞满是讶异与质疑的诘问：“如果你真的这么厉害，你怎么还会待在这里？”
此情此景，与当下的中国何其相似——除了中国人那种急切与世界拥抱的渴望。但
这种渴望并不代表中国人已经对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存在做好思想准备
。虽然常喊着要“国际化”、要交流，但当家门口真正出现多元族群混居时，很多国人的本能反应意味着，他们内心其实是把“多元”看作“混乱”和“不纯粹”的。因为虽然常说“五十六个民族”，但中国其实却是一个单一制的国家。
对很多（也许是大部分）中国人来说，“中国人”这个概念仍然不是“公民身份”意义上的，而是族群、血统意义上的——一个中国人哪怕加入了美国籍，但仍可能以“我的中国心”自许，并被视为中国人；而一个黑人即便生长在中国，也有中国国籍，还是被看作“黑人”而非“中国人”。
虽然在义乌，许多中东来客感觉十分自在，甚至想申请中国的绿卡，但无疑，在大部分中国城市，人们还不习惯看到一个十几万人口的黑人移民聚居区。上海的混血女孩娄婧只因其黑人血统的肤色，2009年在网上引起激烈争论，被加以种种辱骂，虽然她自出生以来就一直住在上海，是个地地道道的上海女孩。这种争论，在早已习惯了社会多元的国际都市纽约，恐怕是无法想象的。
